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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的斯文、高雅。
作品中的那个“白袷临风，天然瘦消”的诗人，简直就象拆白党，专会用几句歪诗讨取阔女人的欢心，然后跟在女人后面，以打秋风为业。
这是冰心生平第一次，对她所熟悉的本阶层的一群人物，作出的一定程度的讽刺和谴责。
继这篇小说完成之后不久，冰心又在同一年的11月28日，完成了另一篇描写劳动人民生活和表现劳动人民思想感情的短篇小说《冬儿姑娘》。
这篇作品的女主人公冬儿，是个被丈夫遗弃了的砸石工人的女儿，从八九岁的小小年纪，就做卖鸡子、卖柿子、卖花生等的小贩，用自己辛苦劳动的汗水，养活母亲和自己。
她的形象，与几年前冰心刻画的劳动妇女形象——比如那位奶娘的女儿、忠顺的六一姐（《六一姐》）；比如那位无父无母的孤儿、逆来顺受的翠儿（《最后的安息》）——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
冬儿是一个敢做敢为的姑娘，绝不逆来顺受，也绝不谦卑忠顺，她只是凭着自己的勤劳，自己的力气，用诚实的劳动，为母亲和自己换一口饭吃。她不信神，也不信邪，既敢与大兵粗声大气地讲理，也敢砸了香头的牌位。一个赤贫如洗的女孩子，在那样的乱世里头，竟然能够用抗争作武器，在社会上站住了脚。
这篇小说完全是用第一人称的“我”，用叙述的口吻，来描述冬儿姑娘的音容笑貌，一言一行的，而这个“我”的身份，就是冬儿姑娘的母亲。听她讲述冬儿故事的人，是她服侍的女主人（当“我”向她的女主人讲述关于她的女儿的故事的时候，这位第一人称的“我”，已经从一个砸石工人变成大户人家的女佣人了）。
冰心赋予了冬儿姑娘勇敢坚强的性格，她对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不再抱着从前那种悲天悯人的态度了，而是对象冬儿姑娘这样的劳动者，表现出来的某些自发的反抗行动，表示了叹喟和赞赏。
作品中的这个姑娘虽然长相不佳，“傻大黑粗的，眼梢有点往上吊着”，但是她的敢作敢为，敢说敢骂，光明正大，“明人不做暗事”的开朗性格，却让读者非常同情和喜爱。
除去上述的小说之外，冰心在这一时期，还写作了一篇关于教会问题的小说《相片》。冰心在这篇小说里，第一次含蓄地指出了教会人士的伪善。这篇小说的女主角，是一位住在中国、上了年纪的美国人施女士，她是一所教会学校的老师。初来中国的时候，正值她的青春年华，有一张美丽的椭圆形的脸庞，一头淡黄色的秀发，又常穿一件玫瑰色的衣裳，使她成了这所教会学校里的外国女教员中，最美丽的一个。但不知是为了什么，她并没有嫁给爱慕她的同胞毕牧师。光阴似流水一样地流逝，她的一头浅黄色的秀发，颜色逐渐地变成了灰白。毕牧师也早就有了一位年轻活泼的太太。老之将至的施女士，只得寂寞地搬出教会学校的小楼，移居到了校外的一条小胡同里，种点花，养只狗，逛逛庙会，多数的时光则是一个人坐在房间里，默默地望着墙壁或炉火。
一个中国小姑娘王淑贞的出现，改变了施女士这种寂寞的生活情调。王淑贞是一个前清老秀才的遗孤，她的父亲王先生，生前曾经当过施女士的官话老师。小淑贞的母亲去世后不久，父亲王先生也跟着去世，无父无母的小淑贞，从此便来到了施女士的身边，成了施女士的养女。
