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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很
明显，在描写行为方面，情绪是属于质料因和动力因果意义。它们是人体有机机器的一个部分，显示一个人的心境和随境遇而调节的水平。我们不总能对自己的情绪作出解释，可是当我们真要给它们贴上一个标签（形式因），即把自己描述成欢乐、着迷、压抑、厌烦等等时，我们就得找到我们的情绪状态假定为之（目的因）而产生的社会境遇。有时我们感觉良好，或觉得空虚和烦闷，但却说不出这是“为什么”。在这种情形中，我们就会四处寻找此一情绪状态产生的可能理由（原因），认为我们欢乐是因为天气好，觉得烦闷是因为无事可做。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些形式因和目的因的意义是否捕捉到了我们的情绪产生的实际原因，然而，这却是我们对自己的感觉的理解。
弗洛伊德向我们显示了人们是如何因自己不愿正视自己的情绪状态产生的真正原因而虚构出一些错误的根据来解释自己的喜怒哀乐的（见第８点）。一个男孩觉得对父亲有敌意，却不愿有意识地承认他的潜意识中觉知的东西，即不承认这些感觉来源于对他占有母亲的妒忌。因此，这个男孩就另外编造了一些他憎恨父亲的根据来为他已经感觉到的情绪辩护。
正是由于情绪与导致这种情绪的心理状况之间的联系，我们才能谈及潜意识情绪，尽管严格地说来情绪属于物质领域，而只有一个人对激起情绪的东西的记忆才是属于精神领域。心灵则发出指令，并在按照它已定型的规律对意义作出断言以后，才产生行为为之而发出的认识。
在讨论皮尔的“积极思维的威力”时（见第十一章，ｐ．２１５）我们曾经指出，有相当多的研究证据证明，人们更容易
推进那些他们从一开始就以一种方式断言的意义，而不是那些以别的方式断言的意义。被人喜爱的意义比不令人喜爱的意义在一项令人喜爱的任务中更容易得到充实，反之亦然。这就告诉我们，人们称为喜爱或不喜爱的心理评价行为可以是一种情绪状态最终形成的理由。积极思维中有一种力存在，因为只要我们从一开始就去做我们所喜欢做的东西，我们在生活中就会有更多的机会来产生比不喜爱的意义更分的受喜爱的意义。情绪是随我们的心理状况而产生的，所以，被令人喜爱的境遇包围着的生活，肯定最有助于感觉的良好和满足，最有助于使人觉得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为了弄清楚一个人如何能影响自己的情绪，把感情（ａｆｆｅｃｔｉｏｎ）和情绪（ｅｍｏｔｉｏｎ）区分开来是很有帮助的。正如我们已经表明的，情绪是一种严格的肌体感觉，是［假定我们能够辨别出自己感觉的来源时］我们评价境遇的生理根据。情绪是反应，而不是响应，所以绝不是任意的。另一方面，感情却是指我们的心灵评价经验的响应能力，并把这种能力辩证地分为积极的（被喜爱的）、消极的（不被喜爱的），或这两种评价的混合（喜欢又不喜欢或既爱又恨的矛盾心理）。所以，感情是行为的形式因和目的因，是极端任意的，全凭作出评价的目的性有机体的独特判断而定。
现在，我们进行现行讨论的要点是：我们能够通过自己的感情来影响自己的情绪！这不总是可能的，但通常却是事实。在第十一章，我们看到皮尔（ｐ．１２８）和戴尔（ｐ．２３９）都靠人类的这种能力，通过一开始就判断出我们想要的感觉，然后安排出产生这种感觉的境遇，来影响发生的东西。
如果我们觉得忧郁（情绪）并对这种心境作出消极的评价（感情），我们就可以在唱机上放上一些我们所喜爱的唱片，我们很快就会感到相对地要高兴一些。如果觉得与某个人继续维持下去的关系可能会导致我们在感情上不愿进一步发展的爱或恨，我们就可以着手安排自己的生活境遇，避免和这个人发生关系。更好的方法是：我们可以重新塑造自己对这个人的理解，即通过对立推理为自己构想出新的断言，以便我们最终能创造一种不同的心境而不必避开那个人。
弗洛伊德的“揭露”心理学的巨大声誉，似乎使人觉得这样的抑制（或压制）策略并无益于健康。然而，当一个精神分析者怀疑病人爱上了他（即移情）是病人在早期固结恋母情结冲突时充当“父亲”的新表演时（参阅第八章，ｐ．１５４），他也会使用这类策略。分析者会坚持提高警惕，防止自己在感情上对这一移情作出消极评价而在情绪上受到刺激，因而把病人的“爱”理解为一种病状。
