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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经济学笔记1+2-第6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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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世纪哥伦比亚发现新大陆就开始了，人员、食品（土豆、红薯、玉米、作料等）跨海洋、跨大陆的交往是日益全球化的先兆；科学技术、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就是全球化的基础，所以全球化是历史的长期趋势；的确，有很多国家为保护自己利益而撤出国际体系，但这是历史的偶然，是短暂的，不是长期的。
现在的全球不平衡与三十年代美国和德国之间的不平衡很相似。美国从最大的债权国成为最大的债务国，在2001到2007年间累计债务5万亿美元。中国把宏观经济政策从属于固定汇率之下，累计外汇储备两万多亿美元，其中大约三分之二是以美元计价的资产，包括大量的美国国债。弗里顿说，肯尼迪政府学院的经济学教授Dani Rodrik是他很尊敬的经济学家，“他就认为发展中国家以压低货币汇率，促进出口，以出口带动经济发展的模式是对的，亚洲四小龙，二战后的德国都是如此。”
但弗里顿认为中国贸易开放的程度（出口加进口占GDP的比例）相对于中国经济体的规模超常的大；美国是一个经济大国，但是贸易占GDP的比例远远小于中国。国家越大，它的对外贸易需求就越小，因为它的国内市场巨大，从很大程度上可以自给自足（详见《哈佛笔记》安查斯主讲的国际贸易理论系列）。弗里顿说，中国的很多出口可以在国内市场消化；中国长期不变的固定汇率政策人为地压低了人民币比价，误导资源在全球的分配，从相当大的程度上造成了目前的全球不平衡。 这是不可持续的，中国必须找到其他发展经济的途径；而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爆发的。弗里顿认为，全球不平衡是这次危机的一个主要原因。
全球不平衡的另一方面原因在美国。 美国联邦财政在2000年有两千多亿美元的盈余，在10年以后有一万多亿美元的赤字。其中的原因有很多，包括2001年“9·11”的恐怖袭击，小布什政府在2001年和2003年的两次减税，过高的估计了税率对税收的负面影响（关于税率与税收的关系，详见《哈佛笔记》费尔德斯坦主讲的美国经济政策系列）。 但有一点弗里顿强调不可忽略：格林斯潘领导的美联储在“9·11”之后把基准利率压得太低，时间太长。美国经济在2002年末明显好转，但美联储仍然在2003到2005年间维持低利率；利率甚至小于通货膨胀，使真实利率为负值，促使了美国在消费者层面和政府层面都大量贷款。 前十几年的“金融创新”出来的复杂投资和融资渠道更加助长了美国社会在各个层面的负债。 美国入不敷出，成为最大的债务国。其他主要债务国包括英国、西班牙和爱尔兰。
弗里顿说，就像罗格夫（Kenneth Rogoff）和Carmen Reinhart最近的新书《这次不同了》（This Time is Different）指出的一样，每次危机都是“换汤不换药”，危机的成因和主干大体相似。“国际资产流动的周期现象都是一样的，从刺激经济扩张（expansion），到兴旺（boom），到泡沫，到泡沫破裂后的危机。美国就是在酝酿一场典型的债务危机。”
当危机爆发后，第一件事就是要停止恶性循环。现在市场已经平静下来，金融危机中最糟糕的阶段已经过去。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缓解美国长期的债务危机。当外资涌入时，消费上升，投资增加，进口成倍增长，房地产价格狂涨。弗里顿预计，今后美国要经历的是这一切的反面，美国必须减少消费，使储蓄大于投资，出口大于进口；美国真实工资很有可能止步不前，甚至下降；美国的经济调整阶段就是美国人要勒紧裤带、进入勤俭节约的阶段（austerity phase）。■
【哈佛笔记99】丰富的自然资源会导致“荷兰病”吗？
2010年07月05日 09：14
丰富的自然资源未必就一定是件坏事，一些国家就比另一些国家自我管理得好，如何才能有前者的经济表现，避免后者的问题呢？
【财新网】（特约作者 陈晋 发自美国剑桥）在斯旺模型（概述见《哈佛笔记》中《灵活运用经济学模型》一节）之后，弗兰克尔用一节课讲述荷兰病（the Dutch disease）。 顾名思义，“荷兰病”源于荷兰。1959年荷兰发现了巨大的天然气油田。荷兰政府采取了最大规模的公私联手方式（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于1963年与Esso （ExxonMobil的前身）和Shell一起开发。从此荷兰传统的制造业出现走下坡路的趋势，一蹶不振。1977年《经济学家》杂志（The Economist）把这个现象称为“荷兰病”。
当一个国家发现了新的自然资源，或一个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发现这些资源的国际价格猛涨，或一个国家因为某种原因突然收到大量国际援助，这些本来是好事，为什么说是一种“病”呢？ 因为这些“好事”打破了原有的价格信号，使一个经济体的人力物力重新分布。这个新布局很难在价格反弹的时候迅速恢复原状，耽误了生产力的发展，或生产效率的提高。从2003年到2008年，资源价格狂涨的情景仍然让人记忆犹新，影响了一批资源型国家。
