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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了内院，左右都是嫡系，倪嗣冲说话更加肆无忌惮：“大帅，眼下天下大乱，民无所归，捷足者先得。如今北洋各镇新军正在滦州秋操，只要大帅登高一呼，诸军挥戈南指，京津直隶唾手可得。或挟天子以令诸侯，或黄袍加身自开新朝，大事须臾可成。这个时候，大帅你可不能犹豫！”
袁世凯背影一僵，半晌才转过身：“我袁某世受国家恩遇，安能行此悖逆之事？丹忱，这里都是深交故旧，信口开河倒也无妨。倘若在大庭广众之下大放厥词，岂非陷袁某于不忠不义之地？此种大逆不道的话语，以后休要再说！”
众人被训斥得一时语塞。
倒是实业家王锡彤毫无顾忌，朝袁世凯拱拱手：“当今朝廷亲贵用事，贿赂公行，亡国指日可待。即便湖北新军不闹事，大帅出山匡扶社稷，能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吗？”
袁世凯沉吟良久，才摇摇头：“不能。如今朝廷积重难返，亲贵遍布中枢，稍有改革便触怒当权，动辄得咎，任谁也是无计可施。天之所废，谁能兴之？”
王锡彤不客气地反问道：“那大帅为何还要匡扶清室？”
袁世凯冲京师方向拱拱手，一脸忠义之色：“既然时势如此，袁某唯有托孤受命、鞠躬尽瘁，做个大清的死臣，以报皇天后土之恩！”
王锡彤道：“秦汉以来专制王朝，从不允许有功高震主的大臣，即便周公、霍光之类的纯臣也难逃谤毁，何况大帅与皇室颇多过节？古代君臣同是汉族，尚生仇隙，何况大帅与皇室汉满异族？只怕最后不仅做不得忠臣，连自己身家性命也难保！”
袁世凯勃然变色，大声说道：“我已经五十有三，不能再做革命党，我也不愿克定、克文等子孙辈做革命党！”
倒是边上一直没说话地赵秉钧琢磨出了袁世凯的心思：“丹忱兄所言之举风险极大，大帅弃之不用，乃是洞见一切！”
倪嗣冲有些不满：“北洋各镇都是大帅一手带大的，对于大帅奉命唯谨，简直是如臂使指。内阁里除了皇室载颋、载泽、载洵、溥伦那几个废物点心，学务大臣孙元起只会教书唬弄洋人，陆军大臣荫昌只能指挥动身边几个仆人，司法大臣绍昌、理藩大臣寿耆就会耍嘴皮子功夫，邮传大臣盛宣怀已经垂垂老矣；而至关重要的总理大臣奕劻、协理大臣那桐和徐世昌、外务大臣梁敦彦等四人都是大帅的至交好友。如此内外齐心，能有什么风险？”
赵秉钧道：“丹忱兄可谓‘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首先，正如大帅先前所言，项城袁氏世受国家恩遇，如果学曹孟德从孤儿寡妇手中取得天下，肯定要被后世诟病的。
“其次，虽然大帅在北洋新军中恩泽颇深，可军中元老姜翰卿（姜桂题）、冯华甫（冯国璋）等人的心思我们还没有吃透。万一举事，他们要跟我们对着干，怎么办？
“第三，尽管大帅在内阁中颇有亲旧，可是各省清廷旧臣还有许多，比如两江总督张千里（张人骏）、东三省总督赵次珊（赵尔巽）、云贵总督李仲仙（李经羲）、陕西巡抚升素庵（升允）等均具有相当的实力。我们一旦操之过急，很有可能成为天下督抚的众矢之的。
“第四，北洋军力目前还没有进入长江以南，即便我等辅助大帅问鼎成功，那也不过是江北半壁，南方仍需要用兵讨伐。
“第五，南方如今立宪之风浓重，未来究竟如何，尚未可知。我等不如辅佐大帅先表面维持清室，坐山观虎斗，看看朝廷和南方立宪派、革命党究竟谁更厉害，他日可以坐收渔翁之利。”
袁世凯深深地看了赵秉钧一眼，笑骂道：“奶奶个熊的，看来你们都是黄汤灌多了。老子能不能咸鱼翻身还八字没一撇呢，你们倒替老子操心起来了。咸吃萝卜淡操心！赶紧滚回去睡觉去。”
