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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乃英女士想找工作，我想她工作有问题，盖五个孩子——最小的刚会爬——放到家里，不发生惨剧几希。所以还是请求读者老爷援助，先让她迈过第一关再说。在这里，我特别泣恳廖维藩先生、王梦云先生、汤如炎先生，呜呼，这个家庭虽然不是看了各位大人的高论而身体力行的，但其行为却和各位的高论暗相吻合。无论如何，三位应该也捐助她一些，太多啦我出不了口，我想一个人赠她一万元，以示嘉慰，而励来兹，总不能假装不知道吧。

胡乃英女士

关于节育问题，现在应告一结束矣。我们当初谈的不过只是恶补，忽然发现“猛生为恶补之母”，一时勒不住马缰，拐个弯研究研究，想不到惹得有识之徒和非禽先生，全体哗然，有的明火执仗，有的暗放冷箭，有的来信骂三代而掀底，再不结束，势必要糟。有些朋友来信，灌米汤曰：“阁下无惧无畏，真伟大呀。”说我无惧无畏的人应该输一块钱，盖我写稿时虽晕晕陶陶，自命不凡，可是等到稿刚出笼，立刻就怕得要死，有时半夜惊醒，尿都能吓出来。另一些朋友来信摆个圈套教我跳曰：“阁下不是最喜欢发表读者的信乎，你若公正正直，把我的信也发表一下呀。”说我公正正直的人也应该输一块钱：盖一，有些信一发表准坐牢；二，有些信全属不关主题的私人隐私；三，写匿名信化名信的朋友，好像一个影子，没有人愿跟影子较量；四，“倚梦闲话”不是丁凤夫人信箱，天天解答，难道教老板踢我的屁股乎？

不过，仍忍不住介绍一信，是一位影子朋友从基隆寄给《自立晚报》编辑部的，他不具名的原因是：“怕编辑把它交给柏杨，而由他在报上赐教，我们只不过是些不识大字的乡下佬。”

该不识大字的乡下佬先生曰：“我们所深遗憾的，柏杨‘倚梦闲话’栏，最使我们感到刺眼的，我们读者的忍耐有一个限度，当有朝一日超过限度时，那也就是跟贵报绝缘期到了。我们并不是以此为要挟，而只是建议希望贵报对‘倚梦闲话’的存留，能加以考虑。”

这是一个典型的“黑信”，不具名，不谈事实，不允许当事人申辩。呜呼，如果再不结束为人要从蒙童起立志成圣贤，故名。注本颇多，流传亦广，以，恐怕还会有更厉害的“见血封喉”家伙祭出来，那就更后悔来不及矣。现在求求各路正人君子，我已经知道厉害啦，嘴巴闹得像被天主的面包塞住，请不要再下手啦。

最后，柏杨先生特向下列各位先生磕头道谢，谢谢给那位苦命而多产的母亲胡乃英女士的捐款，如果不是各位伸出援手，她恐怕要再卖孩子，甚至身葬沟壑。芳名如下：台北市罗斯福路吴太太三百元。三重市大同路六十巷六十七号无名氏一百元；台北市开封街一段三十七恒祥五金公司张世慨先生五十元。黄正、黄矣、黄羽、黄京四位小朋友一百二十三元；衣服一大包，其中裙子二条、香港衫五件、衬衫二件、长裤三条、背心一件、手帕一条。高雄市临海一路十五之一无名氏一百元。蔡友先生一百元。无名氏二千元，衣服一大包。台东县县长黄顺兴先生一百元。台北市克难街十一巷十九弄二十一号朱伯鸣先生二十元。嘉义刘厝里八九三之一号秦洪先生八十元。台湾大学医学院无名氏五十元。萧小姐二十元。陈治涛先生一百元。台北市中山北路一段一二一巷二十三号张得国先生一百元。台北县石牌荣民总医院王鸣山先生一百元。台北永和镇文化街及人小学陈文建、陈文玳、陈文琪三位小朋友共三百元。台北市基隆路一段一零一巷十弄一号王盛涛先生二十元。台中市周耀文先生十元。

