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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ｃｈｏ，我在××地址。”结果那封信传遍营里，却没有一个人懂英文，急得荷西来信说，不知道我说些什么，所以不能回信给我，他剪了很多潜水者的漫画寄给我，并且指出其中一个说：“这就是我。”我没有回信，结果荷西就从南部打长途电话来了：“我二十三日要回马德里，你等我噢！”到了二十三日我完全忘了这件事，与另一个同学跑到一个小城去玩，当我回家时，同室的女友告诉我有个男孩打了十几个电话找我，我想来想去，怎么样也想不起会是那个男孩找我。正在那时我接到我的女友——一位太太的电话，说是有件很要紧的事与我商量，要我坐计程车去她那儿。我赶忙乘计程车赶到她家，她把我接进客厅，要我闭上眼睛，我不知她要玩什么把戏忙将拳头握紧，把手摆在背后，生怕她在我手上放小动物吓我。当我闭上眼睛，听到有一个脚步声向我走来，接着就听到那位太太说她要出去了，但要我仍闭着眼睛。突然，背后一双手臂将我拥抱了起来，我打了个寒颤，眼睛一张开就看到荷西站在我眼前，我兴奋得尖叫起来，那天我正巧穿着一条曳地长裙，他穿的是一件枣红色的套头毛衣。他揽着我兜圈子，长裙飞了起来，我尖叫着不停地捶打着他，又忍不住捧住他的脸亲他。站在客厅外的人，都开怀的大笑着，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和荷西虽不是男女朋友，感情却好得很。

在我说要与荷西永别后的第六年，命运又将我带回到了他的身旁。

你是不是还想结婚？

在马德里的一个下午，荷西邀请我到他的家去。到了他的房间，正是黄昏的时候，他说：“你看墙上！”我抬头一看，整面墙上都贴满了我发了黄的放大黑白照片，照片上，剪短发的我正印在百叶窗透过来的一道道的光纹下。看了那一张张照片，我沉默了很久，问荷西：“我从来没有寄照片给你，这些照片是哪里来的？”他说：“在徐伯伯的家里。你常常寄照片来，他们看过了就把它摆在纸盒里，我去他们家玩的时候，就把他们的照片偷来，拿到相馆去做底片放大，然后再把原来的照片偷偷地放回盒子里。”我问：“你们家里的人出出进进怎么说？”“他们就说我发神经病了，那个人已经不见了，还贴着她的照片发痴。”我又问：“这些照片怎么都黄了？”他说：“是嘛！太阳要晒它，我也没办法，我就把百叶窗放下，可是百叶窗有条纹，还是会晒到。”说的时候，一副歉疚的表情，我顺手将墙上一张照片取下来，墙上一块白色的印子。我转身问荷西：“你是不是还想结婚？”这时轮到他呆住了，仿佛我是个幽灵似的。他呆望着我，望了很久，我说：“你不是说六年吗？我现在站在你的面前了。”我突然忍不住哭了起来，又说：“还是不要好了，不要了。”他忙问“为什么？怎么不要？”那时我的新愁旧恨突然都涌了出来，我对他说：“你那时为什么不要我？如果那时候你坚持要我的话，我还是一个好好的人，今天回来，心已经碎了。”他说：“碎的心，可以用胶水把它黏起来。”我说：“黏过后，还是有缝的。”他就把我的手拉向他的胸口说：“这边还有一颗，是黄金做的，把你那颗拿过来，我们交换一下吧！”

七个月后我们结婚了。

我只是感觉冥冥中都有安排，感谢上帝，给了我六年这么美满的生活，我曾经在书上说过：“在结婚以前我没有疯狂的恋爱过，但在我结婚的时候，我却有这么大的信心，把我的手交在他的手里，后来我发觉我的决定是对的。”如果他继续活下去，我仍要说我对这个婚姻永远不后悔。所以我认为年龄、经济、国籍，甚至于学识都不是择偶的条件，固然对一般人来说这些条件当然都是重要的，但是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彼此的品格和心灵，这才是我们所要讲求的所谓“门当户对”的东西。