众人其实笑道：“大帅，属下真的喝多了，这就回去躺尸！”说罢一哄而散。
就在彰德府洹上村众人喝酒听戏的时候，在湖北武昌谘议局，革命党人也在筹划着未来的打算。不过相对于袁府诸人的老谋深算，这些革命党人简直幼稚的可笑。
当然，这也不能怪革命党人。孙中山等人最初在建立兴中会、同盟会时，就只想着摧毁旧制度，没有想过如何建设新国家。后来经过汪兆铭等人的提醒润色，终于提出了施政纲领，但同盟会从上到下没几个人有从政经验，写出来的“三民主义”倒有大半属于纸上谈兵。
武昌起义，最初不过是革命党花名册被清廷查获，几十个心虚的青年兵丁害怕逮捕被杀而冒死一搏，谁想最后居然闹出了那么大的场面！
参与革命的青年军人都是些小兵，正军校（类似于今天的连长）、副军校（排长）之类的下级军官都没几个，更不用说正参领（团长）、副参领（营长）之类的中级军官。等第二天攻下湖广总督衙门之后，他们在兴奋之余也有些惶惑：捅了那么大篓子，这该如何收场？

第二五一章一声震得人心恐（中）

湖广总督衙门是本次起义的重点攻击目标，枪林弹雨之中早已面目全非。等武昌全城底定，需要成立湖北军政府时，才发现衙门已经根本不能用做办公场所。商议之后，大家决定征用未受池鱼之殃的谘议局大楼。
带着硝烟味的新军头领来到谘议局，发现局中人早就作鸟兽散，只有议员沈维周被留下来看场子。见一群丘八杀气腾腾走进大楼，沈维周心惊胆战地迎出来，又是敬烟又是作揖：“不知诸位到此有何贵干？”
蔡济民不仅是革命团体文学社社员、共进会会员，而且还是第二十九标的副军校（排长），算是起义军人中少有的“头面人物”。此时排开人群，上前说道：“不知先生如何称呼？”
“在下沈维周，字歧生，巴东人，忝为湖北谘议局议员。”四十岁左右的沈维周恭敬地对一群小伙子自我介绍道。
蔡济民“啪”行了一个军礼：“你好，沈议员！我等是革命军人，已于上午光复武昌，现有三件事向你宣布：第一，借用贵局设立湖北军政府。第二，恭请贵局议长汤先生出来工作。其三，请贵局派人接受武昌财政机关，并负责军政府经费开支。以上。”
沈维周牙痛似的呻吟道：“这位长官，如今谘议局众人已经星散各处，您说的实在是——”
“这么说来，你是不答应喽？”蔡济民手有意无意地放在了腰上佩枪的位置。
沈维周浑身一激灵，连忙改口：“我的意思是，如此大事。岂是沈某一介议员所能决断？我们应该请汤议长出来才好拍板。”
蔡济民神色冷酷：“陈树三，陪着这位沈先生去请汤议长。如今革命军兴。万事火急，可不要让大家等太长时间。否则，哼！”
一声冷哼，让沈维周脊背上直冒白毛汗。
陈树三，名叫陈磊，字树三，目前就读于孙元起创立的湖北高等工业学堂。他很早就参加了革命工作。如今武昌城头飘扬的九角十八星旗，就是他和赵学诗、赵师梅兄弟一起制作的。他不太出名，可他的亲兄弟一大代表、革命烈士陈潭秋，大家一定不陌生。
陈磊二话不说，便陪着沈维周去找汤议长。
所谓“汤议长”，本名汤化龙。字济武。湖北蕲水人，日本政法大学毕业，现任湖北谘议局议长，是立宪派的一员健将。1910年在北京举行各省谘议局联合会第一次会议，他被推为会议主席。汤化龙倒也不难找，此刻就猫在家里。听说革命党找他出来做事，自然死活不肯：“这种掉脑袋的事如何能做？我不出去！”
因为干系自己身家性命。沈维周在一旁苦劝不已。同是谘议局议员的胡瑞霖不知出于何种考虑，也劝道：“济武，你老在家中藏着不出去也不是事儿啊！依愚兄之见，倒不如挺身而出，直接告诉那些革命党，说‘文人不知治军理财，还请另选高才大能，以免耽误大事’。或许还可以脱身。”
