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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向教育部反应，中央学会也会为他们单独留出1个参议员名额，等待时机合适再另行补入，以免因为一部分人而累计全体选举。规定颁布之后，如果再有学生寻衅滋事，借故抗议请愿，阻挠选举进行，第一次当课以100块银元的罚款；第二次将课以500块银元的罚款；第三次则处于一个月的拘役，并剥夺五年之内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绝不姑息。
孙元起在随文件送给蔡元培的信中也申明，如果临时参议院、内阁同意自己的意见，那么自己会接受相关职务任命，暂时负责中央学会的会员互选与参议员选举；如果不同意，那不好意思，孙某能力有限，你们还是另请高明吧！
估计临时参议院、内阁也是没有别的高招，很快便顺水推舟地同意了孙元起提交的所有文件。随后，这些文件在《政经日报》、《申报》、《民立报》、《民权报》以及中华广播等媒体上以政府公告形式连续刊登，位于经世大学旁边的中国科学技术学会也挂出了“中央学会”“中央学会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学部”“中央学会会员评选委员会”“中央学会参议院选举委员会”等牌匾，标志着中央学会正式成立。
不知是因为孙元起的人格魅力，还是有关处罚规定过于严苛，公告颁布数日之内居然无人提出反对意见。而近水楼台的经世大学作为中国在校师生人数最多的高等学府，在这几天内已经先后有上千人在选举事务所登记审查，几乎占据了全国登记总人数的九成！
真正会员选举的时候，该不会是经世大学一家独大吧？孙元起不仅忧虑：尽管经世大学在中国科学界确实是一枝独秀，在中央学会中占据大半壁江山也在情理之中。但自己执掌中央学会选举大权，如果现在的7个参议员名额中，经世大学学生独占6、7人，恐怕难免为人所诟病吧？
就在这时，门人突然来报：“大人，京师法律学堂王锡銮请见！”

第三九九章系马高楼垂柳边（三）

京师法律学堂？孙元起有些疑惑：这所学校不是已经不存在了么？
京师法律学堂是中国第一所官办法律学堂。当时清政府鉴于庚子国变、帝后西狩的屈辱，开始励志变革推行新政，其中包括法律革新。光绪三十年（1904），朝廷批准成立修订法律馆，对旧有的帝国法律进行删削，并参酌外国法律，起草适合新形势下的民刑法典。
随着法律改革的全面深入，法学人才短缺的矛盾日益显露，因此培养大批汇通中西的法律人才，就成为保证全面修订旧法、推行新法的重中之重。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三月，清末著名法学家、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向朝廷上奏，请求拨款设立法律学堂，开辟了清末法政学堂创制之先声。
沈家本的奏本最终获得了朝廷的批准。经过一年多的紧张筹备，法律学堂终于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十月正式开学，为此清廷特地赏赐《古今图书集成》一部，作为法律学堂开办的贺礼。第二年，法律学堂由修订法律馆所属改为法部直属，并正式改称“京师法律学堂”。
根据《修律大臣订立法律学堂章程》的规定，学堂设专修科、速成科两种，考取朝廷各部属员入校学习，毕业后派往各省佐理新政。其中专修科学制三年，课程与当今法学院的课程极为相似；速成科学制一年半，只学习大清律例及唐明律、现行法制及历代法制沿革、法学通论、宪法大意、刑法等14门主干课程，目的是使学员在短期内成为政府所急需的法律人才。
京师法律学堂的创办，为当时中国培养了大批的法律人才，为中国法制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其所培养的人才在以后的政治及法律运动中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法律学堂只开了甲、乙两班，毕业生大概500人左右，还未来得及开办丙班便被停办，学生并入了京师法政学堂。
京师法政学堂创办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是学部以“造就完全法政通才”为宗旨而设立的专门学校，不久法部的京师法律学堂、度支部的京师财政学堂同时并入，使它迅速成为全国法政专门学堂中的巨擘。但它也没有存在太长时间，在民国元年的孙元起手中，更名为现在的北京法政专门学校。
可以这么说，京师法律学堂早已成为明日黄花，为什么王锡銮此时还要特意在姓名前冠上这个学校呢？孙元起稍稍思忖便明白了意中所指：他是代表京师法律学堂前来请愿的。该来的总会来的！孙元起深吸一口气。对门人说道：“有请！”
京师法律学堂成立不过六年，王锡銮作为该校的毕业生，孙元起最初还以为他是个风华正茂的热血青年。谁知片刻之后却进来一位三四十岁的中年人，看上去比孙元起还老态些，恭恭敬敬地鞠躬行礼道：“后学王锡銮拜见孙先生！”
——原来京师法律学堂的学生都是挑选中央各部委的在职公务员，故而普遍年龄偏大。据统计。该校第一届225名毕业生中，最年长者53岁，最年轻者18岁，以30岁年龄段为最多。王锡銮还算是那一届中比较年轻的。
孙元起连忙还礼道：“王兄太过客气了！恕孙某眼拙，不知王兄在何处高就？今日到访有何贵干？”
王锡銮答道：“后学姓王名锡銮，字韧盦，广西临桂人。光绪丙午（1906年）蒙抚宪会考。录送京师法律学堂学习，毕业后以主事分部学习，现在京师高等检查厅任书记长之职，闲暇时间在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兼课。王某凡夫俗子，自然难入先生法眼。今日冒昧求见是后学愚钝，对中央学会有关会员互选的规定有暗昧不解之处，想求教于先生。”
