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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一个人,爱我如生命-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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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后半夜，人们完全玩疯了，四处弥漫着一种末日狂欢的气氛。维维索性褪去披风，一件鲜红的丝绒短裙出尽风头。她正跳得兴奋，身边舞伴换了一个又一个，香汗淋漓脂粉退却，肌肤却愈见晶莹，那颗蓝色的泪滴似乎摇摇欲坠。
也许是红酒喝多了，或者是面具戴久了，我觉得头晕胸闷，悄悄溜出客厅，沿着走廊一路走过去，发现尽头有间书房，门半开着，里面黑漆漆的，只亮着一盏幽暗的壁灯。
我伸头看看，好像没有人，于是蹑手蹑脚进去，想坐椅子上喘口气，一扭头，却意外地看到一架钢琴，琴身上“Blüthner”的标志引人注目。这就是“布吕特纳”，被众多钢琴家交口称颂的钢琴牌子，我见过无数次，但从来没有亲手触摸过它的琴键。
这个诱惑对我实在太大了，我犹豫半天，终于上前掀起琴盖，试试音，缓缓奏出熟悉的旋律，“Tonight I celebrate my love for you；It seems the natural thing to do；Tonight no one's gonna find us ；We'll leave the world behind us…”
一直喜欢这首歌，我跟着哼出声，“Tonight our spirits will be climbing；To a sky filled up with diamonds；When I make love to you； tonight I celebrate my love for you…”
黑暗中有声音轻笑着问：“When I make love to you，谁是那个幸运的人？”
我浑身一震，心脏仿佛跳漏半拍，琴声曳然而止。我认得这个声音。就是这个声音，在梦中一次次出现，把我带离鲜血淋漓的噩梦。
“你究竟是谁？”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在微微发抖。
暗影里打火机嚓地一亮，有人从沙发上坐起来，“告诉你名字，你又能记多久？”他深深吸口烟，“这歌真老，多少年没听过了。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是十年前，感动得一塌糊涂……”
我看不清他的脸，傻坐着听他说话，心底有种奇异的感觉，如被催眠。
他走过来向我俯下身，彼此的气息咫尺可闻，那是一种鞣制的皮革与烟草的混合味道，令人魅惑。他的手指滑过琴键，一片杂乱的叮咚声。
“宝贝儿，再来一遍吧。”他说。
我坐着不动。
“你是谁？”他亦低声问我，手心轻轻覆盖在我的手背上，温热的呼吸扑在我耳后最敏感的地方，混杂着淡淡的酒精味道，一阵颤栗涟漪一样扩散，我全身都软了下来。
耳边突然轻不可辨的啪嗒一响，顶灯大亮，瞬间的目眩之后，我愣住了。两张脸距离只有三十公分，对面那张脸上分明是一种白日见鬼的神情，我相信自己的表情也好看不到哪儿去。
这样近距离的对视，十几天前曾在海滨林荫道上演过一次。眼前这人，就是那个跑车上载着艳女的中国男人。
我转过眼光，彭维维正站在门口，手指仍旧按在开关上，嘴巴张成一个O型。
那人直起身，吊儿郎当地对我笑笑，“原来是你。”
我看着维维，她拦在门口，大眼睛眯起来，冷笑连连，“孙嘉遇，你胃口是不是忒好了？荤素不忌，也不怕吃多了撑死。”
