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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定义-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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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批判的条件如此明确，宇宙空间站的开发不就应取消了吗？然而并非如此。里根总统把此项研究开发计划说得很好，用词很美，说它是“把希望给与未来的绝妙之物。”综合参谋本部花大力气建成综合宇宙司令部，总统本人和安全保障会议决定对该计划给与巨额资金。随后是众多的科学家和技术家开始工作，那规模巨大的活动带来的喧嚣，甚至从达卡的论文上也能感觉到。如果中野重治健在，我以为一定称他们为当今的最肤浅的乐观主义者，苦涩与愤怒之色形之于外，厉声谴责，然后号召大家：正因为这样，我们悲观主义者必须坚决前进。
新疆之行回到北京之后，我们一行人加上外交官们举行午餐会，我在这个会上发表了一通议论，因为虽然交往时间很短，但是具有自由与宽容、自由讨论精神，人格高尚、经验丰富的实业家首先提出问题：特别重视核武器而扩充军备的西方既把苏联请到裁军会议的圆桌上来，应该是为了实现和平的，那么，过去的扩充军备难道不是有积极意义的么？
对于实业家根据过去与现在情况的意见，我倒是对现在与未来的估计并重而发表了反对意见。因为这反对意见正是我常常思考的课题。记下它的内容之前，我先把回国之后立刻读到的新闻报道“美苏裁军的新谈判”这一消息展示在这里。我这里引用的是《朝日新闻》１１月２３日华盛顿发出的报道。
美国白宫２２日发表，同意举行美苏两国新一轮一揽子裁军谈判，作为预备谈判，美国国务卿舒尔茨与苏联外长葛罗米柯于来年一月七八两日在日内瓦会谈。发表此项新闻的总统助理麦克法伦（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谈称，新一轮谈判包括核武器以及宇宙武器等等一切有关裁军问题。总统助理强调，此次谈判并非只是去年年底相继中断的日内瓦美苏两个核裁军谈判，即战略武器谈判（START）和限制中距离核力量谈判（INF）的重新开始，而是新的谈判。此次谈判可以看作，两个谈判处理的中长距离的攻击核武器之外还加上了宇宙武器的限制、禁止，以及禁止化学武器、禁止核试验等等，意味着包括一切裁军领域。
去年秋季我在美国逗留期间，因日内瓦谈判中断的新闻带来的心情郁闷和动摇，在本书开头第一章里已经有了。但是美苏之间重开裁军谈判，肯定是一种鼓舞。其次，可以明显地看出，此次重新开始谈判的动机，是因为美苏两国对于无休止地开发宇宙武器都感恐惧之故。总而言之，表面上有了进展，促成这次重开裁军谈判的直接原因，可以看作由于双方都对无止境地开发宇宙武器怀有恐惧。１９８３年３月２３日，里根总统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表明保卫美国免受核攻击的长期规划，其中开发宇宙空间站系统的特大扩军计划是把苏联引到裁军谈判的桌上来的，这种情况也并不是不可能的。
因此，前面提到的那位实业家所谈，可以说是现实的。近来综合性杂志有一股潮流，甚至用夸张的语言说没有扩军就没有裁军谈判，用这种臭不可闻的歪理代替一般理论的论文也出现了。但是，我对于上述现象虽有所见，然而却依旧反对扩军是实现和平的跳板这类看法。因为就今天的核状况而论，开成一次裁军会议，和在此之前行之已久的核武器开发与生产、储备等等可怕的效果，不论任何时候，都是以和这类会议的成果极不相称的汹涌澎湃的规模进行的。也就是说，一次裁军谈判即使取得成果，现实的看法无非是有得有失，总归是使世界危机前进了一步。
根据前面列举的塔卡论文，重新观察这个问题。下面引用的部分中，虽然塔卡的论文只谈北大西洋会议（NATO加盟国的议员团）的反应，但是，关于开发激光宇宙空间站对给与日本周围国际政治方面的影响之程度，恰好清楚地露出了欧洲反应内在的一面，活现出一幅足以陷我们于痛苦的示意图。
靠战略的防卫即使能够使美国本土免遭核导弹的攻击，但是也破坏不了指向西欧或东亚的SS－２０那样的苏联中距离导弹、短距离导弹和炮弹一类的战术核武器。所以，靠保护美国之盾把美国和其他同盟国之间的命运分离开，把对美国的“核保护伞”的信赖性搞垮，那么，在抑制苏联对欧洲的攻击，美国就不得不依靠常规武力了（笔者注：在东亚，由于增加了托马霍克搭载舰船和日本加强了扩军，得到直接增进，而且目前仍在前进）。更进一步说，美苏如果一起配备防卫系统，据说就能保障各自本土的安全，因此，也许挑起一场包括欧洲的核战争在内的“有限的”纠纷（笔者注：有必要使围绕日本列岛海域的核战争恶梦再次重复么）。所以北大西洋公约总部警告说，美国的战略防御能引起“同盟国内危险的分裂倾向”。
概括我自己的想法，就是在今天和明天的核状况之下，把新的扩军用于裁军谈判的条件这一有冒险性的危险上，任何谈判的成果都不可能得到平衡。我已经重复写过，除非从乔治·凯南起，凡是真心忧虑今天核状况，有多年来身居负责岗位，有经验有思考的有识之士们提出提案时，首先是核保有国主动地开核裁军会议，以此为立足点，召开一次本质上和以前大不相同的核裁军谈判，就根本不可能是“把希望给与未来的绝妙之物”，这事我在北京那次午餐会上本来想说，但是担心有损于那个团聚气氛而没有说，但明年想公之于众的想法。重复地说，我对于托姆逊、凯南以及凯利，对于战斗的人道主义者都有深刻印象。尽管凯南总是自觉地以基督教徒为立足之点而发言，最近他的谈论中还不习惯“战斗的”这个词，但他毕竟是个温厚的人。
