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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要你死于一事无成-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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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舒拉和莎哈扎德：生活是真主赐给我们的一个奇迹。有时，生活既是祝福也是魔咒，有时生活让我们无法应对，但我们仍然要面对，因为人类的承受能力无限。
可是，我们人类并不伟大，唯有真主才配得上“伟大”这个字眼。在浩瀚的宇宙中，人类就像小小的昆虫。我们遇到的问题有时候虽然看起来很大，难以克服，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即使我们的生命很长，但和地球漫长的岁月相比也不过只是一瞬。最重要的是我们以怎样的方式生活，我们死后能够给那些依旧活在地球上的人们留下怎样的遗产。你们的姥姥留给我们一笔巨大的遗产，比她生前所能知道的、所理解的还要多得多。
挚爱你们的妈妈痛失母亲1993年11月我第一次见到未来的老公，是母亲正处于弥留之际。
此前三个月，母亲的身体每况愈下。到了这时，她几乎不能呼吸，体弱得动都不能动。她住进了医院，但大家都知道她活不了多久。
我听说，离巴达赫尚省我老家所在村庄不远的豪汗区有一个名叫哈米德的男子想向我提亲。我从没见过这个人，也对他一无所知，只听说他是个知识分子，是一名老师。
一天，我正坐在母亲的床边，有几个巴达赫尚人来探望母亲，哈米德就是其中一个。我很尴尬，因为在伊斯兰文化里，除非婚约已经得到同意，不然女的是不允许见那个提亲的男人的。我当时才17岁，甚至都还没有结婚的念头。
来的人总共有10个，虽然我跟哈米德未曾谋面，但我一眼就能认出他来。他年轻，身材瘦削，长着一张英俊、智慧的脸。没有书生气，但表情充满好奇和同情，他是那种一见面就让人倍感亲切的人。
我心里窃喜，因为结婚对象外表迷人。我尽量不直接看他，不然很不好。但是，病房里空间局促，我想不瞥他几眼也难。
母亲正坐在轮椅上，身体虚弱得几乎不能说话，但她仍然坚持要接待来访的客人，这个角色对她而言再自然不过了。看到她病痛缠身的模样我的心都碎了，有一会儿，她让我把她膝盖上的毯子拿掉，推着轮椅带她去晒太阳。哈米德立马站了起来，俯过身，帮着把毯子拿走。他动作很温柔，给母亲重新整理了垫在头下的枕头。他那么细心，动作那么温柔，真叫我吃惊。那一刻，我心想，这个阿富汗男人能做到这么体贴，我将来嫁给他，很可能也可以享受到这样的温柔。
母亲一定也是这么想的，因为等探访的人回去了，她抓住我的手，盯着我说：“法齐娅，我的宝贝，我希望你的婚姻幸福。我喜欢这个男人，他对我们来说条件够了。等我病好了，我们就去跟他一起住。”她的眼睛在期待我的反应。我微笑了，点了点头，于是笑容也爬上了她的脸，她苍白湿润的双眼依然透露出刚强和坚毅。我转过身去，竭力不让眼泪掉下来。我是多么希望她能过来跟我和这个和蔼的男人一起住啊！多么希望能够照顾她，就像她曾经照顾过我那样。但时间每过去一秒，她就虚弱一分。
我坚持不离开母亲半步，所以就睡在医院里，第二天我就听说哈米德提出了求婚。按照传统的仪式，他家的一个男性成员要来我们家向我哥哥提亲，但我哥哥当晚恰好也跟我们住在医院。求婚一定要亲自见到本人，所以那一晚的不算。
