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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勃勃，感到兴奋的。小醇王载沣在十月计三日那天，召集内务府大臣会议，说是“咱们热闹热闹吧！”决定大办丧事。那知第二天一早，北京城内情势大变，通衢要道，警备森严，全市戒严。这一来只好暂时“封灵”，等局势平定，再来“热闹”。

及至听说冯玉祥倒戈，鹿钟麟已掌握了整个京畿，这一惊非同小可，因为冯玉祥早想驱逐溥仪出宫，是宫内尽人皆知的事。于是溥仪的英文老师英国人庄士敦，与进宫一年余，已深得溥仪信任的太子少保衔总管内务府大臣郑孝胥，分别到英、日两使馆去打听消息，都说冯玉祥这回要采取行动，是无庸置疑的事，而且可能没收王公亲贵的财产；庆新王奕劻的长子载振，星夜避往天津。载沣天天进宫，召集王公、“帝师”。“旧臣”开会，与会诸人，不是夸夸其谈，不得要领，就是愁眉苦脸，一言不发。这样拖到了十一月初五，日夜忧虑的事，终于出现了。

这天一大早，鹿钟麟将张壁与李石曾请了来，会商执行的步骤，张壁问道：“这是件大事要带多少军警？”

鹿钟麟成竹在胸，很轻松地答说：“进宫，只带军警各二十名就够了。”

当然外围要布置好，紫禁城四周一律断绝交通；宫内装有电话，先是专为溥仪好玩，乱打电话给胡适之，“天桥八怪”开玩笑，后来内务储等处也安装了，为了封锁消息起见，电话线当然也割断了。

一切布置妥当，才由鹿钟麟带头，由神武门进宫；每通一道宫门，派军警各一警戒，这样一直到了养心殿，溥仪正在召集御前会议，得报由内务两大臣绍英出来接见。

执行命令的一方，自然由鹿钟麟出面，首先出示修正的优待办法，绍英看完以后，还能力持镇静。但一听鹿钟麟宣布：“请溥仪先生马上出宫！”顿时脸色大变。

“你，”他指着李石曾说：“你不是穆宗的师傅，李文正公的公子吗？何忍出此？”

李石曾的父亲是同治皇帝启蒙的师傅，官至协办大学士的李鸿藻，殁于光绪廿六年，赠太子太傅，赐祭葬，溢文正，入祀贤良祠，恤典优隆，受恩深重，绍英希望以此来打动李石曾；但李石曾早就参加了革命党，自然笑而不答。

这时绍英又想起鹿钟麟的身世，“你不是今上赐谥文端的，鹿中堂一家吗？”他问：“干么这样子逼迫我们？”

鹿是个僻姓，明朝末年出过一个鹿善继，河北定兴人，官到太常少卿，崇祯初年辞官园里，有一次清兵破边墙入侵，破定兴城时殉难，谥忠节。鹿钟麟就是他的后裔。冯玉祥常以孙岳为明末名臣孙承宗之后，及鹿钟麟为席善继之后，向人夸耀。

绍英所说的“鹿中堂”，是指鹿钟麟的本家，当到东阁大学士的鹿传霖。殁终宣统二年，谥文端，所以说“今上赐谥”。

时至今日，绍英还有这种口吻，实在也太不识时务了，因此，鹿钟麟板着脸说：“你要知道，我们今天到这里来执行国务院的命令，是为了民国，同时也是为了清室。如果不是我们，那就休想这样子从容了。”

“我大清入关以来，宽宠为政，没有对不起百姓的事。何况优待条件尚在，怎么能够这样办呢？”

“你这是替清室说话，你要谈到满清入关的事，那末，我告诉你，‘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老百姓是永远忘不了的。”鹿钟麟接着又说：“况且张勋复辟，颠覆民国，优待条件早为清室自己所毁弃；当时全国军民一致要求严惩复辟祸首，到现在还是一件悬案。摄政内阁成立，各方又纷纷提出这个要求，群情愤激，就要直接采取不利于清室的行动。此刻宫内外已布满军警，其势汹汹，只等动手，如果不是我们劝阻，立刻就要出乱子了。”