具体来说，这些好事在短期内突然提高了一个国家的收支平衡（balance of payments），使这个国家的货币面临升值的压力。如果这个国家有固定汇率政策，那么大量的外汇流入会导致货币基数和货币供给的增加，价格普遍上涨，尤其是不可（跨国）贸易的部分（nontradable sector），其中房地产价格的上涨尤其突出。如果这个国家有浮动汇率政策，那么这个国家的货币会升值，使不可贸易产品的相对价格（相对于可贸易产品的价格）升高。这样的价格信号使人力物力从可（跨国）贸易产品（tradable products）的生产； 例如传统制造业，流向不可（跨国）贸易的产品，例如房地产。要抑制生产资源重新分布，就要抑制这个货币的真实升值（real appreciation）。中央银行可以采取对冲（sterilization，以本币资产置换外币资产，即买外币，卖本币）的办法，或把一部分外资滞留海外，只允许缓慢流入国内等办法达到这个目的。
荷兰病的另一部分问题与政府的自我节制、自我管理、廉政建设有关。当外汇大量流入，政府财政节节攀高，政府很容易扩大执政范围，增兵买马把钱花出去，使经济过热。当价格信号反弹，政府很难迅速“瘦身”，导致赤字。也就是说，这些钱有很强的“顺周期性”（procyclical）。政府资源太多还有可能成为腐败的土壤，使不良机制（weak institutions）苟延残喘。这些问题在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屡见不鲜。所以，政府必须要在财源丰富时有意识地克制花钱的冲动，让这些钱“细水长流”，或者存起来，等经济衰退时，用这些钱刺激经济，达到“逆周期性”的目的。
丰富的自然资源未必就一定是件坏事，一些国家就比另一些国家自我管理得好： 智利比玻利维亚好，澳大利亚比阿根廷好，挪威比委内瑞拉好。如何才能有前者的经济表现，避免后者的问题呢？弗兰克尔给出以下建议。
第一、让中央银行从机制上独立于政府，不受政治干扰，只从技术层面管理经济。
第二、制定财政预算规则，不允许政府在收入高的时候突然增大开支。
第三、按照经济指标，从技术层面管理、投资国家主权基金（sovereign wealth fund），不受政治因素的影响。挪威的石油基金（National Petroleum Fund；现改名为 Pension）就做得很好。当石油价格很高的时候，他们把钱储蓄进这个基金，弥补油田的油量日益减少。
第四、鼓励中央银行、主权基金分散投资，分散风险，甚至允许私人和私人机构持有外国资产。
弗兰克尔给学生作业中的一道题就是根据最近《经济学家》中的一篇对智利的报导和这堂课的内容，解释为什么智利总统 Michelle Bachelet和她的财政部长Andres Velasco在2008年6月的民意测验中表现最差（approval rating），而在短短的一年以后，2009年夏天的民意测验中遥遥领先。
原因可能有多种，但不可否认的是，铜出口占智利总出口的四分之三；在2008年铜价猛涨的时候，这位总统和她的财政部长顶住压力，拒绝花费铜出口的高额收入。2008年后期，金融风暴席卷全球，经济开始衰退。这两位领导人决定动用这笔钱，缓解经济衰退，真正实现了“逆周期”的财政政策。 弗兰克尔说，这对资源丰富的国家来说非常难能可贵。
当然，Bachelet之前的一届政府也应该给予肯定，因为他们推行了具有创新意义的财政自律，奠定了一部分基础。 Bachelet和她的财政部长进一步把财政纪律写入法律。 2006年通过的《财政责任法案》（Fiscal Responsibility Bill）明确了结构预算（structural budget）的作用，并创建了退休储蓄基金（Pension Reserve Fund）和社会经济稳定基金（Social and Economic Stabilization Fund）（这个基金取代了铜稳定基金，Copper Stablization Fund）。
智利的财政纪律是一系列的规则。如果铜价在历史长期水平，经济处于全就业水平（full employment），政府的财政预算目标是有1％的GDP的盈余。 这个数字后来降低到0。5％，在2009年3月后进一步降到0。 当经济进入衰退或铜价低于10年的均衡价格（10year equilibrium price）时，政府财政可以赤字。 铜价水平和全就业水平是由经济专家判断的，不受政治家的影响。 2008年财政盈余高达9％的GDP。当时专家组认为资源价格猛涨是暂时的，建议用一部分盈余填补赤字，把另一部分盈余储蓄在国家主权基金。政府也正是这样做的，政府债务因而降低到GDP的4％。 在2008年下半年，经济形势突变，而智利政府有足够的储蓄实施“逆周期”的财政刺激政策。
弗兰克尔认为，专家组的独立性非常重要，应该受到法律保护；就像中央银行的行长一样，从制度上独立于政治体系。他还建议，应该让这个专家组根据宏观经济形势，决定政府财政支出的总数，民选出来的政治家（领导政府的人）决定如何使用、分配财政预算。防治荷兰病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智利为防治荷兰病提供了一个基本样板，其中心思想就是要在大量外资涌入的情况下未雨绸缪，缓解价格信号对经济资源产生的误导。■
【哈佛笔记100】因地制宜地选择汇率政策
2010年07月12日 09：26
2008年，弗兰克尔用计量学方法推算出人民币瞄准的货币篮中各种货币的比重，发现人民币汇率中95％的成分仍然是紧盯美元，所以总结中国的实际汇率机制变化不大
【财新网】（特约作者 陈晋 发自美国剑桥）在去年10月中旬期中考试前的一堂课上，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经济教授弗兰克尔（Jeffrey Frankel）问学生就下堂课的考试还有什么问题。一个学生半幽默半试探地问，“我们能不能带一张写满模型和公式的纸进考场？”弗兰克尔回答，“试想，一个国家的固定汇率眼看就要支撑不住了，外汇储备消耗殆尽，利率屡攀新高，经济衰退严重；你是这个国家的经济顾问，国家总统（或总理）问你现在该怎么办？你能说，‘我要先去我的办公室一趟，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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