你不死、你不死……

荷西死的时候是三十岁。我常常问他：“你要怎么死？”他也问我：“你要怎么死？”我总是说：“我不死。”有一次《爱书人》杂志向我邀一篇“假如你只有三个月可活，你要怎么办？”的稿子，我把邀稿信拿给荷西看，并随口说：“鬼晓得，人要死的时候要做什么！”他就说：“这个题目真奇怪呀！”我仍然继续的揉面，荷西就问我：“这个稿子你写不写！你到底死前三个月要做什么，你到底要怎么写嘛？”我仍继续地揉面，说：“你先让我把面揉完嘛！”“你到底写不写啊？”他直问，我就转过头来，看着荷西，用我满是面糊的手摸摸他的头发，对他说：“傻子啊！我不肯写，因为我还要替你做饺子。”讲完这话，我又继续地揉面，荷西突然将他的手绕着我的腰，一直不肯放开，我说：“你神经啦！”因为当时没有擀面棍，我要去拿茶杯权充一下，但他紧搂着我不动，我就说：“走开嘛！”我死劲地想走开，他还是不肯放手，“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讨厌……”话正说了一半，我猛然一回头，看到他整个眼睛充满了泪水，我呆住了，他突然说：“你不死，你不死，你不死……。”然后又说：“这个《爱书人》杂志我们不要理他，因为我们都不死。””那么我们怎么样才死？”我问。“要到你很老我也很老，两个人都走不动也扶不动了，穿上干干净净的衣服，一齐躺在床上，闭上眼睛说：好吧！一齐去吧！”所以一直到现在，我还是没有为《爱书人》写那篇稿子，《爱书人》最近也问我，你为什么没有写呢？我告诉他们因为我有一个丈夫，我要做饺子，所以没能写。

你要叫他爸爸

我的父母要到迦纳利群岛以前，先到西班牙，荷西就问我看到了我爸爸，该怎么称呼？是不是该叫他陈先生？我说：“你如果叫他陈先生，他一下飞机就会马上乘原机回台北，我不是叫你父亲作爸爸吗？”他说：“可是我们全家都觉得你很肉麻呀！”原来在西班牙不叫自己的公公婆婆作父亲、母亲，而叫××先生，××太太。但我是一个中国人，我拒绝称呼他们为先生、太太，我的婆婆叫马利亚，我就称她马利亚母亲，叫公公作西撒父亲。荷西就说：“我，叫爸爸陈先生好了！”我说：“你不能叫他陈先生，你要叫他爸爸。”结果我陪我的父母在西班牙过了十六天，回到迦纳利群岛，荷西请了假在机场等我们。我曾对他说：“我的生命里有三个人，一个是爸爸，一个是妈妈，还有就是你，再者就是我自己，可惜没有孩子，否则这个生命的环会再大一点，今天我的父母能够跟你在一起，我最深的愿望好像都达成了，我知道你的心地是很好的，但你的语气和脾气却不一定好，我求求你在我父母来的时候，一次脾气也不可发，因为老人家，有的时候难免会有一点噜嗦。”他说：“我怎么会发脾气？我快乐还来不及呢！”为了要见我的父母，他每天要念好几小时的英文，他的英文还是三年以前在奈及利亚学的。当他看到我们从机场走出来时，他一只手抱着妈妈，另一只手抱着爸爸，当他发现没有手可以抱我时就对我说：“你过来。”然后他把我们四个人都环在一起，因为他已经十六天没有看到我了。然后又放开手紧紧地抱抱妈妈、爸爸，然后再抱我。他第一眼看到爸爸时很紧张，突然用中国话喊：“爸爸！”然后看看妈妈，说：“妈妈！”接着，好像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低下头拚命去提箱子，提了箱子又拚命往车子里乱塞，车子发动时我催他：“荷西，说说话嘛！你的英文可以用，不会太差的。”他说用西班牙文说：“我实在太紧张了，我已经几个晚上没睡觉了，我怕得不得了。”那时我才明白，也许一个中国人喊岳父、岳母为爸爸妈妈很顺口，但一个外国人你叫他喊从未见过面的人为爸、妈，除非他对自己的妻子有太多的亲情，否则是不容易的。回到家里，我们将房间让给父母住，我和荷西就住进更小的一间。有一天在餐桌上，我与父母聊得愉快，荷西突然对我说，该轮到他说话了，然后用生硬的英语说：“爹爹，你跟Ｅｃｈｏ说我买摩托车好不好？”荷西很早就想买一辆摩托车，但要通过我的批准，听了他这句话，我站起来走到洗手间去，拿起毛巾捂住眼睛，就出不来了。从荷西叫出“爹爹”这个字眼时（爹爹原本是三毛对爸爸的称呼），我相信他与我父母之间又跨进了一大步。

