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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要你死于一事无成-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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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利布男子和妻子在家。妻子有着一双碧眼，看上去似乎和她丈夫一样对我们的悲惨处境很同情。他们把我们迎进屋，给我们斟上热茶。男人年轻，三十来岁的样子。他表示不一定能帮得了，但一定会尽量帮忙解决。一旦官员的办公室开了，他就会尽早去打听。我有点沮丧，但并非不感激。我惊讶地发现，一个塔利布，随便一个塔利布也都有可能表现出人道主义精神。他跟我素昧平生，但他居然打算帮我，本来他完全没必要这么做，他改变了我对许多塔利班分子的看法。那一刻，我意识到，虽然他的理想和政治观点不能和我一致，但并不等于他是个可怕的人。
许多阿富汗人和塔利班站在一道是因为属于共同的民族，拥有共同的文化，出于共同的地域和经济需要。当时如此，今天也还是这样。在一个没有工作可做的村子里，如果塔利班给人工资，那么一个穷苦人会怎么做？许多阿富汗人，尤其是南部的坎大哈和赫尔曼德等省份，倾向于接受伊斯兰文化中的强硬元素。这与我所信奉的观点相左，但是，我对许多不同的观点、民族、语言、文化怀有深刻的理解和尊敬，因为正是这些不同才构成阿富汗。在西方国家，真正知道阿富汗同时在用三十多种语言的人不多。于我而言，正是这种多样性显示了我们的强大——至少在和平时期是如此。战争时期，民族的多样性却成了阿富汗最大的弱点，也是许多无谓的杀戮的根源。
离开塔利布的家时，他友好地送我们到公寓大楼门口，并再次表明他也没把握能帮上多大的忙。回家的路上，我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哈米德被处决或者被随便加个罪名，判处终身监禁。我不愿去想这件事，但知道必须面对很可能发生的坏情况。我尽量不去想哈米德双手被捆绑着拖到监狱的院子里，接受处决。我也不敢去想他躺在肮脏冰冷的牢房里，日渐憔悴，在饥寒交迫之下渐渐发疯。这些想法足以将我逼疯。
到家后我脑子里还全是这些恐怖的想法，突然，从浴室里走出一个熟悉的面孔。
竟然是哈米德，瘦削的脸颊上，水珠子泛着亮光，胡子上还挂着小水滴。
我以为自己在做梦，要不就是眼睛出问题了。
我丈夫站在门厅里，朝我微笑，好像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他朝我走过来，叫了我的名字，瘦弱的双腿蹒跚着。我跑过去，趁他没摔倒前给他一个紧紧的拥抱，他昔日的雄风在狱卒的暴力摧残下所剩无几。他的突然出现是我始料不及的，一时难以承受，所以，我们只是高兴得啜泣，心中的那块石头也终于落了地。哈米德，我的哈米德，我的爱人，终于回家了。
离他被拘捕不到24小时，但是，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他们又把他给放了。我给哈米德煮了几个鸡蛋，泡了甜茶当早餐。吃完后他躺下来休息。心情上的大起大落让我筋疲力尽，可我却没时间休息。既然哈米德回来了，他们肯定会想办法再去找我哥哥。我们得尽快找间房子供他藏匿，时间紧迫。