所以，从心理学上看，通过有意识地引导一个人生活中最终可能或不可能发生的东西来控制自己的情绪并不是错误的。这只是一个人写作自己的剧本的另一个方面。有时，我们的情绪机器也会失去控制。但是，从长期的观点看，我们完全有理由指望我们能对它实行某种感情控制。那些过着情绪爆发式生活的人并不是遗传的受害者。他们早就写好了情绪的剧本，而现在不过是如所断言地表演出这种生活方式而已。
１０．要避免片面性，但要承认一个人在作出肯定时观点
中出现偏见是必然的。
这最后一点与下述事实有关：在断言生活的意义时，我们必然会在事物的本质之上构筑起实用的却带有偏见的立场。观点上的偏见并不一定意味着一个人的见识狭窄或性格严峻刻板，因为这是当一个人不得不从无数的抉择中肯定一种观点时的自然结果。重要的是我们要认识到我们的立场包含着什么，并承认在关于我们已经构筑好的立场方面还有别的观点。以这种方法看待事物，我们就会总是对我们的行为赖以为基础的根据具有敏感性。易于使我们陷入思想狭窄的根据是那些限制定义的范围或把抉择限制在枝节问题上的根据。例如，当我们决定去听取一个人的意见是由于他的肤色、年龄、性别、阶级成分、民族成分等等，而不是因为他对现行问题评论的优点时，这就是狭隘的片面性。
我们应该不断地检查和提纯自己的个人偏见，应该认识它们及其暗含意义，而不应该漠视它们的存在。正如我们在第一章（ｐ．５）指出的，“让各人自行决定”的说法是我们都会同意的、为社会关系中的“开放者”而作的平等主义根据。让每个人定下自己的标准，这够公平了！同意了这一点以后，究竟一个人选择或这或那的行为方式的根据是什么？在此，我们很快就从平等主义的一般性转向行为的诸多具体理由。这可激怒了很多人，因为他们觉得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认为自己是有偏见的。或者，在叙述了为行为作出根据的过程以后，如果有人对这些断言假设提出质疑，他们就相信，这种质疑本身违反了平等主义的理论。事实当然并非如此。政治意义上的言论自由并不意味着观点一旦发表以后可以免受批评。自
行决定的自由并不意味着已经选定的根据可以免受对其他可能选择的理由进行比较。
如果我们“处于一种逃脱不了的境遇”，不得不说明自己为什么会如此行动时，往往是很怕人的。这需要个人的努力，需要良心上的反省，需要掌握手头现有的有关这个问题的最好资料，等等。这时，要求我们心甘情愿地表现出固执和守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大限度地行使自由意志的人其结果可能是看起来最不自由的。在他作出每一个决定以后，他就随之对一个特定的行为过程有了相应的义务。这样，依然留下来可供他使用的抉择数量必然会受到限制（精神决定）。在很大的程度上由于精神分析的兴起，这样的人被视为是患了维多利亚式的僵化刻板病，以及各种类型的精神神经症。但是，今天我们却深受那些漫无目的、冷漠和无耻行为之苦。这些行为者正充斥精神神经症大街的另一边。
如今，我们生活在人类历史上这样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人们表现各种行为抉择的自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所有这些行为模式都是经过断言的。如果相信这些行为仅仅是环境控制的漫无目的的结果，那就对人的本性肯定了又一个靠不住的断言。今天，我们必须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些不断扩大的行为抉择上，但同时又要培养自己选择自己赖以为行为根据的断言（从多项中勾画出一项）的个人信心（即性格！）。我们必须努力在意识中设计出一种个人风格、一种开明的偏见，给我们的行为加上它自己特有的标记。正是这种能够认识和修养出我们的行为赖以为根据的理由之能力，最明白无误地确立了我们不只是一架有机机器。如果我们不
能说出自己作为根据的断言，那么，我们就还没有为生活中自由意志的多种可能性承担个人责任。可是，既然我们的确在接受生活提出的这一独特挑战，我们就一定要尽一切努力维持和增强自己的人性。这样，选择又一次得由作为个体的我们单独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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