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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胡适在写给韦莲司的信里，话说得一样的重。他说这些俄国人：“几乎全是无政府主义者，现在被政府召回。我原先期待能跟这些流亡人士有一些有意味的交流，结果是大失所望。相信我说的话，他们是令人讨厌的一群！我一点都没夸张。”＇13＇他说他最鄙夷的，是他们的浅薄与浮夸：
在这群男女里，有些是我毕生所见最肤浅、最封闭之徒。再恶心的举止我都可以忍受。然而，浮夸、张着眼睛说谎话，才真是孰可忍孰不可忍！我一想到这些“过气的革命家”（revolutionist　emeritus＇revolutionists　emeriti＇）是由俄国政府付他们的川资，回国的时候可能还会受到凯旋式的欢迎，我就感到无比的悲哀。＇14＇
胡适嘲笑这批前此流亡的“革命分子”连“罢吃”一顿饭都坚持不了，还侈言什么革命：
二等舱里的俄国人嫌饭食不好，前天＇6月28日＇开会讨论，举代表去见船主，说这种饭是吃不得的。船主没有睬他们。昨夜竟全体“罢饭”，不来餐堂。餐时过了，侍者们把饭菜都收了。到了九点钟，他们饿了。问厨房要些面包、牛油、干酪、咖啡，大吃一顿。＇15＇
他在给韦莲司的信上批评这批俄国人太过挑剔，嗤笑他们天生就没有娇生惯养的命，却贪图在邮轮上当几天的美食主义者：
事实上，二等舱的伙食是出奇得好，比我们这些住在大学城住食两包的地方的伙食要好得多，说不定也远比这些“罢食者”在美国所能吃得到的饭菜要好得多多了。我怀疑他们回到此刻食物正短缺的俄国以后要怎么过活呢！＇16＇
这六十几个俄国人当中，只有少数几个胡适愿意美言几句。他说：
头等客中有托尔斯泰之子伊惹·托尔斯泰公爵（Count　Ilya　Tolstoy）。一夜，二等舱之俄人请其来演说其父之学说。演说后，有讨论甚激烈。皆用俄语，非吾辈所能懂。明夜，又有其中一女子名Gurenvitch＇谷仁维奇＇者，演说非攻主义，亦用俄语。吾往听之，虽不能懂，但亦觉其人能辩论工演说也。演毕，亦有讨论甚烈。后闻其中人言，此一群人中多持非攻主义，故反对一切战争。惟少数人承认此次之战为出于不得已。＇17＇
我们记得胡适在1915年间一度成为一个绝对不抵抗的非攻主义者。我在第六章追溯他在1916年又从绝对的不抵抗主义者蜕变成一个国际仲裁主义者。我们记得胡适所活跃于其中的“世界学生会”，在1913年加入“国际学生联合会”。该年“国际学生联合会”所选出来的会长是德国人墨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墨茨因为拒绝从军当炮灰，遁入荷兰转道赴美。胡适当时称赞墨茨不牺牲其和平主义，“不为流俗所移”，毅然遁走的行为，“犹如空谷之足音”，是一个理想家。等胡适变成一个国际仲裁主义者，赞成武力制裁以后，他就转而批评不愿从军者是不能牺牲小我、完成大我了。他甚而暗讽他们跟古时私自折臂成残以逃避兵役者都是一丘之貉：
＇1917年＇四月廿八日，美国议会通过“选择的征兵制”。此亦强迫兵制之一种也。
自此以来，吾与吾友之非攻者谈，每及此事，辄有论难。诸友中如Paul　Schumm＇舒母＇，Bill　Edgerton＇艾杰顿＇，Elmer　Beller＇贝勒＇，Charles　Duncan＇邓肯，韦莲司前男朋友＇皆不愿从军。昨与贝勒（Beller）君谈。君言已决意不应征调，虽受囚拘而不悔。吾劝其勿如此，不从军可也，然亦可作他事自效，徒与政府抵抗未尝不可，然于一己所主张实无裨益。