王锡銮？会员互选？孙元起忽然想起前几日《申报》上的一则新闻。
据说在孙元起抵达北京之前，原京师法律学堂的毕业生便率先在京城召开了中央学会会员预选。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出王锡銮，并且倡言：“将来中央学会正式选举，凡我校同学当全体投王君票，以翊助王君顺利当选，为我法律学堂增光。”当时在场众人皆欢呼鼓掌赞成。谁知没过多久，孙元起便颁布了具有互选资格的高等院校名单，京师法律学堂根本没有上榜。之前那场预选会便好比一群太监上青楼。成为全国的笑谈。
孙元起心中了然：“学会会员互选涉及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与演变，本来就错综复杂，孙某对此也是闭门造车，相关规定难免有错误遗漏之处。还请韧盦兄不吝赐教！”
王锡銮放低姿态问道：“后学疑问之一。便是为何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在具备互选资格的院校名单之内，其前身之一的京师法律学堂却不在其中？虽然现在京师法律学堂已不复存在，但据王某亲身经历而言，京师法律学堂应当具备《中央学会法》及《互选细则》的条件才是。”
“韧盦兄请稍等片刻。”说罢孙元起起身在书架上翻找起来，然后拿出几页纸递给王锡銮：“这些分别是沈寄簃老先生（沈家本）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向朝廷上奏的《删除律例内重法折》、家叔祖父文正公（孙家鼐）光绪三十二年（1906）《筹设法律学堂折》以及贵校建校之初的《章程》，从这三份文件中可以看出，京师法律学堂是‘考取各部属员，入堂肄习’、‘以造就已仕人员研精中法律，各具政治智识，足资应用为宗旨’。
“请注意‘各部属员’‘已仕人员’这八个字！这充分说明贵校的学生都是选取当时各部在职的官吏，而不是学生，显然不符合《互选细则》中‘中学毕业或具有中学毕业程度的学生’这一条，故而京师法律学堂不应在具备互选资格的院校名单之内。不知韧盦兄有何异议？”
王锡銮道：“在下觉得先生你解释的内容中有两点值得商榷。第一，京师法律学堂学生身份问题。尽管我等在入学之前是已仕人员，但考取之时即脱离官场，入学之后便身为学生，本无‘官吏’‘学生’之别。中央学会又何必强分彼此？
“第二，中学毕业或具有中学毕业程度问题。我等虽然不才。但既能入仕，绝大多数都有贡生、监生、秀才功名。只恨我等生不逢时，求学之时唯有私塾、书院，并无中学堂之说；所读之书唯有四书、五经，亦无化学物理。现在先生以中学相规矩，未免失之太苛。”
孙元起手指摩挲了下巴上的胡茬，一字一顿地说道：“韧盦兄。你是京师法律学堂的毕业生，又是京师高等检查厅的书记长，还是北京法政专门学校的兼职教师。作为一名法政人员，你应该比任何人更能理解‘一字千钧’的道理，因为法律条文是最严谨的，钉是钉铆是铆。容不得半点马虎。比如《刑法》规定犯罪时不满十八周岁者不适用死刑，尽管都是十八周岁，但犯罪前满十八周岁和犯罪后满十八周岁能一样吗？
“同样道理，《中央学会法》及《互选细则》等都是通过临时参议院审议、内阁颁布的法令，明确规定入学前必须是学生，入学前是学生和入学后是学生便完全截然不同，中央学会自然要强分彼此。你怎么能说本无‘官吏’‘学生’之别呢？再者说。入学之后谁不是学生？”
王锡銮脸色顿时一阵青一阵白。
孙元起又道：“当然，你说之前并无物理、化学、中学堂，以中学毕业或具有中学毕业程度相局限未免太过苛刻，这一点确实很有道理。不过自前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废除科举、推广新学以来，私塾、书院已经日渐式微，取而代之的是各类大中小学，现在国家立法将中央学会会员资格定义如此，也是从长远角度考虑。所以无可厚非。”
王锡銮气呼呼地说道：“照孙先生这么说，那些著述等身的耆宿硕儒只因没上过高等院校，没学过物理化学，便终生与中央学会无缘了？”
孙元起笑道：“韧盦兄，要想当选中央学会会员，可不是只有高等院校毕业生一条路！在《中央学会法》以及《互选细则》中都明文规定，除了高等院校毕业生之外。有专门著述经中央学会评定者也具有互选资格。那些著述等身的耆宿硕儒可没有被排斥在中央学会之外。”
王锡銮道：“如果有些耆宿硕儒是述而不作或不轻易下笔，致使没有著述问世呢？像清初大儒亭林先生（顾炎武），积三十余年乃成一编《日知录》；潜丘先生（阎若璩）作《尚书古文疏证》八卷，也是沉潜三十余年。乃尽得其症结所在。若是按照今日的法令，他们岂不是名闻天下，身却不得入学会？
“又或者有些耆宿硕儒著述暂时不为学界所认可呢？像潜丘先生的《尚书古文疏证》，便被以博学著称的西河先生（毛奇龄）讥为‘旁搜曲引，吹毛索瘢，锻炼成狱’，并针对该书撰写出《古文尚书冤词》；此后还有望溪先生（方苞）的《读古文尚书》、瓯北先生（赵翼）的《陔余丛考》加以驳斥。若是按照今日的法令，他岂不是终生无望学会？”
孙元起道：“那些述而不作的学者，对于著述留世都不萦于心，想来对于中央学会会员的名头更是弃如敝屣了，所以我们都不必太介怀。对于真正有学问而暂时无法获得公众认可，我们还可以中央学会会长、副会长直接提名当选荣誉会员，以免有遗珠之憾。当然，无论学会如何努力，总会有些杰出的学者无法入选，这是无论哪个朝代、无论哪个国家都无法避免的。我们会尽量以公平公正的态度，采取多种评选渠道、多种评价方法挑选优秀的学者，避免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