第二天上午，医院里一名热情的医生说有话要跟我私下里说。她头发灰白，双眼碧绿，想要把前一晚跟我哥哥说的话向我重复一遍。她轻声对我说：“法齐娅，花开花谢，没有哪棵树能例外，这是自然规律，是时候把你母亲送回家了。”我懂她的意思，母亲就快不行了，真的没有希望了。我又是大叫，又是乞求，央求让母亲继续留在医院。他们可以尝试新药，一定还是有希望的，他们总会有办法的……医生抱着我，摇了摇头说，他们已经尽力了。
我们把母亲接回家，尽量让她过得舒适。她还是像平常一样不肯休息，一刻也坐不住，依旧在家里忙忙碌碌。有一回，我哥哥故意对她说，如果再不休息，就要捆住她手脚，不让她动。有一次，我躺在她床上，抚摸着她的头发，一如往日，跟她聊我的学校生活。她说自己是多么为我骄傲，还说像她这样的文盲居然有一个受过这么好教育的女儿，她还开玩笑似的提醒我说将来有一天或许我还能成为总统呢。
换成过去，我很喜欢她这么说，尤其是听她说对我的期望和信任，我总会高兴得飘飘然。但是，那一天，这一切对我来说什么都不是。我只觉得眼前有一个巨大的黑洞，一个命运的空洞正向我们逼近，想躲也躲不了。后来我睡着了，凌晨两点钟，听到母亲在喊我。我跑过去一看，她摔倒在卫生间门口。因为不想吵醒别人，她独自一人上卫生间。我半抱半拖地把她弄到客厅的床上去。她在我怀里就像一只小鸟。那一幕深深烙在我脑海里，如今一回想起还刺痛我的神经。曾经是多么坚强与高贵的一个女人，一生中忍受过多少苦难——毒打、死亡、悲剧、丧父丧子之痛，然而，此时此刻她竟然孱弱到连去卫生间的力气都没有。接着我带母亲回卧室，把她放到地铺上。结婚后，她曾经要么跟丈夫共睡一床，要么就睡在厨房的地铺上，现在她有了自己的床。因为身子虚弱的关系，她不方便上上下下，所以将就着睡垫子。我想她心底里还是喜欢睡垫子的，毕竟睡了那么多年，习惯了。
通常睡在垫子上的时候，她喜欢有孙子孙女（也就是我哥哥的孩子）作伴。那一晚，睡在她身旁的是我6个月大的侄女卡塔杨。看到婴儿的小手指抓着母亲的头发，我笑了，我还小的时候也常常这么干。
等母亲完全睡着了，我才爬上她那张床，开始睡觉。后来，我做了个非常奇怪的梦。在梦里，我什么都看不见，只有恐惧和黑暗，我试图跑开，然后就惊醒了。
我仔细检查了一下睡在垫子上的母亲，发现她一动不动。我掀起毯子，只见她呼吸微弱得几乎看不出有生命的迹象。我惊叫着，唤醒了家里的所有人。哥哥本来正准备开始晨祷，听到之后马上跑过来，手里拿着《古兰经》，他本想读几章向母亲做最后的道别，我大声呵斥他停下，因为我不敢相信母亲就要断气了。
我朝其他人大声喊，让他们快叫医生过来。我们隔壁的一间房子里住着一名医生，几分钟后，不知是谁把他叫了过来。医生看了之后说的跟大家见到的情况没什么两样，母亲已经走完了人生的路程。我听到了他说的话，但就是没听进去。“对不起，”他不停地重复说，“对不起。她差不多了。”终于，我明白了医生的意思，顿时感觉自己就像被扔出5层楼高的窗外。灯熄了，星星也不见了，我真想随着它们一同熄灭，我不知道没有了母亲自己该怎么活。
母亲走后40天，我的所有行动都是无意识的，这个打击和创伤几乎让我的身体完全罢工。整整有半年的时间我一直处于精神恍惚之中，不想跟任何人讲话，也不想去任何地方，谁都没办法跟我讲话，我甚至不知道自己还想不想活。没有谁强迫我早点走出阴影，我的家人放任我，让我由着自己的节奏在悲伤中度日。失去母亲，他们当然也悲伤，但他们明白我和母亲之间有一种特殊的纽带。