王淑贞长得非常瘦小，苍白，但却能够十分温柔、安详地陪伴着施女士。尤其是当施女士生病的时候，她更是十分细致、周到地加以看护和伺候。施女士愿意这个小女孩，永远呆在自己的身边，追随着自己，解除她的寂寞，安慰她的晚年。有时，施女士也会忽然想到，这个小女孩总有一天会长大，那时，假如她要结婚呢？每逢想到这里，施女士就会感到莫名其妙的恐怖，一种无法再次忍受的冷寂之感，立刻会袭上她的心头，使她的全身都打起寒战。不过淑贞尚小，人也非常老实，这种事情仿佛还是极其遥远的将来才能发生的，她仍然安静地陪伴着施女士。
时光不知不觉地过去，淑贞终于长大了。施女士为了永远把她拴在自己的身边，就把这个中国姑娘带到了美国新英格兰的一个小镇上。这是施女士出生的地方。
正是在施女士故乡的老宅里，王淑贞同住在这里的两个中国人——神学院的李牧师和他的儿子李天锡邂逅相遇了。后者是一位热爱美术的青年，但是因为没有钱，只能在神学院里听讲。他是一个典型的中国青年，有理想，有教养，爱祖国，爱艺术，温文尔雅。在这异国的偏僻小城里，只有中国姑娘王淑贞能够理解他。
而当施女士终于在她的养女王淑贞的身上，看到了爱情到来的迹象，尤其是看到了王淑贞的一张相片，在这张相片上：“背景是一棵大橡树，老干上满缀着繁碎的嫩芽，下面是青草地，淑贞正俯着身子，打开一个野餐的匣子，卷着袖，是个猛抬头的样子，满脸的娇羞，满脸的笑，惊喜的笑，含情的笑，眼波流动，整齐的露着雪白的细牙，这笑的神情是施女士十年来所绝未见过的！”
做为一名信仰宗教的教师，此时的施女士，却表现出了极端的自私。她害怕孤独，害怕王淑贞会离开自己。她并不顾及养女本人的意愿，就擅自决定，立即带领这位动了爱情的姑娘，远离开她的恋人李天锡，返回中国去。难道一个信奉宗教的教师，就应该这样践踏别人的感情吗。
1934年的年初，冰心发表了《新年试笔》一文。她在这篇文章里，写出了她幻想中的理想国的形象：
大地上处处都是光明，看不见一丝云影。山上没有一片焦黄的叶；一眼望去尽是参天的松柏，树上随意的乱生着紫罗兰，雏菊，蒲公英。松径中，石缝中，飞溅着急流的泉水。江河里也看不见黄泥，也不飘浮着烂纸和瓜皮；只有朝霭下的轻烟，濛濛的笼罩着这浩浩的流水。江河两旁是沃野千里，阡陌纵横，整齐的灰瓦的农舍，家家开着后窗，男耕女织，歌声相闻。
城市象个花园，大树的浓荫护着杂花。整洁的道路上，看不见一个狂的男人，妖的女人，和污秽的孩子。上学的，上工的，个个挺着胸走，容光焕发，用着掩不住的微笑，互相招呼，似乎人人都彼此认识。
黄昏时从一座一座的建筑物里，涌出无数老的，少的，村的，俏的人来。一天结实的有成绩的工作，在他们脸上，映射出无限的快慰和满足。回家去，家家温暖的灯光下，有着可口的晚餐，亲爱的谈话。
蓝天隐去，星光渐生，孩子们都已在温软的床上，大开的窗户之下，在梦中向天微笑。
而在书室里，廊上，花下，水边，都有一对或一对以上的人儿，在低低的或兴高采烈的谈着他们的过去，现在，将来所留恋，计划，企望的一切。
具有细腻的艺术鉴赏力的茅盾先生，在这一年的《文学》杂志第3卷第2号上，发表了评论1934年以前的冰心作品的总论——《冰心论》。茅盾从冰心所处的历史时代，谈到了冰心的思想，又从冰心思想的形成过程，谈到了冰心的作品，和冰心的家庭。他很有见地地指出：
原来“五四”期的热蓬蓬的社会运动激发了冰心女士第一次的创作活动！