绍英无法，只好说道：“你们等等。”返身入内，料想他是去报告溥仪。

溥仪一听马上就要出宫，不由得慌了手脚；哆嗦着说：“这、这便如何是好？”

众人面面相觑，亦不知如何是好？最后是郑孝胥出个主意：“请皇上电谕太傅徐世昌，即刻前来保驾。”

“电话不通了。”载沣接口。

“那末，派人传谕。”

“内外军警密布，”绍英答说：“出不去。”

“那，”郑孝胥说：“只有施缓兵之计了。”

于是七嘴八舌地商量，决定仍由绍英去交涉，要求缓期；但鹿钟麟一口拒绝：“今天非出宫不可。”

如此往返数次，一味软磨，令人难耐，鹿钟麟心生一计。到第四次绍英再出现时，不等他开口，抢先作了表示。

“你们快去告诉外面，”他故意看着表，作出很紧急的神气，“时间虽然到了，事情还可以商量，先不要开炮放火，再延长二十分钟。”

绍英一听“开炮放火”四字，赶紧摇着手说：“好商量、好商量！”随即掉头就跑。

于是溥仪召集“御前会议”，决定接受修正的优待条件，交出“国玺”，迁居“北府”——太平湖的醇亲王府，为光绪出生之地，称为“潜邸”；载沣袭爵后，在后湖另建新邸，宫中称之为“北府”。下午三点钟，由鹿钟麟、张壁、绍英，将溥仪跟他的一妻一妾，护送出宫。“国玺”由鹿钟麟送交国务院，同时复命；黄膺白指示张壁，通知市民，第二天一律悬挂国旗一日，以资庆祝。

消息传到天津，前清遗老及主张复辟分子，自然都震动了，紧急集会，推派铁良、升允、袁大化及罗振玉，进京抗议，连段祺瑞亦深表不满，致电摄政内阁，主张“从长议之”。为此摄政内阁不得不发表通电，详加解释。当然赞成称道的亦很多；特别是章太炎的一通“快邮代电”称之为“诸君第一功”，说“溥仪妄以复辟，则优待条件自消，彼在五族共和之中，而强行篡逆，坐以内乱，自有常刑。今诸君但令出宫，贷其余命，仍似过宽，而要不失为优待。”此外又致电冯玉祥，主张没收“畿辅庄田”，还之于民，因为清兵入关“圈地”，本系豪夺，“非有买卖契券，不得各为私产。诸公应移知内部，举以还民。民国十三年间，未有德政及民之举。能办此事，则红载黎元，普蒙沛泽，益见诸公处事之公。首阳怨谤，何损于周德。”

不过，社会普遍的关注，集中在古宫宝物上，其时已有流言，最盛行的两个“故事”是，一个说张壁在宫中，见到桌上有一对均窑花盆，种的菊花，知道均窑是珍品，便告诉随行的警察说：“这菊花是好种，给我带回去。”

另一个是说鹿钟麟，看见桌上有个翡翠西瓜，随即脱下军帽，扣在瓜上。至临走时，卫士连瓜带帽一起捧到鹿钟麟面前说：“司令忘记戴帽子了。”鹿钟麟答说：“很热，我不戴。你拿着吧？”就此顺手牵羊将翡翠西瓜带走了。

一个星期以后，摄政内阁公布了“清室善后委员会组织条例”八条；同时发表了一张善后委员会的名单，由李石曾担任委员长，委员十四人有汪精卫、蔡元培、鹿钟麟，以及清室方面的代表五人。另外有监察委员六人，吴稚晖、张继、庄蕴宽，均在其列。

黄膺白想竟辛亥革命未竟之功，彻底推翻满清，到了办理清室善后事宜，可算已告一段落。但头脑冷静的人，则持根本否定的态度，认为国事如麻，兵捐未解，摄政内阁作此不急之务，见小忽大；而且溥仪十三年的小朝廷，不比李自成盘踞大内两三个月，一旦被逐，烟消云散，溥仪亦自有他的一部分影响力量，如果不是深思熟虑，斩草除根，说不定就会自召隐忧。