我想起了一个女人，她很坚强，曾经来听过我的英语课，就住在附近几个街区之外。她有一条腿不好使，走路不方便。自从丈夫死后，她就独自一人抚养两个女儿。他们不是政治家庭，跟千千万万个普通家庭一样，他们只不过是想在疯狂的喀布尔市苟延残喘。米尔沙卡伊住在他们那里应该不会有人去找，所以我觉得他们家对我哥哥来说最合适了，然后我们再想办法把他送到国外去。
我穿上蒙面长袍，跑着到这寡妇家去。房子很朴素，由于战争时期物资短缺，更是显得简陋。客厅地板上铺了几块磨旧的小地毯，屋内没什么值钱的东西，我猜测其他值钱的都已经拿去卖了，用来换大米、油、煤气。女主人在客厅里蹒跚着走来走去，一边劝我坐下，一边命令大女儿给我泡茶。我直奔主题，说想让我哥哥在她家留宿一段时间，但是，如果被塔利班发现，对她来说有危险。她的语调马上显露出受了冒犯的意味，她并不是因为我来到她家，提出这样的请求而生气，而是以阿富汗独有的方式表明我根本没必要因为这样的小事而特意请求。我哥哥留下来当然没问题，这是问都不需要问的！喝完茶我马上去叫米尔沙卡伊。我们收拾了几件衣服，多备了一些吃的。我知道，那女主人看我带了食物过去，也一定会生气，但不管怎么说，她收留我哥哥已经给她带来了很大的风险。多了一张嘴，就会给她本来就少的资源增添了短缺的压力。我陪着哥哥回到那寡妇的屋子，我必须这么做，不是因为我哥哥不认得路，而是让一个陌生男子单独去一个寡妇的家必定引起怀疑。一个男人和一个穿了蒙面长袍的女子前往就像是一次平常的社交走访；一个男人单独去，就像是在犯道德罪，必定引起邻居的闲言碎语，到时候塔利班必来无疑。
寡妇和她的家人对米尔沙卡伊很友善，我想他也能够稍微放松一会儿了。他在那里待了10天。这之后，我们断定事情已经平静下来了，他也可以出来到我家住，但让他和家人一起搬家还是太危险。和往常一样，塔利班还是不断地去骚扰我嫂子，常常不请自来，从来不会事先打招呼。他们常常用威胁的口吻对她说：“你丈夫在哪儿？你最后跟他说话是什么时候？快告诉我们。” 哥哥是个通缉犯，所以嫂子遭到他们的日夜监控。
后来，我嫂子实在怕得不行了，也过来跟我们一起住。
哈米德跟我结婚日子不长，本来应该好好享受新婚生活，但是，家里的事情那么多，我们几乎没多少时间可以安静地在一起。我想，在这个星球上，没有哪一对新婚夫妇不会不对步入婚姻生活的头几个月怀有美好的期盼吧，然而，无论对我自己还是对于千千万万个其他女人，成人世界的现实很快取代了少女时代期待的新婚欢乐。起初，我对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所遭遇的突然苦难愤愤不平，但这样的心情没过多久就被责任感所取代。再者，我要帮的人是我哥哥，是我如此心爱的一个人。我深深记得，小时候他是多么疼我，他对我的整个人生的影响是多么的巨大。我为自己那些自私的想法感到愧疚，难道如今不该轮到我照顾他和他家人吗？换成是他，无论有多么危险、多么艰难，他一样会为我这么做的。
米尔沙卡伊下定决心逃离阿富汗，这是保障自身安全的唯一方法，尽管也意味着从此过上流亡国外的不稳定生活。接下来的三个月里，他不剃胡子，任其生长，长得又浓又黑。过不了多久我们几乎都认不出他来了，我们祈祷塔利班也认不出来。
我们的计划是坐出租车前往与巴基斯坦交界的最繁华的城镇多尔汗。小镇靠近著名的开伯尔山口，位于巴基斯坦的联邦直辖部落地区边上。联邦直辖部落地区由部落长老统治，伊斯兰堡政府方面几乎没有实际控制权。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这一边境地带从来没有获得阿富汗方面的正式认可，是众所周知的杜兰德线。即使在今天也是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两国政府紧张关系的最大源头。阿富汗拒不承认这条线。美国和其他反恐的北约国家声称这条边境线是基地武装组织的老巢。巴基斯坦否认这一点，但是在控制该地区的原教旨主义方面几乎无所作为。
