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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柳平点点头：“五儿，你说的有道理，现在人们不想搞这个计划生育，就是怕没儿子，到了老了却没有人养活呀。刘三明已经有了七个女子，可他一直还想要个儿，就是这么想的。”
　　“马书记在家吗？”这时院子里有人高声问。
　　“谁啊，他在家，你进来吧！”吴永霞高声应了一声。
　　屋门推开了，进来一个戴着眼镜的、四十多岁的中年人，年龄不算太大，可他两鬓的头发已经有些苍白了。
　　不是大队小学校的校长王群、王老师吗？他来干什么因为是这次的计划生育涉及到了他家的什么人？吴永成看着进来的王群老师，心里暗自忖摸。
　　“王老师，你有什么事吗？快请坐。”马柳平连忙起身和王老师打招呼。
　　“马书记，咱们的这学校快办不下去了。都快没老师上课了！我都成了光杆司令了！你们大队的领导们快点商量一下，想个办法吧？要是咱的学校停了课，这可不是个小问题啊！”
　　“怎么回事？咱们学校为什么要停课？怎么就能办不下去了呢？老师呢，咱们学校的老师都去哪了？”马柳平一听，坐不住了。
　　鱼湾大队的学校现在有三个老师，都是三个男的，一百多名学生。这个学校已办起快三十年了，村里的不少中年人，都是在这个学校的小学里，度过他们的童年时代的，也是从这个学校学会了认字、算术等等知识。像马柳平、吴永霞等年轻人就是从这个小学毕业后，到公社上的初中。
　　大家对鱼湾小学——这个母校都有着深深的感情。如今听王群老师说学校快办不下去了。又如何能不着急？
　　王群老师接过吴永霞倒的一杯热水，喝了一口后，慢慢讲起事情的前后过程。
　　学校里现在有包括王群老师在内的三个教师。只有王群老师一个是国家公办教师，由国家财政每月发工资。其它两位老师，都是家住在本村地大队民办教师，年龄都在三十岁上下。
　　在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前，能在大队学校里当个民办教师，那可是一件最美不过的好差使：每年除了寒假，暑假两个假期外，大队一年给他们记二千六百个工分。公社每个月还补贴六块钱。要是在假期里。愿意跟上生产队集体到地里出工，大队再给他们单独记工分。这样算下来，一个民办教师全年挣的工分，比一个大队最好的劳力还要挣得高，别人那还要好好地干哪！所以学校里的民办教师们，也就能安安心心地给孩子们上课。
　　可是自从0四月。全公社推行了“包产到户“生产责任制以后，民办教师的处境马上就变得极为尴尬：既然是推行了“包产到户”责任制，那么大队也就不再组织社员们集体出工；民办教师每年所挣的二千六百个工分，自然也就不存在了。只剩下公社补贴的每月六元钱。
　　那两个民办教师家里也有了地。他们又要种地、又要教书，实在是精力分散得太厉害。更何况，这两位教师教书教了多少年，地里地农活早就生疏了不少；体质又不行，家里负担都还不轻：一个家里有五个小孩，一个有四个小孩。种地把式不行，家里也缺劳力。在学校教书。靠公社的每月六块钱，实在是难以维持生计。只好向学校的王校长提出了辞职的申请。
　　吴永成在一旁听了王群老师的一番话。脸上也有些动容。
　　民办教师一直是中国教育多少年的一个特色。它是因为农村教师大量短缺，不得已才出现地一个畸形产物。直到十几年后。在乡镇、农村，不少民办教师还一直担负着全国广大农40——50％的教学任务，工作量相当大，而报酬是非常的低。在吴永成前世时，他曾包过几个村，也了解了一些民办教师的苦衷：民办教师一般均为农村户口。在九十年代，每月的工资也只有七、八十元钱，相当于当时国家公办教师的十分之一。而所承担的教学任务，却比县城学校的公办教师要多得多。
　　大、中城市学校的小学。各门学科都有单独的老师上课，学语文地只教语文，学美术的只负责教孩子们画画；而农村地教育却是多数为复式教育。有些小山村的学校里，一间教室、二十几个学生中就可能有一年级到五年级地学生。一块黑板、五个年级的授课内容，而教师却只有一个。从语文、算术、音乐、美术、自然、体育等等。凡是已开设的一至五年级的课程，都是他一个人来承担。也可能农村的教学质量的确不如城市的教育。但在当时缺乏大量教师的情况下，正是这许许多多地民办教师，成为山区孩子们的启蒙教师：教他们认字、算术，教他们认识外面世界地精彩。其中有不少的杰出人才，在他们的启蒙教育下，插上知识的翅膀，飞向了祖国的大江南北。
　　民办教师为这个世界付出了许多艰辛，可他们得到的却很少、很少。很多人穷困倒、默默度过了一生；而不少人累倒在了讲台上，身后留下的，只是一个清贫如洗的家和失去了亲人的孤儿寡母。
　　“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牛奶和血”，是他们的真实写照；“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是他们的精神缩影。
　　马柳平为难地说：“全县的情况都是这样啊，咱们能有什么好办法啊。王老师，你先回去，我们大队的几个干部先商量一下”。