他们的战斗的人道主义，正如曼自己就是这样的人一样，毕竟通过苛酷的现实经验，特别是经过了反对把自由与宽容，自由讨论的原则被它的仇敌们寡廉鲜耻的狂信主义眼看着给吞食下去的锻炼。谈文化大革命中自身经历的巴金的《随感录》、《真话集》无不明确地表明了这一点。在东京的讲演中，巴金排斥了悲观主义文学，这位老大家憎恶最肤浅的乐观主义者们，他那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可能有的、包括对自己充满苦涩的自我批判的书，是使人完全相信的。
如果重新考虑战斗的人道主义的定义，我认为它和中野重治所说的果敢地前进的悲观主义者是表里一致的。只要从日本人这方面来看今天的核状况，我一直在想，我们自己把自己无条件地搞成了深重的悲观主义的俘虏。大学时代就是好朋友的一位医学家对我说，你没有因为悲观主义而自杀，与其说是由于自我勉励的精神力量，倒不如说是由于强健的肉体的力量，这一点也许你自己没有意识到。我的身体的确如朋友所说那么强壮，没有麻烦他们当医生的。
回想起来，中野重治和渡边一夫都是身体强壮的人。如果他们携起手来，以果敢地前进的悲观主义者的姿态大步前进，可以想象那前景是错不了的。而且通过这一想象，我对于他们共有的战斗的人道主义有了更明确的定义。我想把它用自己的语言传达给年轻的人们作为自己的一项工作，才写了这篇文章。
此次中国之行，对于作家的我来说，最使我感动的是，在北京参观了鲁迅故居和博物馆的时候。青年们常常念诵的裴多菲的诗句，我看到鲁迅也引用过，为了很好地理解它的思想，我想起《野草》这个有名的短篇，由此也想到１９３２年他在上海出版的自选集上的自序，我想把其中的一段抄在这里。他也是战斗的人道主义者。是竹内好译的。“我开始写小说是１９１８年，《新青年》上提倡‘文学革命’的时候。……但是老实说，我对‘文学革命’还没有热情。我看到辛亥革命，看了第二次革命，看了袁世凯炮制的阴谋和张勋复辟的阴谋，看了其他许许多多，完全怀疑了，失望之余非常沮丧。今年，民族主义文学家在某小报上写道：‘鲁迅深表怀疑’。说的一点也不错。我目前就怀疑这些人未必是民族主义文学家，谁也不知道今后变成什么样。不过我也怀疑自己的失望。因为我看的人和看的事极其有限。这想法给了我拿起笔的力量。／‘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我觉得这么谈的鲁迅才是最值得记住的具备战斗的人道主义的、果敢前进的悲观主义者。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12 “此项待续”
和这些生在同一时代的、而且以彼此了解深以为幸的人们一起，以编辑者为中心多方筹备的季刊《海尔梅斯》①（岩波书店出版）终于创刊了。纪念出版的集会上编辑者们谈话的时候，我引用了两首诗。这些诗是从以前每逢自觉意识到生活转换期的时候，就像地下水一涌而出一般在我心里复苏的诗，也是年复一年徒增感慨而反复吟诵的诗。总之，花费好长时间和朋友们创刊了新的杂志，也可以说这是自己的人主告一段落，自然而然地有此表露吧。
①HermeS希腊神话中为众神传信，并掌管商业管理道路之神——译注。
第一首诗是叶芝的作品，是长诗《一九一九年》的一段。我曾经为加深记忆而把它试译出来，夹在全诗集里。“飞向荒凉天空的天鹅。／它的形象带来了粗犷，也带来了愤怒，／所有的事物应该让它结束，／用回忆描写我辛劳备至的人生／甚至半靠思索描写／甚至仅仅写了一半／啊，我们已经进入梦境／为什么现在不抹掉恼人的困厄／寒冬的风吹来／不学不行么？梦中我们的头已经破碎。”
当时我特别注意布莱克的新柏拉图主义，所以对我来说，这首诗首先使我深入地理解了这部作品，原来早就由叶芝经过先进地侧面研究，认为它是布莱克重振风采的很有力量的作品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曾和萨特共同创办过《现代》杂志，后，并且在“柏拉图周年”时提到它，同时称它是歌颂新柏拉图主义的灵魂与肉体的作品。
那印象一直持续到现在，再加上想到它是表明多年工作的诗人一生之中分歧点的作品，仿佛诗人那粗犷的叹气声依然回响的作品，所以照旧打动我的心。因为我也正处在一生中的分歧点，怎样发出回声，有待我不久的将来以小说的形式表现——总之，随笔文章过于带有自白式的多义性——它的内容。所以，我把天鹅的飞翔当作粗犷和愤怒的象征在头脑中描绘，同时重复了下面一段：“啊，我们已经进入梦境／为什么现在不抹掉恼人的困厄／寒冬的风吹来／不学不行么？梦中我们的头已经破碎。
另一个诗是奥登①的《一九二九年》中的一段。这位诗人使我对诗的感受性受到尖锐而且深刻的影响。我这里引用深濑基宽的译文。奥登是对叶芝怀有复杂心情然而深表敬意的晚辈的诗人。奥登悼念叶芝逝世的诗中，下述一段我至今仍然牢记在心：“诗人啊，起步吧／一心一意地朝着暗夜的深渊之路走去吧／你以沉静的声音／述说我们的欢喜之路吧／／给诗的调子培上土吧／从诅咒之中开辟出葡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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