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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我其谁:胡适-第1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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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改良刍议》“第六：不用典”更是胡适对自己的期许与挑战。胡适在留美期间所写的诗，用典的俯拾皆是。他在提倡文学革命以前固然如此，比如说，我在第七章引了他1914年5月26日和任鸿隽的诗里有句云：“何必麻姑为搔背，应有洪崖笑拍肩。”最令人玩味的是，他在举起了文学革命的大旗以后，还是不能完全挣脱用典的桎梏。比如说，他在1916年9月16日的日记里记录他改两首出国以前写的旧诗。第一首是《读大仲马〈侠隐记〉〈续侠隐记〉》：“从来桀纣多材武，未必武汤皆圣贤。太白南巢一回首，恨无仲马为称冤。”由于他说“吾近主张不用典”，所以他把“太白”、“南巢”这两个典都给去掉了，把它改写成：“从来桀纣多材武，未必武汤真圣贤。哪得中国生仲马，一笔翻案三千年！”胡适显然相当满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胡适去掉了传统的典，却引进了西洋的典——仲马——而不自知。这岂不是和他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里说的话有异曲同工之妙：“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15＇
如果胡适改第一首旧诗还满意，第二首《读〈十字军英雄记〉》：“岂有酖人羊叔子？焉知微服武灵王！炎风大漠荒凉甚，谁更持矛望夕阳？”他怎么想也想不出如何换掉“羊叔子”、“武灵王”这两个典。最后还是保留了这两个典：“岂有酖人羊叔子，焉知微服赵主父，十字军真儿戏耳，独此两人可千古。”当时的他还严于责人，宽于律己，说：“第一首可入《尝试集》，第二首但可入《去国集》。”等到他写《文学改良刍议》的时候，自知不能有双重标准，“必也一致乎”，于是他说：
吾十年前尝有《读〈十字军英雄记〉》一诗云：“岂有酖人羊叔子，焉知微服赵主父，十字军真儿戏耳，独此两人可千古。”以两典包尽全书，当时颇沾沾自喜，其实此种诗，尽可不作也。
胡适这一段话有两点有趣且值得指出的地方。第一，他举他这首十年前写的诗，可他用的是他一年前所改定的稿子。第二，胡适说典有广、狭之典。前者最好的代表是成语，不在禁用之列。狭义之典则是他主张不用的。但狭义之典也有工拙之别，“其工者偶一用之，未为不可，其拙者则当痛绝之。”＇16＇他举了一些“工者”的狭义之典来作例子。他自己的《读〈十字军英雄记〉》就属于“工者”。
《文学改良刍议》是胡适文学革命的主张公之于世的宣言。有趣的是，胡适自己说，由于他“在美国的朋友的反对”，他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比起他在1916年4月5日在《留学日记》里所写的文学革命论，“胆子变小了，态度变谦虚了。”事实上，胡适所谓的“胆子变小了，态度变谦虚了”，绝对不只是因为他“在美国的朋友的反对”。他是有他的考虑与顾虑的。他把“八不主义”的次第作了一点调整。他在《逼上梁山》里说：“这个新次第是有意改动的，我把‘不避俗字俗语’一件放在最后，标题只是很委婉的说‘不避俗字俗语’，其实是很郑重的提出我的白话文学的主张。”＇17＇换句话说，在原先的“八不主义”里，“不避俗字俗语”是第四“不”，在《文学改良刍议》里，退居为第八“不”。而且原来在标题的括号里有“不嫌以白话作诗词”的话。胡适担心有读者看到这句话生气而拒看，于是就把它给删去了，让读者先看了内文的论述，以便说服他们。不但如此，胡适这篇《文学改良刍议》是用文言文写的，完全跟他提倡白话文的命意是相背的。然而，这也可以看出胡适持重或知人知世的一面。无论如何，《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在1917年1月出版。胡适万万没想到他的白话文学革命居然像星火燎原一样，在几年之间就变成了一个莫然可御的运动。
＇1＇《胡适日记全集》，2：9495。
＇2＇《胡适日记全集》，2：134。
＇3＇ 以下的讨论，除非另有注明，是根据胡适，《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胡适全集》，18：106132；胡适，《〈尝试集〉自序》，《胡适全集》，1：183196。
＇4＇《胡适日记全集》，2：312。
＇5＇《胡适日记全集》，2：316。
＇6＇《胡适日记全集》，2：327。
＇7＇《胡适日记全集》，2：364。
＇8＇《胡适日记全集》，2：378。
＇9＇《胡适日记全集》，2：372377。
＇10＇《胡适日记全集》，2：386，393。
＇11＇《胡适日记全集》，2：395。
＇12＇ Hu Shih to Clifford Williams，《胡适全集》，40：172。
＇13＇《胡适日记全集》，2：399400。
＇14＇《胡适日记全集》，2：413。
＇15＇ 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全集》，4：673。
＇16＇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胡适全集》，1：912。
＇17＇ 胡适，《逼上梁山》，《胡适全集》，18：128。
文学进化论
胡适在1917年5月写的《历史的文学观念论》里说：“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此时代与彼时代之间，虽皆有承前启后之关系，而决不容完全钞袭；其完全钞袭者，决不成为真文学。愚惟深情此理，故以为古人已造古人之文学，今人当造今人之文学。”＇1＇胡适这个“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的说法，并不是单纯的历史主义。也就是说，文学与其时代的背景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存在。这句话其实还有文学是随着时代而演进的意思。比如说，他在1916年8月21日给陈独秀的信里说：“足下言曰：‘吾国文艺犹在古典主义（Classism）、理想主义（Romanticism）时代，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此言是也。”＇2＇