总共三千六百七十三元，而胡乃英女士说两千元便够用矣。全部捐款，已拜托《自立晚报》转交，她已转到马偕医院医治，现在正在吃药打针。医生说，可能不经开刀，即可痊愈。兹隆重问一声非禽兽先生，如胡乃英女士者，尊意如何？认为她仍应该继续猛生乎，抑可以节育了乎？我们不要求别的，仅只就此一件事，给我们一个答复就行啦。不过有一点要声明的，胡乃英女士这场悲剧中，非禽兽集团好像没有拿一文钱——当然不是他们心狠手辣，恐怕是相信天主一定会往她头上掉第六个孩子的面包吧。

柏杨先生之所以写“倚梦闲话”，不过是为了点稿费，老实一点说，不过是为了几文钱。最高级的志愿只是想吃好一点，穿好一点相对称。语出张载《正蒙》：“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友之，则，老妻暨孙女上街，打扮得整整齐齐一点，如此而已，别无其他大志——既不想享大名，也不想当烈士；既不想匡正世道，也不想趁水和泥；既不会越窗报案，也不会专门疼人；既不愿当有识之徒，也不愿作人面兽心；既不拉下裤子撒赖，也不板着尊脸吃冷猪肉。

我说这些，是请求各位活圣人千万不要把我当作活靶子。不高兴时，骂一句“干他娘”，也不消痰化气啦，千万不要小题大作，开原子炮的开原子炮，飞帽子的飞帽子，明火执仗的明火执仗，暗下毒手的暗下毒手，难道不怕别人笑你跟糟老头一般见识，有失身份乎？两年之前《梁山伯祝英台》影片上演时，我上尊写曰：“半票观众”，结果啥玩艺都招了来，最后要不是我眼明手快，几乎卷了铺盖。当时就发下宏愿，以后绝对一面倒，捧潮派说太阳是方的，我也就说太阳是方的。可是日久生顽，遇到了节育和三角恋爱，老病复发，结果比上次还要严重。半票问题不过冒犯了捧角朋友的智慧，这一次简直冒犯了固道德和阴谋亡国灭种，活圣人纷纷出动，柏杨先生遂满身都是窟窿。

其实我只不过谈谈新观念，对以崭新姿态出现的崭新社会问题，分析分析。李森先生的三角案中，一位读者老爷来信大怒曰：“你是站在哪一边的？你明明站在李森先生那一边！”好像一个人一定要先确定站在哪一边，才算合乎风俗习惯。如此讨论问题，岂不成了打群架哉？凡不一面倒的岂不也就统统成了反调分子哉？这还是正正派派的，其他各种奇门遁甲的法宝，就更不必细表。柏扬夫人常提醒我，老头皮要紧；老头皮当然要紧，但一逢卖假药的，就把老头皮忘啦，这种记性，真是该死。夫杂文似乎比议员的质询有时候更要触及到现实，还要触及到有些人的伤疤——他卖药卖得正在起劲，你嚷嚷他的药是假的，他怎么不说你是下流的东西兼禽兽乎？他怎么不打你的小报告，教封你的笔，捉你的人乎？好在柏杨先生天赋异禀，虽然一面吓得撒尿，一面也褥告上帝，请他阁下派遣六甲六丁，谒者功曹，暗暗保佑，把那些巨炮冷箭，用手一拨，使它射到天主正往下界掉的面包上，就一切太平矣，阿门。

“仁之方”

看汤如炎先生的文章，真得有点道行，还是老话一句，看了半天，仍不知道他阁下到底说的是啥。盖汤先生的文法有点古，修辞也有点雅，所以猛一看很难看得懂，而仔细看还不如猛一看。不过有一件事倒是非常新鲜的，那就是他对文言文的表意能力，深为怀疑，所以在紧要关头，怕人越看越糊涂，就用白话文夹而译之：“此物奚宜至哉”译曰：“这家伙何以会瞎来呢？”“于禽兽又何难焉”，译曰：“对于禽兽一样的家伙责备又有啥用？”有识之徒一向是反对白话文的，看情形还是白话文好。