是那时的人生观问题，民族思想，反封建运动，使得冰心女士同“五四”时期所有的作家一样“从现实出发”！然而“极端派”的思想，她是不喜欢的；所以在《两个家庭》中，她一方面针砭着“女子解放”的误解，一方面却暗示了“良妻贤母主义”——我们说它是“新”良妻贤母主义罢，——之必要。在《斯人独憔悴》中，她勇敢地提出“父与子的冲突”来了，可是她使得那“子”——“五四”式青年的颖名，终于屈服在旧官僚的“父”的淫威之下，只斜倚在一张籐椅上，低徊欲绝地吟着：“出门搔白首，若负平生志，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而在《去国》这一篇，她使那位学成归国，满怀壮志的年轻留美学生终于灰心去国，“不如先去到外国，做一点实事”；而且这位青年留学生的父亲，——从前带了一箱炸弹，雍容谈笑进了广州城的老革命党，又是多么暮气颓唐。她的问题小说里的人物就是那样软脊骨的好人。
她既已注视现实了，她既已提出问题了，她并且企图给个解答，然而由她生活所产生的她那不偏不激的中庸思想使她的解答等于不解答，末了，她只好从“问题”面前逃去了。“心中的风雨来了”时，她躲到“母亲的怀里”了。这一个“过程”，可说是“五四”时期许多具有正义感然而孱弱的好好人儿他们的共同经验，而冰心女士是其中“典型”的一个。
这一年的7月，冰心、吴文藻夫妇，接受了美国留学时的老同学、当时担任平绥铁路局局长的沈昌先生的邀请，并自己出面，又替他邀请了郑振铎、顾颉刚、赵澄、雷洁琼、文国熊、陈其田、容庚等作家与学者，组成了一个“平绥沿线旅行团”，先从7月7日至18日，后又从8月8日至25日，沿着中国工程师詹天佑领导设计、修建的平绥铁路，前后作了两次社会调查性质的旅行。参加者之一的郑振铎，在写到这次西行的文章中，曾经这样说过：“此行得友好们的帮助不少，特别是冰心、文藻夫妇。这趟旅行，由他们发起，也由他们料理一切。”①
……………………
①郑振铎：《西行书简·小叙》
这位留学美国的沈局长，是美国哈佛大学的毕业生，很有事业心，这次是想借用著名作家们的笔，将平绥沿线的经济状况、物产情况、民族分布、宗教信仰、民族历史、文化古迹、风俗人情、风景名胜、旅行见闻、新鲜观感，等等，一起写出来，然后出版，还要出版英文的导游手册，以便让更多的同胞，还有国外的友人，了解平绥铁路沿线的情况，以利于发展西北的铁路事业，并进而开发大西北。
7月份，正值北京的酷暑，这支由八位作家和学者（第一次旅行容庚先生未参加）组成的浩浩荡荡的队伍，离开了炎热的北京，从清华园车站登上了平绥铁路局准备好的公事专车，经过丰台、青龙桥、康庄、怀来、沙城、宣化、张家口、大同、云岗、口泉镇等地，17日，到达了平地泉。因为铁路被山洪冲断，不能继续前行，八人商议的结果是：暂时返京，等铁路修好了以后，再来一次，直抵绥远。
这生平第一次的塞外之行，给冰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在青龙桥车站瞻仰了“山峡之间，丁香花丛里”的“黯绿色的詹天佑先生的铜像”，又在车站的近旁，观望了万里长城的雄姿，那“雄伟高厚的城墙，飞龙一般的越岭蜿蜒”，使她联想起古代“城头拒胡，烽火烛天，戍卒无声的满山攀走之状”这样壮观的景象，使这位温柔细腻的女作家，也感到热血沸腾了。
冰心又在宣化参观了市容，及北城门外的龙烟铁矿旧址，天主教修道院，回教清真寺。在张家口参观了市容，在大同参观了九龙壁及大华严寺等古迹。
她还在山西云岗参观了有名的石窟，在口泉镇附近的永定庄参观了煤矿。她和同伴们都学着矿工的样子，穿上了很厚的蓝布套衣、套鞋，戴上了柳条编成的帽子，拿着镁光灯，柱着棍子，坐上吊车，缓缓地降到了离地面三百公尺的矿井里。这位一直过着温暖舒适的学者生活的女作家，也象真正的矿工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