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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自由意志与个人责任-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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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金纳的实验程序中，当动物的行为导致强化物产生（即一小块食物落在杠杆旁的容器里）时，人们就能看到这只动物作出操作反应的可能性增大。
这一解释方式在两个方面给讲究实际的心理学家们带来了比他们的同行们更具科学性的声誉。第一，他们认为，当事件仅以变为附属于结果事件并（或者）能高度预示着结果事件的先行事件来作描写时，目的论的解释就可以被撇在一边了。正是这一点使这两种理论成了机械论的或行为主义的理论。行为的发出被说成像时钟机构一样，在一系列事件中并没有断言性的目的或意向。第二，他们声称，这样的解释主要是以实验程序中实际观察到的东西为基础作出的。行为主义与弗洛伊德的解释（见第三章）不一样。后者给病人的行为编造了各种各样观察不到的原因，而行为主义者则坚持
认为他们只根据“事实”说话。他们不必建造空中的理论城堡来解释观察到的东西（请回忆一下，斯金纳曾声称：当我们控制了一个有机体时，我们就不需要理论了。ｐ．１００）。可是，正如我们在本章的引言中所指出的，从１９６０年左右起，出现了一系列实验发现，对第一种（反目的论的）假设提出了疑问，这又迫使现代行为主义者失去了他们第二种假设的经验纯洁性。
这些研究是在人身上进行的，探讨的是实验设计中所谓的受试人觉知。这些发现首先成了操作条件作用主要考虑的问题，但很快就证明了受试人觉知对经典条件作用也有影响。心理学家们后来认识到，在所有人类条件作用的实验中，有一个关键因素未被认识或至少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而这一点大可代表着心理学中所谓的“基本”研究的总和。这一因素是否也在较低级动物的条件作用中起作用还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因为自从提出这种观点以来，除了通过手势语可以和某些高级的猿类交流以外，至今还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断定比人低级的动物是否具有不同的觉知水平（见下述布鲁尔有关这一可能性的观点，ｐ．１２７）。我们所说的受试人觉知究竟是什么意思？
这是指在研究言语行为的操作条件作用过程中冒出来的一个发现。按照斯金纳的理论，言语行为的操作条件作用在形式上是与动物行为的操作条件作用相同的。一个人首先自发出某些言语操作，如声音，然后这些言语操作被他生活于其中的语言共同体定型，即在他成熟的过程中被父母和其他有影响的人物的教导所中介调节。按照斯金纳的说法，我
们并不是先“考虑”某种东西，给它的所指构想出一个前提，然后用言语向别人表达自己的思想（象征性意义。见第四章，ｐ．５１）。我们是用言语发出操作行为；我们所谓的思想本身则是过去的定型所造成的结果（符号性意义。见第四章，ｐ．５１），而不是如“自主人”的神话所说的行为控制的最初源泉。我们实际上只是在开合嘴巴，发出声音，但却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个我和本人。作为人，我们都不参与对自己的行为作出的决定。我们人类就像老鼠和家鸽，在行为中是受控的，而不是自控的。
后来，这一引人注目的观点得到了５０年代中期格里斯朋采用的实验程序的证明。打那以后，虽然实验的设计曾有诸多变化，但其基本设想则保持不变：人被带进实验室里坐下，然后要求他大声自发地说出单词，即他说出的单词不必遵循任何次序，心中想什么就说什么。受试人就这样开始说单词，一次说一个。这些单词被实验者当作受试人自发出来的言语操作用电子设备记录下来以供今后分析，因为实验的目的是要找出受试人在每段１０分钟的三段时间里共说出多少个复数名词。
第一段时间被视作估计的“基率”。在这段时间里，实验者与受试人都在实验室里，但前者什么也不做，静坐在一旁看着后者说单词。可是，在第二段的１０分钟内，他开始言语参与。每当受试人说出一个复数名词（ｔｒｅｅｓ，ｅｙｅｓ，ｗｏｍｅｎ），实验
者就大声发出“嗯”的声音。这就被看作是复数名词发出率的强化物。这是一个相倚情境。按斯金纳的理论，它的作用就是强化，即自动地增加使之产生的行为。这就像老鼠压动杠杆时把一小块食物放进杠杆旁的容器里一样。在最后一段１０分钟的时间里，实验者再次保持沉默，受试人则一如以前地说出单词。整个实验持续３０分钟。
我们从此学到了什么？如果把受试人说出的复数名词从记录中取出制成表并按这三段时间划成曲线，我们就会发现，在第一段时间里记录下来的数量在第二段时间里持续上升，而在第三段时间里则逐步降低，虽然在实验结束时，我们还可以看到实验者“嗯”的声音的残留影响。如果我们不小心把自变量（发不发出“嗯”声）从我们有关这一操纵作用的理论中分离开来，我们就可能会认为因变量（说出来的复数名词的数量）是动力因的一个“结果”。换言之，我们必须防止把实验方法与对“事实”的理论解释混为一谈。然而，这正是操作条件作用论者们所犯的错误。他们开始发表格里斯朋的实验，把它看作人类行为（由动力因）定型的证据了。