写实主义是最新的潮流这个观念，胡适在1915年8月3日的日记里说得更为透彻。他说，文学大致可以分为两派：一为理想主义（Idealism）；一为实际主义＇写实主义＇（Realism）。
理想主义者，以理想为主，不为事物之真境所拘域；但随意之所及、心之所感，或逍遥而放言，或感愤而咏叹；论人则托诸往昔人物，言事则设为乌托之邦，咏物则驱使故实，假借譬喻：“楚宫倾国”，以喻蔷薇；“昭君环佩”，以状梅花。是理想派之文学也。
实际主义者，以事物之真实境状为主，以为文者，所以写真、纪实、昭信、状物，而不可苟同者。是故其为文也，即物而状之，即事而纪之；不隐恶而扬善，不取美而遗丑；是则是，非则非。举凡是非、美恶、疾苦、欢乐之境，一本乎事物之固然，而不以作者心境之去取，渲染影响之。是实际派之文学也。
胡适作这理想主义与实际主义——亦即，写实主义——文学的分野，是他读了白居易与元微之（元稹，799831）论诗文一信的感想。胡适这时所用的译名还不是很一致，“Romanticism”以及“Idealism”都翻成“理想主义”。然而，此处的重点在写实主义。胡适引白居易的话：“自登朝以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治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胡适说这是写实主义者所说的话。白居易引孟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话来作为文学的作用的理论基础。他认为文学的作用在济世。因此，任何诗词，不管再美丽、再情动于衷、再发之于情，如果没有济世之用，则只能算是独善，没有流传的价值：
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故览仆诗者，知仆之道焉。其余杂律诗，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者，但以亲朋合散之际，取其释恨佐欢。今铨次之间未能删去。他时有为我编集斯文者，略之可也。
胡适称白居易这封给元稹论诗文的信为：“可作实际派文学家宣告主义之檄文读也。”他说唐代的写实主义文学，当以杜甫与白居易为泰斗。不同的是，杜甫是天才，他可以随所感所遇而为之，不期然而自然地作出写实的文学。白居易则是有意于“扶起”“诗道之崩坏”。他毕生的精力所注，以及他希望能传世不朽的就是写实的文学。＇3＇
胡适认为白居易这种写实主义的观点有点过分偏颇。他在8月18日的日记里又进一步地引申。他反问说文学的优劣真能够用“济世”与否来作标准吗？他说文学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有所为而为之者；另一种是无所为而为之者。前者是功利的，后者是超功利的；前者是以讽喻、或以规谏、或以感事、或以淑世；后者则是“情动于衷，而形于言”。他的结论是：“作诗文者能兼两美，上也。其情之所动，发而为言，或一笔一花之微，一吟一觞之细，苟不涉于粗鄙淫秽之道，皆不可不谓非文学。”他用这个结论一方面来批评白居易“抹倒一切无所讽喻之诗，殊失之隘”；另一方面也用来反省自己年少时跟白居易一样的偏颇：“吾十六七岁时自言不作无关世道之文字（语见《竞业旬报》中所载余所作小说《真如岛》），此亦知其一不知其二之过也。”＇4＇
尽管胡适超越了他青少年时期狭隘的文以载道的理念，但他对写实主义优于理想主义或浪漫主义的信念是不移的。他不但认为写实主义是文学从理想主义、浪漫主义进化的更高层次，而且认为写实主义本身也是继续在进化的。比如，他在1915年2月21日的日记里说：
赴“巨册大＇误。应为：小＇版会”＇Tome and Tablet＇，会员某君于下列四书中选读若干则：
一、Theophrastus（B。C。？287？）＇狄奥佛拉司特斯＇：Characters＇《人物论》＇
二、Sir Thomas Overbury（15811613）＇欧佛伯里＇：Characters＇《人物论》＇
三、John Earle（16011665）＇俄尔＇：Microcosmography＇《作为宇宙缩影的人类》＇
四、Samuel Butler（16121680）＇巴特勒＇：Characters＇《人物论》＇
皆写生之作（写生者，英文characterization）。此诸书皆相似，同属抽象派。抽象派者，举一恶德或一善行为题而描写之，如Theophrastus之《谄人》＇“The Flatterer”，《人物论》（The Characters）中的一篇＇，其所写可施诸天下之谄人也。后之写生者则不然，其所写者乃是个人，非复统类。如莎士比亚之Hamlet＇哈姆雷特＇、如易卜生之Nora＇娜拉＇，如Thackeray＇撒克里，18111863＇之Rebecca Sharp＇贝姬·夏普，注：《浮华世界》（Vanity Fair）里的女主角＇。天下古今仅有一Hamlet、一Nora、一Rebecca Sharp，其所状写，不可移易也。此古今写生文字之进化，不可不知。＇5＇
胡适的文学进化论是梅光迪所不能接受的。梅光迪在1916年8月9日的一封信里批评胡适：“足下崇拜今世纪太甚，是一大病根。以为人类一切文明皆是进化的，此弟所不谓然者也。科学与社会上实用知识（如politics＇政治＇，economics＇经济＇），可以进化，至于美术、文艺、道德则否。若以为Imagist Poetry＇意象派诗＇，及各种美术上‘新潮流’，以其新出必能胜过古人，或与之敌，则稍治美术、文学者，闻之必哑然失笑也。足下于文学、美术乃深有研究者，甚望出言稍慎，无贻知者以口实则得矣。”＇6＇
胡适的文学进化论自然必须放在他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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