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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公有财产代管人的能力问题，就是要保证让最有能力的人担任公有财产代管人。而这才是公有资本有效率运营上的最大难题。

这个问题的难处在于，如果公有财产代管人不必抵押出足够多的私人财产来承担公有资本运营的风险，公有资本代管人的职位就会成为一个人人都渴望得到的“肥缺”：运营公有资本盈了利，公有财产代管人可以得到丰厚的个人收入；如果运营的公有资本出现亏损，公有财产代管人却不必承担私人的任何财产损失，至多不过失掉了当期及以后的个人收入。这样一来，势必有许多无能之辈要出来争夺公有财产代管人的职位。许多人本来没有能力管理和经营好大笔的资产，这时也会挖空心思以至作出不可能兑现的承诺来争取担任公有财产代管人。而由这样的无能之辈来担任公有财产代管人，势必会降低公有资本的运营效率，使公有财产不能充分地保值和增值。公有资产代管人如果没有良好的素质、没有足够的能力，就不能正确地决定如何运用公有财产，就不可能选拔优秀的企业家去担任企业的负责人。

只要我们不让大资本家来代管公有财产，就不可能让公有财产代管人以个人财产来承担公有财产运营中的损失。这样一来，我们至多只能作到两点：让最有能力的人担任公有财产代管人；让公有财产代管人尽可能努力地为公有财产的保值和增值而工作。但是，如果我们作到了这两点，也就达到了不可能再作得更好的程度，也就没有必要让公有财产代管人去承担公有财产运营中的损失。连美国的私人资本所有者们都明白，对股份公司的经营者提出更高的要求是不现实的。

前边已经指出，设计一个能够实现后一点的制度是比较容易的，这种制度必须保证公有财产代管人的个人收入完全取决于他代管的公有财产的净增值情况。作到了这一点之后，问题的关键就落到了选拔、任命和撤换公有财产代管人的原则上，这种原则决定了公有财产代管人的素质，某种程度上也决定了他们的行为方式。我们的原则必须是保证尽可能让最有能力的人来担任这一职务。

什么人具有最强的管理和运营大笔财产的能力，这是世界上最难确定的事情之一。不仅相貌、言谈、举止、年龄不足以成为确认最好的财产管理人的依据，我们甚至不能依据学历、文化水平、工作是否勤勤垦垦等等来判断，某人是否能管理和运营好大笔的财产。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能列出详细而具体的条文来说明，符合哪些条件的人有最强的管理和运营大笔财产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过去的业绩才是管理和运营财产的能力的最好证据：某人过去管理一大笔财产赢了很多利，这应当就是最好的证据，证明他能够管理和经营好大笔的财产。

但是这里会出现一个循环论证的问题：那些过去从来就没有以所有者或其代理人的身份活动过的人，又怎么能证明他是否有管理和经营好大笔财产的能力？实际经济生活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那些直接管理着企业、利用大笔财产去经营并赢了许多利的企业家，应该说就具备了管理和经营好大笔财产的能力。他们过去所赢的利就是他们管理和经营大笔财产的能力的最好证明。而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大的资本所有者本来也是最初靠经营企业成功而上升到这个地位上去的。

让在经营中长期取得成功的企业家去负责公有财产运营机构，作公有财产代管人，并且把他们的个人收入与代管公有财产的效率紧密联系起来，这也会最有效地保证让尽可能优秀的企业家去管理公有企业。当然，判断什么人具备了优秀企业家的素质，这是一个更加难以解决的问题。优秀企业家素质的最可靠证据，仍然是企业经营的业绩。在给予了足够长的时间去让一位企业领导人取得经营业绩之前，没有人能够百分之百准确地判断，这位企业领导人是否具备了优秀企业家的素质。连最好的财产所有者或其代理人也不具备这种能力。但是，一个好的财产管理人却可以比较准确地判断，某人是否有可能具备优秀企业家的素质；他也能够成功地诱导并控制他选出的企业负责人，使其尽可能努力地为财产的增值而工作；他还能够及早发现并撤掉不合格的企业家，及早纠正自己在选拔企业家上所犯的错误。

我们可以把优秀企业家的素质归结到两种来源上，一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天赋，如敏锐的洞察力、及早作出盈亏计算的能力、在复杂万变的形势中及时作出正确决策的能力等等；另一种则是学到的知识和积累的经营经验。后者是要有了经营企业的机会才能得到的。而有了经营企业经历的人当然也会有经营的成果，人们可以依据这些成果来考察他是否具备优秀企业家的素质。这样，对那些已经有过经营企业经历的人，判断他是否是个优秀的企业家是相对比较容易的。而对于一个财产管理人来说，最困难的问题倒是判断没有经营企业经历的人是否有足够的天赋，能够发展成优秀的企业家，从而给予他经营企业的机会。