我的父母本来是要去欧洲玩的，父亲推掉了所有的业务，打了无数的电话、电报、终于见到了他们的女婿，他们相处整整有一个月的时间。我和荷西曾约定只要我俩在一起小孩子还是别出世吧，如果是个女的我会把她打死，因为我会吃醋，若是个男孩，荷西要把他倒吊在阳台上，因为我会太爱那孩子，事后，我也讶异这样孩子气及自私的话竟会从一对夫妻的口中说出。当我的父母来了一个月后，荷西突然问：“你觉不觉得我们该有一个孩子？”我说：“是的，我觉得。”他又说：“自从爸妈来了以后，家里增添了很多家庭气氛，我以前的家就没有这样的气氛。”

永远的挥别

在我要陪父母到伦敦以及欧洲旅游时，荷西到机场来送行，他抱着我的妈妈说：“妈妈，我可不喜欢看见你流泪哟！明年一月你就要在台北的机场接我了，千万不要难过，Ｅｃｈｏ陪你去玩。”我们坐的是一架小型的螺旋桨飞机，因为我们要住的那个小岛，喷气机是不能到的。上飞机前，我站在机肚那里看荷西，就在那时，荷西正跳过一个花丛，希望能从那里，再看到我们，上了飞机，我又不停的向他招手，他也不停的向我招手，直到服务小姐示意我该坐下。坐下后，旁边有位太太就问我：“那个人是你的丈夫吗？”我说：“是的。”她又问荷西来做什么，我就将我父母来度假他来送行的事简单的告诉她，她就告诉我：“我是来看我儿子的。”然后就递给我一张名片，西班牙有一个风俗，如果你是守寡的女人，名片上你就要在自己的名字后面，加上一句“某某人的未亡人”，而那名片上正有那几个字，使我感到很刺眼，很不舒服，不知道要跟她再说些什么，只好说声：“谢谢！”没想到就在收到那张名片的两天后，我自己也成了那样的身份……（说到这里，三毛的声音哽咽，她在台上站了很久，再说不出一句话来，演讲中断……）



我的写作生活

——谈话记录之二

晚上七点半。外头是倾盆大雨。

在耕莘文教院的讲堂里，原只安排两百个的座位，却挤了不下六百人，大门口是怎么都挤不进去了。文教院的陆达诚神父陪着主讲人三毛女士在前头领路，嘴里一迭声嚷着：“对不起，请让路！请让路！”

三毛依然长发披肩，黑色的套头毛衣下是件米色长裙，脸上有着淡淡的妆，素净中更透着几分灵秀。瞧着讲堂中拥挤的情况，三毛紧张了，直问人：“我要不要带卫生纸上台？这么多人，这么多人，我怕我自己会先‘下雨’。”三毛是担心面对这么多人演讲时，说着说着会控制不了情绪而流泪，她却说成“自己先下雨”，倒教旁人先笑开了。

站在讲台上，三毛用一贯低低柔缓的声调，对满堂或坐、或站、或席地的朋友说：“没想到我在台湾有这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