当地的社交礼法相当严格。美国的轰炸机曾经对该地区狂轰滥炸，地面部队也来搜捕本 · 拉登及其支持者，但村民就是拒不透露他们的行踪，任凭轰炸像暴雨一样落到屋顶。置身该地区你就会感觉仿佛回到了五百年前，明白了这一点你才能够理解这个地方。如果不明白这一点，那么你就会像那么多政府和国外势力一样，都将以失败告终。
与今天不同的是，1997年，当我们计划哥哥的逃亡时，阿富汗人无需签证即可越过边境十字路口进入巴基斯坦。卡车、商贩和旅行者源源不断地前往多尔汗，我哥哥希望趁着这样的嘈杂来个浑水摸鱼，偷偷地溜过边界。
米尔沙卡伊安排了一辆出租车，让它第二天早上来接人。我四处奔走，为他的逃亡做准备——购买途中所需的食物，诸如几个圆盘烤饼和水煮鸡蛋，他的妻子为他收拾行李。就在这时，突然响起了敲门声。我还没停下来仔细想想就把门打开，以为司机到了。然而，站在门厅里的是两个黑乎乎的裹着头巾的塔利班。他们径直闯入公寓，手里挥舞着枪。所有人都站着一动不动，没来得及做出反应，也没地方躲藏。大家面面相觑，心想：这下完了，我们被抓了。
两个塔利班分子一把抓住我哥哥，强行将其按倒在地，面露得意的神色。两人都才二十出头的模样，其中大一点儿的那个抬起膝盖用力撞了一下我哥哥的腰部，疼得他大声直叫。另一个也丝毫不掩饰鄙夷的神情，抓住哈米德的脖子，用力将其往客厅地板上撞，好像他就是个布娃娃。他们一边嘲笑嫂子和我，一边将我们的丈夫推出客厅，带上皮卡。就在他们离去的时候，我哥哥大声对我说，不要跟着他们，好好待在家里。即使在如此绝望的情况下，他仍然不愿放下男人的自尊让一个女人到监狱去营救。
到了警局之后，我哥哥劝服一个警卫，让他捎一张字条到家里。字条上说让我们去找他的一个老同事，他现在为塔利班政府效劳。当年他曾做到将军的位置，如今是一名塔利班高级军事顾问。我哥哥希望这个老同事能够托关系将他和哈米德救出。字条上还给出了一个地址，是机场附近的一栋住宅。
这将是又一次漫长而残酷的等待，我一度没有一丝力气，在床上躺了整整两天，在挫败感和恐惧的双重打击下，几乎陷于瘫痪。哈米德又被带走了，只是，这一次，留下的不是我一个人，还有我们未出生的孩子。
三天前我得知自己怀孕了。和许多初孕的年轻妈妈一样，好几个早晨我都有恶心和呕吐，这才知道自己怀上了。哈米德和我当然是喜出望外。但是，这样的兴奋很快就被生活中的动乱浇灭了，或许没有什么比在战争时期怀孕更令人揪心的了。战争年代，生存本身就是一场战争，只有最坚强的人才能幸存。把一个无助的婴儿生下来，带到这样的地狱里合适吗？或许真的不合适。
但我也明白，无论是枪林还是弹雨，生活总归要继续。在某种程度上，无论环境有多艰难，庆祝新生命的强烈愿望永远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种本质特征。是的，我害怕过，可我认为，生个宝贝小孩便多了一份积极的力量，也多了个关注对象，这样也很好。
高兴归高兴，但话又说回来，战争时期怀孕保胎谈何容易。阿富汗是世界上产妇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最高的国家，医疗资源匮乏，再加上文化保守，大家都不愿意公开谈论妇科和儿科医疗，导致医生非常难找，而仅有的几个医生往往又没受过多少正规训练。一般家庭不愿意给妇女找医生，除非实在是别无他法，或者是不医治必死无疑了。但每每这个时候，无论是救母亲还是救孩子，都已经为时已晚。当一名医生，在这样的条件下工作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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