批评家们从一开始就指出，在实验的第二段时间内紧接说出的名词之后实验者发出明显的暗示“嗯”，这样做很可能已经暗示了受试人，使他知道了这项研究的目的。这就是罗森塔尔后来研究的那些实验者效应之一（参阅前述，ｐ．１０４）。但格里斯朋否认这种指责，声称他在实验之后曾与受试人谈过话，发现知道实验目的的人不多，还不足以说明这是那些积极发现的原因。可是，后来的事件表明，格里斯朋与受试人的谈话还不够细致严谨。例如，他忽略了如下的可
能性：受试人说出单词时可能会按要求说出复数名词，但他的具体目的却不是说出复数名词。现假定一位受试人在说出复数名词“ｂｏｏｋｓ”（书本）和“ｐｅｎｃｉｌｓ”（铅笔）后都听到“嗯”声，他很可能会得出结论：实验者想要的是“教室里的东西”——因而他就会接下去说出ｂｌａｃｋｂｏａｒｄｓ，ｃｈａｉｒｓ，ｓｔｕｄｅｎｔｓ（分别为“黑板”、“椅子”、“学生”）等等，但并没有真正发现此项实验的实际目的。他看起来是受到了条件作用而发出格里斯朋所要求的复数名词，可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
比这种相互联系而又不正确的猜想更为重要的是如下事实：正如奥恩教导我们的，优秀受试人这一角色并不包括承认我们猜到了实验者的意图。优秀受试人甚至在得到某些暗示，知道正在发生的是什么的时候，都总是遵循科学的客观性原则，或装作这样。当然，成为优秀受试人的道义准则有时也对实验的猜想互相抵触。这种情况在一项实验中得到了突出的证明：一位受试人承认她悟到了说出一个复数名词与“嗯”强化物之间的联系，但她并不照做而“受到条件作用”，因为她认为实验者是在试图不合科学道德地取得结果，而不是让结果自发地产生。
为了使受试人承认发生了这类情况，就需要在实验后与他们进行严谨的谈话；而只有在德奈克、杜拉尼和斯皮尔伯格对这样的程序作了精心的改进后，我们才开始真正体会到受试人觉知在条件作用研究的结果中所起的作用。一旦进行了这种经过精心改进的谈话以后，我们很快就可以看到，心理学家们之所以觉得操作条件作用对人起作用，是因为那些领悟到正确的反应（复数名词）与相倚强化物
（“嗯”声）之间的联系的受试人使受研究组的曲线如观察到的样子上升和下降。那些没有领悟到这一联系、不知道实验意图的受试人则不受条件作用！
在操作条件作用的文献中，偶尔也有一些研究报告声称操作条件作用是在受试人觉知不到的情况下实现的。这样，争论就转到实验后进行的谈话是否恰当的问题上了。可是，尽管有这样偶然的对立发现出现，当今任何一位自称有科学知识的心理学家都不能否认，在这个问题上，有占压倒优势的资料表明，使操作条件作用成为可能的是受试人觉知到了反应与强化之间的相倚关系。但是，正如佩奇的研究工作所精彩地表明的，这种觉知并不会使操作条件作用成为必然。佩奇设计了一种方法能表明受试人在实验程序中间是否领悟到了反应与强化之间的关系。他很快认识到，正如上面提到过的有科学道德的受试人一样，并不是所有领悟到实验设计的人都按实验者的期待照办而“接受条件作用”。有些人知道要求他们说出复数名词但还是拒绝自发地说出来（原文如此）。佩奇决定试试能否使这些人在实验中显露出这一事实。他在实验时首先把接受操作言语条件作用的实验对象分成三类，即：有觉知并合作（接受条件作用）的、有觉知但不合作（不接受条件作用）的，以及那些完全没有觉知到反应与强化的关系（也不接受条件作用）的人。
把受试人分成三类以后，佩奇用强化物“好”代替
“嗯”，在实验中间停止一会儿并请受试人令他作出与他当时所作的相反的行为。例如，对那些有觉知而合作的人，他就说“想办法叫我停止说‘好’”；对那些有觉知但不合作和无觉知的人他则说“想办法叫我说‘好’”。他只说了这些，然后又一如以前把实验继续进行下去。在说了这样的话以后，有觉知而合作的人和有觉知但不合作的人的操作曲线很快就呈十字形交叉，所以他甚至不用检查统计数据就可以证明：这些受试人清楚地了解正在进行的一切；他们可以随意“接受条件作用”或“不接受条件作用”。同时，那些没有觉知而又被要求令实验者说“好”的受试人则依然故我晕头转向地继续下去，并没有提高操作的水平。从这些发现中看到人类行为中辩证因素作用的证据，这并不是轻信与草率。能准确地领悟实验任务的受试人，依然具有按实验任务的前提显示的有意义进程发出行为与否的选择。如果人类心理活动的本质是肯定一个原来原则上可以是相反的行为过程的话，那么，那些研究操作条件作用的发现就证明了人的这一目的形象，而不是与之相矛盾。目的论者完全有理由问：“当斯金纳理论的追随者们自己的实验都可以如此容易地被解释为目的因素的证据时，他们又怎么能继续装出这样的目的因素并未牵涉在他们所谓的操纵人的过程中的样子呢？”
在回答这一问题时，我们发现，操作条件作用论者们的所作所为，跟人们在觉得严酷的经验事实在与自己作对时的所作所为一样。这就是说，他们开始寻求现成的理论原则来把这种异常的证据辩解过去。而在辩解的过程中，这些讲究实际的斯金纳理论的追随者们就开始失去我们在前面（ｐ．
１１５）谈过的第二点，即他们的经验纯洁性了，因为他们必定要依靠看不见的东西来挽救看得见的东西。例如，斯金纳声称：“……基本事实是，当一个人‘觉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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