吾今日所主张已全脱消极的平和主义。吾惟赞成国际的联合，以为平和之后援。故不反对美国之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亦不反对中国之加入也。
然吾对于此种“良心的非攻者”（Conscientious　objectors），但有敬爱之心，初无鄙薄之意；但惜其不能从国际组合的一方面观此邦之加入战团耳。
因念白香山＇居易＇《新丰老人折臂歌》：
无何天宝大征兵，户有三丁点一丁。
……
是时翁年二十四，兵部牒中有名字。
夜深不敢使人知，偷将大石椎折臂。
向之宁折臂而不当兵者，与今之宁受囚拘而不愿从军者，正同一境地也。＇18＇
胡适搭乘的“日本皇后号”在7月5日下午进日本的横滨港。他原来的计划是在横滨下船，到东京一游。然后，再从东京搭火车到长崎赶搭继续驶向上海的“日本皇后号”。后来，因为邮轮在横滨和长崎停留的时间都很短暂，遂决定作罢论。＇19＇然而，等他和张慰慈在横滨下岸寄信买报的时候，因为朋友的坚邀，于是坐电车到东京去。在东京，胡适、张慰慈跟几位旧友和新识在一家中国餐馆吃了晚餐。几位朋友邀请他们在东京住一两天，然后坐火车到长崎赶船。胡适和张慰慈“以不欲坐火车，故不能留”。于是，“是夜九时，与诸君别，回横滨。半夜船行”。＇20＇
7月7日早上，邮轮抵达神户。胡适与张慰慈上岸一游。胡适在神户给韦莲司写了一张明信片：“五日在东京。和几个旧友一晤。报载中国局势大不妙＇指张勋复辟＇。再及。”＇21＇月8日，到长崎。胡适和张慰慈没上岸。胡适在日记里描写了沿岸绝美的景色：
八日，自神户到长崎。舟行内海中，两旁皆小岛屿，风景极佳。美洲圣洛能司河（St。Lawrence　River）中有所谓“千岛”＇Thousand　Islands＇者。舟行无数小岛之间，以风景著称于世。吾未尝见之。今此一日海程所经，亦可称亚洲之“千岛”耳。＇22＇
7月10日，“日本皇后号”抵达中国上海。胡适在日记里说：“二哥、节公、聪侄、汪孟邹、章洛声，皆在码头相待。二哥年四十一耳，而须发皆已花白。甚矣，境遇之易老人也！聪侄十一年不见，今年十八而已如吾长。节公亦老态苍然，行步艰难，非复十年前日行六十里（丁未年＇1907＇吾与节公归里，吾坐轿而节公步行）之节公矣。”＇23＇胡适在抵达上海当天给韦莲司的信上，报告了他立时的观感：
上海没变！仍然跟从前一样地纵情声色、一样地浮华。都市的面貌是有了极大的改变——新的交通工具、新的酒店、剪了辫子的男人。我还没时间去逛书店。但从一天来的所谈所见来看，我一点都乐观不起来。我会再写信告诉妳。
短暂的帝制已经是过眼云烟了——就只有一个星期的寿命＇指张勋复辟＇。然而，整个国家都为之而在扰攘中。几乎所有的国会议员现在都在上海。明天我会去找其中几位谈谈，看他们的想法如何。现在全国分成了好几派。帝制复辟是现在正要上演的闹剧里最不重要的一幕罢了。我预料会有进一步的斗争与摊牌，即使不是立时，也就在不久的将来。我个人是希望那越快发生越好。这点，我也会在下封信里再告诉妳。
我现在住在一间旅店里。会回家几天。我在等北京来的朋友谈些北大的事。
我回国以前对大局就没有抱太大的期望，所以我对国事与我的同胞也就不会大失所望。＇24＇
有关张勋复辟的消息，胡适是在船抵横滨上岸买报纸的时候看到的。他在日记里说：
七月五日下午四时船进横滨港，始知张勋拥宣统复辟之消息。复辟之无成，固可断言。然所可虑的，今日之武人派名为反对帝政复辟，实为祸乱根苗。此时之稳健派似欲利用武人派之反对复辟者以除张勋一派，暂时或有较大的联合，他日终将决裂。如此祸乱因仍，坐失建设之时会，世界将不能待我矣。＇25＇
诚然，“如此祸乱因仍，坐失建设之时会，世界将不能待我矣”，这在在说明了胡适留学归国时的想法。他在留学日记的最后一则《归国记》的启始就说：