母亲在世时，我一直跟她睡一张床，没有她躺在身边我就睡不着，我弯曲着的手指会放在她的头发中。如今，每到夜里我都会醒来，想象着她就在我身边。我哭了又哭，像个婴儿似的哭着要妈妈。
家人见我连续这样哭了6个月，担心我永远不会好转，于是召开家庭会议，发现唯一能助我走出阴影的就是让我重新投入到学习中来。母亲是在秋天走的，如今已经是春天了，新的学期就要开始，哥哥建议我回学校学习英语和计算机课程，曾经坚决反对我上学的哥哥也都认为只有让我重返学校才能帮我摆脱丧母之痛。
母亲生前生病时，我本来要参加高中毕业考试的。当时因为难过至极，没参加考试，现在一回去，老师就安排我考试。如果不考，就会被默认为不及格，我不得不去备考。学习果然有用，我渐渐地重新融入生活。
马上我就要过19岁生日了，我报名参加大学入学考试复习课程。我立志学医，将来准备做一名医生。哈米德知道我参加了这门课程，就经常开车过来，停在街头，尽管他没必要这么做。他以为我没看到，其实我认识他的车，也认识车里面的他。我从来没朝他走近，也没有朝他挥手，因为那么做在阿富汗的文化里是不合适的。
这样过了几个星期，他的胆子渐渐大了起来，下课后会走过来和我打个招呼。我们打招呼很正式，从来不讨论涉及个人的事，更不会提彼此的好感。他会问我家里的情况，我则很礼貌地一一回答，仅此而已。在阿富汗文化里，没有追求、约会一类的习俗，我们连通电话都是不被允许的。那个时候还没有手机，陆上通信线路也不通，电线在战斗中遭到损坏。因为我们俩都尊重传统文化，所以都是规规矩矩地遵守文化规则的。但是，有这么点时间跟他在一起我已经知足了。即使他只对我说了三个字，也够我回想一个星期，在脑子里反复玩味。哈米德的微笑减轻了我的丧母之痛，我想起了她临终前说的话：“这个男人对我们来说条件可以了，法齐娅宝贝。”这个时候，战争渐渐平息了下来。游击队的不同派系开始互签协议，喀布尔仍旧四分五裂，由不同的派系控制不同的地区，但他们开始谈判，并且起草了一份新的宪法。大多数人认为这是战争快结束的标志。街上不再有士兵巡逻，不穿蒙面长袍也安全了。当然，通常我还是用一条围巾裹住头，但我也会穿牛仔裤和一些色彩鲜艳的时尚束腰刺绣长外衣。
街上的气氛明显地缓和了许多。因战争而关门的电影院重新开门迎客，上映最新的印度电影；之前被狙击手占据的公园现在成了孩子们的天堂；喀布尔市中心的街道再次繁荣起来，小贩和顾客们因为觉得安全了，也都回来了，街上又能闻到喷香的烤肉味。喀布尔再次焕发出蓬勃的生机。
我的生活也渐渐回归正常，只是，创伤太深，悲痛依旧还在。我有个漂亮的布娃娃，布娃娃手里拿着个填充狗，是我最喜欢的东西之一，放在小车里。我已经长大了，再玩布娃娃就显得太幼稚，但我需要安全感和安慰，布娃娃刚好能满足我的这两项需要。我能花好几个小时给她梳头，穿漂亮的衣服，痴迷地在她的小车旁摆上一个插得满满的花瓶。
那个时候，哈米德不是唯一一个向我求婚的人，许多游击队军官也来我家向哥哥提出要娶我。幸运的是，我的哥哥们从来不会强迫我嫁给谁。该同意哈米德的求婚了，将其他男人与哈米德比较得越多，我就越想嫁给他。我不想成为士兵的妻子，只想成为有着善良的眼神的知识分子的配偶。
哈米德是名训练有素的工程师，经营着一家小金融公司，做着类似于货币兑换的业务，还在大学里兼职讲授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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