但黄膺白自有他的苦衷；摄政内阁所凭借的是冯玉祥的“国民军”，但论军力，还不如奉军；当王承斌在冯玉祥支持之下，在天津附近收编吴佩孚残部时，由冷口长驱直入的李景林所部，缴了直军计三师四十六旅的械。这一旅的旅长孙清山，是王承斌一手所提拔，所以当冯玉祥开始倒戈时，王承斌指使孙清山拉队回天津，实力保存得相当完整；王承斌的打算是，以孙旅为基础，夺回并重建二十三师。他预料有奉张与冯玉祥的关系，地位还会更上层楼；到时候会将二十三师师长让给孙清山。谁知李景林连摄政内阁所委的王承斌为二十三师长的事实亦不承认；以优势兵力在天津车站包围孙旅，全部缴械，王承斌见势不妙，逃入租界，只待“老帅”进关后，向他哭诉。

其时奉军源源而至，自山海关到天津这一线上，连小孩都学会了“马拉巴子”这句“奉骂”。为此，奉军特地成立了一个“津榆驻军司令部”，张学良出任总司令，而实际上由副司令郭松龄主持；这个任务比作战繁重，因为除了嫡系部队，尚能控制以外，李景林、张宗昌所部，都成了骄兵悍将，尤其是张宗昌的杂牌队伍，连他自己都感到头痛了。

不过，张宗昌有一项长处，气量甚大，不记前嫌，所以能找到人来帮忙；他有个任第一师师长时的参谋长李藻麟，改投直军作了彭寿莘的参谋长；这一回二次直奉战争中，打得最好的是彭寿莘的十五师，即由李藻麟所指挥。李藻麟曾在陆大当过战术教官，奉军将领提起他来，都很佩服的。

但不论如何，张宗昌与李藻麟此番则是冤家对头，他却并不在乎这一点，对他的参谋长王呜翰说：“你想法子把李伯仁找来。”李藻麟字伯仁，是北京附近以种花出名的丰台人，家住北京。

等将李藻麟找到，张宗昌的衔头，已变为“苏皖宣抚军第一军军长”；李藻麟便被派为“随军参谋长”王鸣翰保持原来的名义，北洋军阀中一个人有两个参谋长的，只有张宗昌。

原来当十一月初十，张作霖到天津与段祺瑞、冯玉祥会议；南京也有一次重要会议，主角是江苏督军齐燮元、湖北督军萧耀南，以及由福建崛起，联合齐燮元打败了卢永祥，自封为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孙传芳，因为曹、吴彻底失败，奉军势力膨胀，决定联名通电，维护段祺瑞出山。齐燮元等声称中央政府中断，摄政内阁所发命令，概不承认。情势很明显的，张作霖既无意于取得中央政权；亦决无理由以武力支持摄政内阁，便只有支持段祺瑞才能打开僵局，因而十一月十七日召集的天津会议，决定推举段祺瑞为临时总执政；其时吴佩孚已在汉口与萧耀南相晤，齐燮元又领衔发出十省及海军将领二十人联名通电，提议黄河上游及长江同志各省在武昌组织护宪军政府。形势迫急，段祺瑞应该从速出山，才能将局面稳定下来。

一看时机成熟，段祺瑞于二十一日发表通电，决定组织临时政府，期于一个月内，召集各省区代表，开善后会议；产生国民会议，解决一切根本问题。第二天专车进京，黄膺白在车站迎接；陪着到了段祺瑞在府学胡同的私邸，有两件事要谈。

第一件是摄政内阁总辞，段祺瑞表示，临时政府不能接受前政府的辞职书，黄膺白碰了个软钉子。

第二件是“国务院现在保存着清室大小玉玺，一共十五方。”他问：“应该如何处置？”

段祺瑞尚未答话，内定为执政府秘书长的梁鸿志接口：“送执政上房吧！”

黄膺白不作声，在梁鸿志看，便是照办的意思；接着谈了些不着边际的话，黄膺白辞出回家，与段祺瑞同车进京的冯玉祥已等在他家了。

谈了与段祺瑞会晤的经过，黄膺白又说：“梁鸿志竟以为我是来呈辞传国玺的，岂不可笑？这是国家的财产，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