吾数月以来，但安排归去后之建设事业。以为破坏事业已粗粗就绪，可不须吾与闻矣。何意日来国中警电纷至，南北之纷争已成事实，时势似不许我归来作建设事。倪嗣冲在安徽或竟使我不得归里。北京为倡乱武人所据，或竟使我不能北上。此一扰乱乃使我尽掷吾数月来之筹划，思之怅然。＇26＇
然而，尽管国事不堪，学成归国的胡适已经不复是十年前出国时悲观、未老先衰的胡适。我们记得胡适在1910年临出国时所写的《去国行》。其中的一首云：
扣舷一凝睇，一发是中原。扬冠与汝别，征衫有泪痕。高邱岂无女，狰狞百鬼蹲。兰蕙日荒秽，群盗满国门。搴裳渡重海，何地招汝魂！挥泪重致词：祝汝长寿年！
这种令人触目惊心的“百鬼”、“群盗”、“荒秽”、“招魂”、“挥泪”等等“陈腔滥调”，当然已经不再是留学归国以后倡导文学革命的胡适的词汇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胡适的心态已经丕变，他再也写不出这样颓唐、丧志的诗句。如果比较杨杏佛《再送适之》的诗，就可以看出胡适的许多朋友在诗情、诗意、诗兴上还停留在十年前胡适还未出国时的模式里：
遥泪送君去，故园寇正深。共和已三死，造化独何心？
腐鼠持旌节，饥鸟满树林。归人工治国，何以慰呻吟？＇27＇
学成归国的胡适则不然，乐观、朝气是他的座右铭。他在1917年5月29日所改作的绝句云：
五月西风特地寒，高枫叶细当花看。
忽然一夜催花雨，春气明朝满树间。＇28＇
他在6月1日赠别如任鸿隽、杨杏佛、梅光迪的《文学篇》的末句云：
暂别不须悲，诸君会当归。作诗与君期：明年荷花时，
春申江之湄，有酒盈清卮，无客不能诗，同赋归来辞！＇29＇
即使他从温哥华回国的航程天候一直不好，海上波涛汹涌，船身颠簸终日。一直到“七月三夜月色甚好。在海上十余日，此为第一次见月。与慰慈诸君闲步甲板上赏月，有怀美洲诸友。明日作一词邮寄叔永、杏佛、经农、亦农、衡哲诸君”。这就是他的《百字令》：
几天风雾，险些儿把月圆时孤负。
待得他来，又苦被如许浮云遮住。
多谢天风，吹开孤照，万顷银波怒。
孤舟带月，海天冲浪西去。
遥想天外来时，新洲曾照我故人眉宇。
别后相思如此月，绕遍人寰无数。
几点疏星，长天清迥，有湿衣凉露。
凭阑自语。吾乡真在何处？＇30＇
胡适这种“暂别不须悲”、“多谢天风，吹开孤照”的乐观心态，一如他自己所说的，是他在留美期间的一大斩获。在这种乐观的心态之下，国事再不堪，他都可以以“死马当活马医”的决心去扭转乾坤，让死灰复燃。他在1916年1月4日的日记里说：
吾尝以为今日国事坏败，不可收拾，决非剜肉补疮所能收效。要须打定主意，从根本下手，努力造因，庶犹有死灰复燃之一日。若事事为目前小节细故所牵制，事事但就目前设想，事事作敷衍了事、得过且过之计，则大事终无一成耳。
吾国古谚曰：“死马作活马医。”言明知其无望，而不忍决绝之，故尽心力而为之是也。吾欲易之曰：“活马作死马医。”活马虽有一息之尚存，不如斩钉截铁，认作已死，然后敢拔本清源，然后忍斩草除根。若以其尚活也，而不忍痛治之，而不敢痛治之，则姑息苟安，终于必死而已矣。＇31＇
胡适这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在1917年春天读了欧拉（S。L。Ollard）所写的英国宗教复兴的《牛津运动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the　Oxford　Movement）。他喜欢该运动的领袖牛曼（John　Henry　Newman；Cardinal　Newman，180118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