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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之大科学家-第35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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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复几点点头：“没错！孙先生最初产生建立中华科学院的念头，是在1904年访问英国皇家学会的时候。当时的英国皇家学会会长哈根斯爵士鉴于中英科学技术交流的困难，就建议孙先生能在回国后积极促成中国政府成立类似的机构，使得双方学者以后的交流更加顺畅便利。当时孙先生位卑言轻，而且清政府颟顸专制，这个建议最终只能无果而终。
“中华民国政府成立之后，孙先生再次兴起建立中华科学院的想法。但在擘画之初就遇到了虞兄所说的问题，科学院包不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呢？众所周知，各国的最高学术机构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像英国皇家学会那样，只面向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另一种是像法兰西学士院那样，涵盖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美国国家科学院、日本帝国学士院等都是效仿法国的。
“孙先生考虑再三，还是决定中华科学院效法英国皇家学会，只包括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其主要原因是人文社会科学水太深，不像自然科学评定标准那么单纯。而且传统人文社会科学，比如历史、文学等，里面的耆宿大儒、各种学派，孰优孰劣人言人殊，莫衷一是；而新兴的人文社会科学，比如宗教学、社会学、民族学等，在中国才刚刚起步，根本无法独立成为学科。所以中华科学院只包括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至少短期内是这样。”
欧洲分会的陆安对此甚为赞同：“中华科学院是应该只包括自然科学！毕竟自然科学更单纯些，做出来的结果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一目了然。如果别人怀疑，可以直接通过实验验证，简单直接。而人文社会科学的问题谁说得清？比如现在文学界里面，诗歌有宗宋、崇唐两派之争，南社与同光体辩论的不可开交；对于小说《红楼梦》，尊之者称为旷世杰作、有清三百年第一名著，贬之者则认为是诲淫之术，应该严厉禁毁；在文章上，则有《文选》派与桐城派的论讼，各方喋喋不休……如果中华科学院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只怕不出半年，就会被这班文人相轻的老夫子们弄得乌烟瘴气、沸反盈天了。”
俞同奎道：“我国科学界之有孙先生，实在是莫大的幸事！他不仅培养了一大批科学技术人才，把我国的物理、化学、电子、天文等学科迅速提升到国际最高水平，而且他凭借着卓绝的学识和人格魅力，成为中国科学界当之无愧的学术领袖。在他的带领和指引下，中国科学界可以避免无数内耗、少走无数弯路，科研人员也可以专心致志投身于学术研究中去。”
现在网络上经常有人抨击某某某是学霸、学阀，指责他们挤占学术资源、霸占学术成果、扰乱学术秩序、破坏学术生态等等，仿佛中国科学的落后罪责却在学霸，学霸的罪行十恶不赦一般。固然学霸学阀有其恶劣的一面，但其良好的一面也应该客观评价。比如提携后进、指引方向、避免内耗，这就一个好学霸存在的重大意义。
比如全国法学学科排名第一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它拥有两个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即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号称是人大法学的两个拳头。在2005年之前，法学院院长是著名法律史专家曾宪义，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赵秉志和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王利明虽然号称一时瑜亮，在曾教授的领导下倒也相安无事。
结果2005年曾宪义卸任，王利明出任新院长，失意之下赵秉志愤而出走，率领卢建平、阴建峰、刘志伟、王秀梅等业务骨干投奔北京师范大学，组建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自任院长。此举当时被称为“法学界震动”。尽管人大法学院自称后继有人、影响不大，可是明眼人都能看出赵秉志出走对人大法学院的巨大打击，至少让它的刑法学科在三五年内翻不过身来。
何育杰赞同道：“那是自然，孙先生出任中华科学院院长既是名至实归，也是众望所归。除他之外，谁当这个院长我都不会服气，相信科学界也不会答应！”
虞和钦又问道：“那科学院院士如何遴选？是否像日本帝国学士院一样，有名额限制？”
日本的帝国学士院，在1879年设立时名为“东京学士院”，会员定额为40人——当然，这很明显是照搬成立于1635年的法兰西学士院，包括人员数量限制。这种定额意味着学士是终身制职位，只有在某成员去世留下空缺时，才通过全体成员投票选举新成员。1906年，东京学士院改名为“帝国学士院”，定额也改为60人。1925年，定额变成100人。1947年，名称改为现在通行的“日本学士院”。到1949年，定额也改成现在通行的150人。
李复几道：“听说院士是两年增选一次。至于名额，应该没有限制吧？”
第三二四章莫谓求名沽世誉
一直在边上默默无声的夏元瑮，此时放下茶杯说道：“两年增选一次？而且没有名额限制？这不大好吧！”