胡瑞霖的意思很明白：出去帮革命党做事，以后清政府反攻倒算。只是可能掉脑袋。但这群革命党都是愣头青，你在家里藏匿不出。他会以为你抗拒革命，没准现在就把你崩了！两者权衡，倒不如现在出去敷衍一番，将来的事将来再说吧。
思忖良久，汤化龙只好带着七八个议员来到谘议局。等他抵达时，商议内容已经换成了当前最迫切的问题：推举谁来担任湖北军政府的首脑？
其实在武昌起义半年前，文学社、共进会等团体召开会议时，也曾提到革命成功后该推举谁担任临时都督的问题。当时革命团体的领袖，刘公也好，孙武也好，蒋翊武也好，尽管在革命过程中各自做出了重要贡献，但论威望和能力，都还不足以服众，难以领袖群伦。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倒是个不错的选择，只是孙中山远在海外，短期不可能回国；想请黄兴等人来主持大局，可人家又看不上九省通衢的中部省份，一直迟迟不来。商议来商议去，他们推出了一个人选：黎元洪。
黎元洪，字宋卿，湖北黄陂人，早年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甲午海战后，得到张之洞赏识，便跟随来到湖北训练新军，现任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类似后世的旅长）。他为人谨厚，治军严格，对士兵比较宽和，尤其善待从军的青年学生，所以无论底层士兵还是革命党人，对他都颇有好感。
在革命党看来，推举黎元洪有三个好处：第一，黎元洪是清末著名将领，推举他出来可以慑服清廷，号召天下，增加革命军的声威。也可以避免清廷给革命军冠以“叛军”“土匪”的罪名，使得各省不明真相，出现无人响应的局面。第二，黎元洪是湖北人，是鄂军将领，他出来可以号召湖北士绅、鄂军部署附和革命。
第三，黎元洪虽然出身行伍，但颇有文化，能文能武，容易合作，也有能力领导革命。
当然，还有一个心照不宣的好处，就是文学社和共进会的三位首脑地位差不多，如果从中选一位，必然导致其他两位心中不满，难以摆平，索性不如推选一个外人，可以暂时避免出现内部争权。
武昌起义当晚，接连发生一系列突发事件，刘公远避汉口，孙武受伤住院，蒋翊武被迫离开武昌，起义队伍群龙无首。推举谁来担任湖北军政府的临时都督，便成为起义成功后最迫切的问题。
汤化龙听到这个问题，沉吟良久：
说白了，临时都督就是个马桶。革命一旦失败，朝廷首先想杀的就是你这个带头大哥；万一革命成功。你又会被人一脚踹开，成为楚义帝熊心、小明王韩林儿式的悲剧人物。即便如此。这个马桶也不是随便什么人就能当的：必须在清廷有名望，必须得到革命党支持，必须能号召军队……
——如果武昌城里众人能够提前知道革命会成功，此时做了临时都督，将来可以成为两任大总统、三任副总统的话，估计争这个位子的人会挤破头。汤化龙也不用这般为难，没准儿还会自告奋勇呢！
就在汤化龙搜肠刮肚、愁肠百结的时候。议员刘赓藻提议道：“你们觉得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黎宋卿如何？黎宋卿在北洋就是名将，又得到湖北军民爱戴，最是合适不过！”
刘赓藻的这一提议居然与半年前革命党商议的结果完全一致，立即得到所有在场人员的赞同。可是现在黎元洪在哪儿呢？
让我们把时钟拨到几个小时之前。
虽然革命党人对黎元洪印象颇好，黎元洪对底层士兵也宽厚有加，但并不代表他赞成革命。相反。他对革命是坚决反对的。武昌起义爆发之初。第八镇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