嘿，孙，嘉，遇！所有的记忆碎片拼在一处，我低下头，心里象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混在一处。
世界真是小，无巧不成书。
第二章
我曾经沉默地、毫无希望地爱过你。我既忍受着羞怯，又忍受着嫉妒的折磨。我曾经那样真诚那样温柔地爱过你，愿上帝赐给你的也像我一样坚贞如铁。
普希金《我曾经爱过你》
万圣节当晚，维维没有再和我说一句话，径自喝得烂醉，几乎人事不省。我们返家的时候，已是凌晨四点。
孙嘉遇帮我把维维抱进卧室，然后一言不发地转身出来，坐在客厅沙发上。
我取湿毛巾给维维抹净手脸，又去厨房做了咖啡提神，也递给他一杯，不满地问：“你们到底怎么一回事儿呀？怎么闹成这样？”
孙嘉遇捧着脸不出声，过半晌抬起头，眼神充满困惑，“她闹着要和我分手，我说那就分吧，谁知道今晚她唱的，又是哪一出啊？”
我楞了楞，想起刚才替维维擦手，手指光溜溜的，的确没有看见那枚三色戒指。克罗迪娅，我这才明白维维说那番话是什么意思，不由叹口气，心说这都不理解，她就是冲着你孙嘉遇也在那里才去参加舞会的。
孙嘉遇跟着叹口气，“维维喝醉了会胡闹，你要辛苦了。”
“她喝成这样你不心疼？”
“我比较心疼你。”他翘起一边嘴角看着我笑，调笑的意味极浓。
他笑起来真是好看，牙齿雪白，五官标致，眉眼的轮廓象极了高加索人，却有着当地人比不了的细腻。所以明知道他在占我便宜，一边面孔还是不争气地热辣辣发麻。
“那什么，上回在七公里市场……那件事儿，谢谢你。”我强作镇静。
“承蒙不弃您还记得我，真让人感动。”他利索地干掉一杯咖啡，“我把你交给警察的时候，你可是一句话都不会说，死死抱着我不肯撒手，只会流眼泪。”
我完全没有思想准备，脸迅速地红了，简直不敢看他。那段时间的记忆，对我来说一直是个残片，就像人喝醉了酒，事后无论如何也想不起自己曾做过些什么。
我嗫嚅着岔开话题，“还有签证，你帮我一个大忙，也没机会当面说谢。”
“这话我爱听。”他似笑非笑地看着我，“你打算怎么谢我？”
我接不上话。这人顺竿爬的水平倒不坏，想起维维说她只要他对她真心，想起那个细腰长腿极尽妖艳的当地女孩儿，我沉下脸。
“记着啊，你欠我一顿饭，我保留随时追债的权利。” 他很识相，抓起大衣开门走了。
天快亮的时候，彭维维醒了，在床上反复辗转，痛苦不堪地呕吐呻吟，我跑进跑出地服侍着，为她擦脸抹手，换床单拖地板，累得腰酸背痛。
她睁开眼睛，仿佛不认识我，沙哑着声音说：“你去睡，我没事儿。”
“维维，我不认得他，昨晚是个误会，真的。”我急急地解释。
“算了，不关你的事儿，是我自己犯贱，对不起。”她疲倦地微笑，化妆完全糊掉，一大半眼影洇在下眼睑上，另一半全抹在雪白的枕套上。
那张脸依然漂亮，美丽的眼睛里却带着煞气。我不敢胡乱说话，只能顾左右而言它，“起来洗个澡，吃点儿东西再睡吧。”
她躺着没动，眼圈乌青，象大病过一场。“你知道吗？”她笑得似乎很欢畅， “我以为他是路易斯，没想到他是莱斯塔特。”
我一下笑出声，“你个白痴，真以为自己是克罗迪娅？”
“赵玫，你可千万别碰他，那不是人，是个混蛋，简直人尽可妻。”
我唯唯诺诺着答应，她打了个呵欠，终于又沉沉睡去。
上午有两节语言课，我不想错过。窗外曙光初露，补觉是不可能了。此刻倒下，不到中午十二点甭想起床，我索性换上跑鞋出去晨练。
一路穿过半圆广场和著名的“波将金”台阶，沿着海滨大道一路跑下去， 对面有跑步的人经过，目光在我脸上长时间地驻留。我没有在意，冲他笑了笑，两人擦肩而过。
落叶在脚下刷刷作响，早晨的空气寒冷却清冽而纯净，弥散着海洋的气息。身后有脚步声追了上来，我回头，清冷的空气里看到一脸和煦的笑容，犹如春日午后的阳光。
“早安。”他用英语说，“我是安德烈。 弗拉迪米诺维奇，还记得我吗？”
我仔细辨认片刻，差点失声叫出来：“小蜜蜂……”