　　王群老师走后，吴永成向马柳平建议：“三姐夫，这老师的事情可不敢马虎，咱大队的孩子们全靠他们，咱鱼湾村的将来也得靠他们。我有个想法你听听，看行不行？咱大队每个月拿出二十块钱补贴他们那两个民办教师。其中十块钱是固定的，每月发；另外十块钱，就作为奖金，只要那个老师的教学成绩，在全公社的考试中，能进入前十名就奖励他。这样一来，他们的收入和公办教师的工资，也差得不是太多。至于他们家里的地，由大队每年派人帮助耕、种。让他们能安安心心地教书。咱大队每年也不在乎这两个民办教师的补贴。要是以后大队的公司能挣大钱，就把他们的补贴提得再高点，和公办教师的待遇一样。如果教得好，甚至还可以更高。”
　　第二卷　发展　第十章　大头和小头的问题
　　吴永成对马柳平说：“如果下一步咱们大队的贸易公司发展得好了，能挣了大钱的话，大队的集体积累也就能增加了不少。咱们到了那个时侯，还可以再提高一下咱村里的民办教师的工资待遇。不然像他们现在这样，的确也过得太苦了。”
　　“是哩。”吴永霞在旁边马上接过吴永成的话音：“你们看看刚才进来的王群、王校长，才四十来岁，那头发就成了那个样子。那都是操心多、累成那样了。他们长年四季也没个歇空：晚上爬在桌上备课、改作业；白天还要给孩子们上课。下了课，担心学生们小，像个老母鸡一样，还要四下里照料着，生怕出点什么差错。要是孩子们有点什么事，他们就不好向社员
　　马柳平托着下巴，感慨着说：“刚才听了王校长的话，我心里也不好受。这也是怪我早些时候，就没想到这个问题！今年后半年，光顾了给大队搞喷灌、办公司的事情了。就连咱大队实行了‘包产到户’责任制后，那两个学校的大队民办教师的问题，也没有顾得上好好地考虑一下。光想着怎么才能让大队的社员们，早点富起来。把咱们的老师就给忘得干干净净的了。唉，咱们几个小时候也都是在这个学校上的小学，王老师也给咱们上过课。可还没几年，就忘记了老师们的恩德。真是不应该呀！干脆这样吧，五儿刚才说地每个月补二十块钱，就全给他们补上吧，也不用再拿出什么奖金了。王校长也给他每个月补上五块钱。大队拿出这点钱，还是不在乎的。”
　　“还是有个奖金比较好。”吴永成提醒他：“每月给一点奖金，搞个激励机制，才能鼓起老师的上进心。你小心好事变成坏事，再把学校也变成‘大锅饭’。现在国家还一个劲地反对‘大锅饭呢！”
　　“对。对，对，咱不要搞什么‘大锅饭’！”马柳平被自己的慷慨举动也感染了：“那咱再搞它个激励机制。那个二十块钱就那样，每月工给他们补上。大队再拿出几个钱来作为奖金。包括王校长在内，他们谁教的课，在全公社的统一考试中能拿到第一。就奖谁100；进了前五名的奖八十元；进了前十名奖五十元。你们看这个意见怎么样。要是行的话，正好今天晚上我们大队开会，我就和他们商量一下。”
　　看来这鱼湾大队地贸易公司，后半年是挣了不少钱呀！吴永成看着他三姐夫马柳平一副财大气粗、满不在乎的样子。他不清楚大队的家底。不知道到底挣了多少钱。刚才也是联想起民办教师的艰难处境，忍不住提出要大队每月给民办教师补二十元钱。但又担心马柳平舍不得，便特意强调，其中的十元是作为奖金，随机性的。只要教学质量提高了，才能得到。这样一来地话，民办教师每月有二十五元的补贴。再加上地里的其他收入，应该和国家公办教师的工资差不多。当时一个刚参加工作的师范学校毕业的老师。每个月工资才三十二块五毛钱。
　　没想到马柳平比他更大方，直接就每月给两个民办教师加了二十元。连公办教师王群校长，也有每月五元的补贴。给教师的奖励更是出乎人意料的高。如果能在一学期一度的全公社统一考试中，得到第一，那就意谓着半年、一个人就能拿到一百元地奖金。这还只是单科成绩，如果所教两、三个年级的两门主课语文、算术都得第一地话，那就有五、六百块钱的奖金了。


　　天呐，这可创全国记录了。
　　我记得一九0全国科技进步奖地一等奖才是五百元的奖金。就这五百元，获奖者还不能一个人独享。领回去肯定是大家平分。上至研究所的几位所长、副所长、党委一班人，下至图书室的、资料室的、烧锅炉的、看大门的。还有和自己一起搞研究的同一课题组、其它有合作地课题组的，七扣八分下来，获奖者倒贴不进去几个钱，就算万幸了。因为你到手地几块钱，还要再买点喜糖、瓜子之类的。你获了国家一等奖，总得让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你的喜悦吧？买几块钱的糖和瓜子不算过分吧！
　　大家还别不相信，在那个时代，这些都是确有其事的：奖金分给领导，理所当然：没有单位领导的支持，你能干成什么？分给所勤，诸如资料室、烧锅炉、看大门的、食堂的等等这些部门，你也应该呀！没有后勤保障，资料从那来？你不吃饭、不喝水、不需要取暖、不需要安全保卫吗？只有后勤保障了你的这一切，你才能搞什么研究！至于其它有过合作的课题组就更不用说了，反正他获了奖，那奖金也给你留一份，即使这两年你出国不在单位！
　　就连获奖者本人，也认为这种做法无可非议。一来只要他的研究成果能获得国家认可、社会认可，那就说明他的心血没有白费；那就是他辛辛苦苦几十年来收获的最大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