汤先生文中说三月二十四日《自立晚报》误用“汤如炎要阉人”，我心里颇为疑惑，疑惑不定之余，找了一份该报，前后瞧之，原来《自立晚报》并没有“误用”，而是柏杨先生“误用”，汤公之话如果改为“三月二十四日，《自立晚报》上柏杨误用‘汤如炎阉人’”，就符合事实矣。依汤公说法，乍看起来，该文岂不好像是该报社论乎？我想汤先生可能是正义之怒太多，怒昏了尊头，才有如此杰作，如果倒转过来，我说汤先生的言论，就是立法院的言论，可乎？不可乎？此之谓以总体代个体的背黑锅主义，乃不求甚解的古老毛病，无怪《中外建设》杂志社论一再强调“足食、足兵，尤贵足教。”

不过，以汤先生的“仁之方”来看，当然不会如此糊涂，恐怕还是另有一种学问，曰“不让竖子成名学”，盖汤公已经因“阉之”之举，声震天下，柏杨先生无名老头，能算老几？我不提他，以免他沾我的光。记得一九三零年代，林语堂先生在上海创办《宇宙风》、《人间世》，就直截了当宣布，对任何人的攻击，都不指名答复。盖也是不允许别人借该刊而成名也。这种作法我不赞成，但我却尊重这种做法，因每人有每人的个性和气质，每人有每人的行为规范和适应之道，不应互相勉强求同。不过是，不提对方名字以免其成名则可，割头栽赃便不可也。说《帕立晚报》上有一篇文章误用“则可，”说《自立晚报》误用“便不可”说“立法院有一位立法委员要阉人”则可，说“立法院要阉人”则可，说“立法院要阉人”便不可。推而代之，说“有一个中国人要割人的生殖器”则可，说“中国人要割人的生殖器”便不可也。是否有当，恭请示遵。

汤如炎先生主要的目的似乎是在于引用盂轲先生的话，那就是说，有人以横逆加我，我就自己反省一番，是我不仁乎编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宣言》是科学共产主义，抑我无礼乎？以研究“这家伙何以会瞎来呢”。反省的结果当然是我很仁呀，我很礼呀。可是仍有人乱冒犯，我就自己再反省一番，可能是我不忠吧。反省的结果又当然是我很忠呀。可是冒犯仍照来不误，那么，我就曰，那不过是个禽兽。“对于禽兽一样的家伙，责备又有啥用？”

这一段话很雄辩，早些时有些朋友就劝我引用，我没有照办，并不是我也要“仁之方”，而是这些话充满了浓烈的情绪，一旦情绪太浓，就无法理智地讨论问题。呜呼，如果柏杨先生也引用了这一段话，再加上孟柯先生最夹缠的“予岂辩哉，予不得已也”，汤先生听啦，将如何的表情乎？孟轲先生是搞政治的，在政治斗争中，煽动重于说服，柏杨先生既然成了禽兽，则非禽兽先生自然准赢矣。柏杨先生如果也先下手为强，抢过孟轲先生这段武器，在纸上摆开架势，难道情势就充变了哉？理性的问题不能靠情绪去解决。即令柏杨先生成了禽兽，也不妨碍节育是真理。同样，如今杨如炎先生隆重地成了非禽兽，也不能对反节育的论据有啥帮助。

不过有一点是值得庆幸的，非禽兽先生说他“阉人”，目的并不是真的要阉，只不过“说说吓吓”，只不过使无识之徒听了害怕，恍然悔过而已。嗟夫，非禽兽先生如果早讲得这么明白，我们何至如此担心哉。于此特别大嗓门转告一些可怜的小民得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