真的是他，不过今日完全便装，笑容温柔，完全没有警察局里故作冷酷的模样。
安德烈，奥德萨市警察局刑事犯罪科的警员，今年二十五岁，毕业于奥德萨国立大学。这是他的自我介绍。
此次邂逅之后，他像是对我发生了浓厚兴趣，每天清晨都会在“波将金”石阶的尽头等我一起锻炼，逼得我天天按时起床和他会合。混得熟了，有时候下了课，也会和他一起去快餐店吃顿饭。
我大概是有严重的“制服诱惑”情结，曾经因为对德国军服的崇拜，被人在网上狂砸过板儿砖。而安德烈平时干净得象个学生，穿起警服就帅得难以形容，深邃的蓝眼睛在帽檐下带点冷冷的神情，是我见过的最英俊的警察。
不过比起中国人的伶俐，安德烈和大部分东欧的同龄人一样，有点没心没肺的纯朴，思维总是直来直去，好象脑子里缺根弦。
他开着一辆二手“拉达”，前苏联的著名国产品牌车，四四方方一个壳，乌里八涂的颜色，要多难看有多难看。虽然他并不承认这是辆破车，可北京街头曾经一块二一公里的破夏利，都比他的车整齐。
他为此严重抗议：“拉达也曾是世界十大汽车品牌之一。”
我不跟他争辩，只是问他，“听说你们做警察的，黑钱收得很厉害，黑社会都黑不过你们，你怎么窘成这样？”
安德烈的脸慢慢涨红了，无意中提高了声音，“玫，我希望你向我道歉，我不知道你从哪儿听来的消息，但我从没有起过任何渎职的念头，我很骄傲我是个警察。”
“对不起，”我没想到他这么敏感，连忙认错，“我言重了。”
“你应该道歉，玫，你是一个美丽的女孩子，我喜欢你，可是你不能误解我。”他说得很认真。
安德烈真是个英俊的男孩儿，连生气的时候都让人心折，我把手插在裤兜里，看着他笑，“安德烈，你真象个孩子。中国有句老话，叫做近墨者黑，总有一天，你会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他叹一口气，无可奈何地望着我，“也许你说得对，警局已经三个月没有发薪了，人总要活下去。”
他说的是实情。一个警察的起薪，通常只有四百格里夫纳（乌克兰货币），不到八十美金。
二零零二年的乌克兰，经济已经开始复苏，但平均收入仍低于国内，物价却比国内高出一倍有余。进入天寒地冻的冬季，蔬菜瓜果更是贵得让人乍舌，西红柿每公斤接近八个美金，黄瓜则超过十二个美金。我每月有二百多美金的生活费，也只能偶尔打打牙祭，而当地人的餐桌上，仅有土豆、洋葱和胡萝卜，吃到人反胃。
我耸耸肩，学着瓦西里的口气说：“算了，安德烈同志，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跟我走，我请你喝酒。”
“真的？”他喜出望外，看得出是真正高兴。我走过去接受他的拥抱，然后把手臂穿进他的臂弯。
来乌克兰四个月，对斯拉夫民族表示亲热的方式，我从最初的惶恐已经逐渐适应，但和男性实施起来还是不大自然。不过在安德烈面前，我总是控制不住地言行轻佻，也许是他太实在，很容易就让人消除戒心。
酒馆里人声嘈杂，挤满了口沫飞溅的当地居民。安德烈护着我穿过柜台前的人群，在一个相对安静的角落里坐下。
那天他喝了很多，也说了很多，他的父母，他的兄弟姐妹，他的工作前途，英文中夹着俄文单词，我默默听着。
其实社会的变革，也就两种方式，要么像钝刀子拉肉似的和平演变，要么是手起刀落的政治剧变。反正承受家国劫难的，永远是底层的普通百姓。
和大多数前苏联人一样，他们无限怀念苏维埃解体前的生活水平，那时的卢布，曾是世界上最值钱的货币之一，而如今的俄罗斯黑市，一美金可以兑换到四百卢布。
安德烈的家庭背景，和我很象。父母都是乌克兰最大造船厂的工程师，五十年代在中国工作过，所以安德烈也能说几句蹩脚的中文。他们家在苏联解体前，曾属于生活优裕的中上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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