“为什么这么说？”李复几反问道。
夏元瑮道：“虽然中国本土在明清以前也有科学技术萌芽，毕竟支离破碎不成系统。中西交通之后，欧洲几何学、天文学等渐次传入中国，才使得中国士大夫知道经世之外尚有此等格物致知之学。但当时士大夫以八股为进身之阶，除高头讲章之外束书不观，风气使然，科学技术依旧沦为杂学小技，不为学者所重。直到道光年间，国门为西洋坚船利炮所破，部分明智之士渐渐意识到西洋科学技术的厉害，积极向欧美各国取法以求自强。但当时所寻求的主要是造船、造炮技术，国人并不关心技术背后的科学原理。
“情况真正得以改观要到光绪前后。最初的尝试是同治末年陆续派遣四批留美幼童，目的是想让这些儿童从小开始接受西方的正规教育，通过十五年的培养能够娴熟外务、精通技术等，成为外务人员或工程师。这里面便包括对西方科学技术的系统学习。只可惜计划中途夭折，留美幼童被全部召回，让中国士子再次与科学技术失之交臂。
“第二次尝试是维新变法时期，不仅晓谕在全国成立各类中小学堂，还在京城创设了近代第一所国立高等学府——京师大学堂，里面设有算学、农学、矿学、格致学、地理学、工程学等课程。这标志着科学技术正式为国家和士子所认可。当是孙先生就在大学堂弘文励教，并陆续发表多篇重要论文。揭开了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大幕。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孙先生还编纂了全套中小学教科书以及多种大学读本，使得中国学生终于可以系统学习到最新、最先进的科学知识。
“就算不提戊戌政变到庚子国变之间的变故，满打满算，科学技术进入我国大学课程才不到十五年！这十五年间，总共才毕业多少个大学生？这些大学生又有多少是学习科学技术的？学习科学技术的又有多少能够继续从事科研工作？这些年来，每年有成千上万的年青人出洋留学，近则日本。远则欧美，不说取得博士、硕士学位，单说正规大学毕业的学习科学技术的学子又有几人？
“孙先生成立中华科学院并遴选院士，本意是对做出重大贡献的科研工作者予以褒奖，可谓用心良苦！可是现在中国的科研工作者水平参差不齐，而且普遍水平低下。水平高者如孙先生、孙夫人，乃是全世界最顶尖的科学家。放在任何一个国家当选院士都绰绰有余。而水平低者如夏某，只不过是在学校里读了几年书、写了几篇不入流的论文而已，尚未踏入学术之门。即便如此，夏某在学校也算学有所成。何况其他不如夏某之辈？
“中华科学院院士要是按照孙先生、孙夫人的标准，即便标准有所降低，只怕全国入选者也不过一手之数；若是降低标准来勉强凑数。只怕入选者在孙先生面前会汗颜无地，更会有损中华科学院的名声。既然现在都凑不齐入选人数，为何还要两年增选一次？”
夏元瑮所言极为有理。某一个人的学术水平或许会奇峰突起，但要想提高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学术水平却很难一蹴而就，这不仅需要经济和教育的发展。还需要几代人的辛苦努力。
比如真实历史中的中央研究院，它成立于1928年。在创设之初组织条例里就有选举会员（即后来的院士）的规定，但因为当时国内学术研究基础很差，还没有成熟的学者，只好暂时搁置。这一搁置就是十八个春秋，再次动议已经是抗战胜利的1946年。1948年3月，经过分组审查、一次普选和四次补选，才终于凑足了一个吉祥的数字：81。在这首届81名中研院院士中，数理组28人、生物组25人、人文组28人，都是蜚声中外的学术大师。
有人曾以此来攻击现在院士水平远不及民国，殊不知那81人（如果只算自然科学界的话，那就只有53人）是五十年科学教育才积累下来的精英，浓缩的都是精华啊！而现在呢，每两年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就要进行一次增选，每院增选人数少则30人、多则50人，如此一来，名声和影响力难免被摊薄，自然难以被世人所周知。
李复几道：“依着浮筠贤弟的意思，就是建议中华科学院暂时不评选院士喽？”
夏元瑮点点头：“正是！”
陈传瑚却道：“不妥、不妥！正因为我国现在科研工作者水平普遍低下，我们才要设立‘院士’这个最高学术荣誉称号。为什么呢？现在学生之所以更多选择法政、经济等学科，是因为毕业之后可以做官发财，而学习科学技术呢，只能当老师或者去工厂做工。在现今社会，做老师和做工都是没有前途的，他们也在这种环境下只能昏昏噩噩地混日子，浑然忘了读书时候的所学与梦想。而设立‘院士’荣誉，则相当于为学习科学技术的青年树立一个奋斗目标，让他们不至于沉沦。而且现在正值民国肇始，我们应当趁此良机为后世立下轨范，免得将来积重难返。”
李复几道：“谨庸贤弟的意思是先设立‘院士’称号，等到适当机会再评选？”
“为什么现在不能选？”陈传瑚反问道。
夏元瑮皱眉道：“难道让某些人滥竽充数？”
陈传瑚道：“不用，按照孙先生、孙夫人的标准来遴选就行。全国能找到三人就三人，能找到五人就五人，宁缺毋滥。大不了先把院士名额定为十人，以后人才辈出的时候再修改院士名额便是！”
李复几道：“谨庸贤弟建议对院士设置名额限制？”
陈传瑚道：“自然要设置名额限制！任何事物都是以稀为贵，院士名号也不例外。要是逢人就送上一顶院士的帽子，谁还把院士当一回事儿？如果把院士名额设置限制，反而很多人会趋之若鹜！”
孙元起要是在这里听到这番话必然大点其头。
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总额倒没有限制，不过每次增选都规定增选总数不超过60名，这就导致无数英豪在此折戟沉沙。但因为院士名号的崇高，这些英豪越挫越勇、屡败屡战，甚至一大批七十好几的老头子还在为此身外之物孜孜不倦的努力。如果说70出头还能理解，毕竟名利之心未死，还想负隅顽抗一次，但那些年近八旬的老先生参与这项运动又何苦来哉？比如2001年参加工程院增选的丁大钧（东南大学，78）、2003年参加工程院增选的王慧炯（国务院发展中心，78），说起来真是令人扼腕！
然而院士评选并不是因为你年长就会特别照顾，尤其是近些年，在增选的时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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