在这方面，那些从成功的企业家发展起来的财产管理人有着巨大的优势：多年积累起来的经验使他们具有敏锐的直觉，能够比较正确地判断一个没有经营企业经历的人是否可能有足够的天赋，从而给有发展前途的人以经营企业的机会；他们会成功地诱导和控制自己任命的企业负责人，使其努力增加财产的收益，并及早撤掉实践证明是不合格的企业领导。

让过去盈利最多的企业家担任公有财产代管人，这还会对使用公有资产的企业的负责人形成追求利润的巨大激励。公有财产代管人是企业负责人的上级或“老板”，大多数企业家都会愿意最终上升到这种“老板”的地位上去。如果没有表现出使公有财产增值的能力就可以升到公有财产代管人的位置上去，企业的领导就会把精力放到别的活动上，而不会集中全力去增加企业的利润。

正因为如此，应当把由成功的企业家担任公有财产代管机构负责人作为一条原则，明文规定下来。经过20年的经济改革，我国各地都涌现出了一批能够成功地使公有财产保值和增值的优秀企业家；应当给这样的优秀企业家以更大的权力、更高的地位，使他们掌管公有财产的运营机构。即使一个地方还没有出现非常成功的公有企业经营者，只要我们在现有的公有企业经营者中选出相对最成功者掌管公有财产运营机构，就会促使公有企业的领导更努力地为公有财产保值和增值而工作，并使成功的优秀企业家很快地大批涌现出来。

还必须指出，上述原则不仅适用于传统的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的经营管理，也应当同样适用于大多数集体所有制企业的财产管理。

目前我国城市和农村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其财产在名义上是属于“集体”的；但是对于绝大多数这一类企业来说，作为财产所有者的那个“集体”到底包括哪些人是极其不明确的。到90年代中期悄悄改制时为止，这些集体所有制企业的财产实际上是由政府机构代为管理的。

90年代中期，许多地方的集体所有制性质的乡镇企业实行了股份合作制改造。在这种改造中，一部分股份“量化”给了个人，这部分股份实际上是私有化了。但是还多多少少剩下了一部分仍然归“集体”所有或“公共”所有的股份。到底应当怎样管理这些股份，对此并没有很明确的解决办法。为了保证这部分集体所有的财产仍然能够保值和增值，最好也把它们划归不同的财产代管机构，由成功的企业家分别管理这些财产运营机构。这样，我们不仅要有国有财产运营机构，而且还要有集体财产运营机构，它们都是“公有财产运营机构”。全权领导这些运营机构的都应该是过去取得了成功的企业家，他们在领导公有财产运营机构时就是公有财产代管人。

综上所述，我们应当逐步做到：只有曾经为公有企业大量盈利过的企业家才能担任公有财产运营机构的领导。不具备这种资格的人，不能担任公有财产运营机构的领导。应该将这一点从法律上规定下来。

这样一种公有财产代管人制度，是笔者在十多年的时间里逐步构思出来的。早在6年之前，笔者就为这种制度设计了详细的具体操作办法。下面就是这种制度的具体操作方案：

1。将所有的企业的全部公有财产分别划归若干个公有财产运营机构，每个这样的机构分别对一笔特定的公有财产享有排他的支配权。由公有财产运营机构管理的财产应当包括企业的国有资产和旧的集体企业的资产。各个公有财产运营机构的负责人就是“公有财产代管人”。由于公有资产运营机构不直接参与企业经营，它不必雇用许多员工，而必须十分精干。它实际上只是公有财产代管人的一个工作班子或秘书班子。

公有财产代管人是公有财产所有者的代表，他的责任仅限于维护公有财产并使其尽可能地增值，同时他拥有所有者的绝大多数权利：公有财产代管人享有全权去支配和使用他所代管的公有财产；他可以决定如何配置和使用他所代管的公有财产，如何用它去投资，是否以及如何出租、出借他所代管的公有财产；对用他所代管的公有财产独资开办的企业，他负责决定企业的开办和关闭、资本金与利润的使用和分配以及企业家的任命和撤换；对用他所代管的公有财产参股的合伙企业和股份制企业，他行使这部分股份的股东权利。

2。公有财产代管人享有独特的法律地位。他既不应当是民法中普通的自然人，也不是国家公务员，甚至不应当是国营企事业单位的员工。公有财产代管人不是由政府直接任命的，不享受国家公务员的待遇，也不享受国营企事业单位员工的待遇。这就是说，政府并不保障公有财产代管人的工作岗位，他的工作岗位也不应当受任何人保障。公有财产代管人的个人收入不在政府开支中列支，与政府的财政开支没有任何关系。这意味着政府并不保障他的个人收入。

3。公有财产代管人的个人收入应当取决于他代管的公有财产的净增值。政府的公有财产监管机构（相当于现在的国有资产管理局）应当发布规定，确定一个适当的比例，公有财产代管人就按照这个比例从他代管后形成的公有财产净值中提取他的个人收入。

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支配人的活动对财产增值的影响要在较长的时期之后才能显示出来，而在这个时期中，财产代管人的生活和经营活动都需要大笔支出。为了避免这种时期上的不对应发生不良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