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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选之意于举人之前，则将跻于钻营者之列也。今读ArnoldForster之《国民读本》，乃知其大谬不然者，因节译其论选举voting一段如下，以见英国选举乃由被选者之愿意而使举之也。”＇23＇他所节译下来的一段，就是叙述候选人发表政见，以及选民进选举事务所投票的过程。这一节日记最有意义的地方，在于它显示了胡适在读这本书以前，所道听途说来的一些对选举的误解。当时有很多中国人以为选举不须先要有候选人。因此，投票的时候，选民可以投票给任何他们中意的人。更有意味的是，他们以为候选人当众宣布政见，就有“钻营”的嫌疑。传统读书人“不病人之不己知也”，以及胡适在这个阶段常爱说的“三代以上，惟恐好名，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的戒惧，在这里流露无遗。这跟我们在本章下一节会谈到的胡适在修身上的焦虑感，有密切的关系。
如果亚诺福斯特在《国民读本》里所念兹在兹的，是大不列颠帝国利益的维系与捍卫，作为美国人的马奎克与史密斯，在他们合写的《真国民》就没有什么帝国的焦虑与执著了。也许因为如此，《真国民》所着重的，既不在于美国的政治、法律制度，也不在于国民与国家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而在于国民的德性。用马奎克与史密斯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着重于作为国民的道德或伦理面向。从这个角度来说，《真国民》比《国民读本》更彻底地反映了维多利亚时期的美德。这本书的对象是初中生。全书分三十九章，配合当时的美国学制，一星期讲一章。每一章启首还配有五个与该章内容相关的格言，或者，用胡适使用的译名来说，“金玉之言”，刚好一天一个格言。同时，马奎克与史密斯在讨论每一个美德的时候，尽可能都举了一个有名的人物来作言教身教的范本。这三十九章分为四大部分，分别讨论了作为儿童、青年、成人以及国民所应有的德性。如果我们扣除了每一部分作为绪论的第一章，则本书一共讨论了三十五个美德。儿童期的美德是：观察、服从、坦白、爱心、爽朗、审美、有求知心；青年期的美德是：勤勉、立志、专注、自制、毅力、准时、诚实、有礼貌、刻苦、自重、认真、热诚、勇气、自立、谦逊、忠实；成人的美德则是：秩序、敬谨、富于感情（sentiment）、责任心、节制、爱国、独立、立志做完人；公民的美德则展现在四个方面：公民与家庭、公民与社区、公民与国家以及理想中的公民。＇24＇这些美德，在数目上，比胡适在《四十自述》胪列梁启超《新民说》的美德还要多得多，然其所反映的则如一：维多利亚时代的美德是也。
一如我们在上文所指出的，胡适接触到《真国民》要比《国民读本》稍晚，很可能就是在他主编《竞业旬报》的时候。当时的胡适在征引洋书、洋人的时候，常常并不附原文，他在日记里说马奎克所著的《真国民》。这马奎克是谁？《真国民》又是什么书？如果不是因为今天资讯发达，有网络、有《谷歌书》（Google　Books）可搜寻，让研究者可以尝试用各种可能的发音方式去还原、搜寻胡适当时所音译的马奎克英文名字应当为何。如果是用传统到图书馆去查询的方式，想能找到找到马奎克是“W。F。Markwick”、《真国民》是“The　True　Citizen：How　to　Bee　One”，还真恐怕可以说是大海捞针——无处寻呢！
无论如何，《真国民》对胡适的影响，最典型的是他在1908年10月15日的《竞业旬报》第30期所发表的《军人美谈》。他在这篇文章里讨论的美德是“服从”。他说：“西洋人最爱讲自由，有句俗语儿：‘自由和面包一般，一天不可少。’你想他们把‘自由’两字，看得何等重大。然而他们一遇国家有事，去当了兵，便把自己的‘自由’，都丢在耳背后去了。都是一心一志，听着主将的号令，主将说一句，他们便听一句，便服从一句，断不敢诘问，断不敢违拗。这都只为军人临阵的时候，要是各人顾各人的自由，不听主将的号令，那号令不严了，又怎么打仗呢？又怎么得胜呢？又怎么救国呢？所以那作兵人的，一定要把‘服从’二字，做一种人人共有的天职。兄弟今天所说的这件故事，也是讲这‘服从’二字的，列位且听我说来。”胡适所说的故事，是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期间一场最赚人热泪的战役，那就是1854年在巴拉克拉瓦（Balaclava）的战役。在这场战役里，英军在传达进攻命令含混的情况之下，让六百七十三名轻骑兵，冲向好整以暇，给予英军迎头痛击的俄国军队。虽然这六百多名英国的轻骑兵抢到了被俄国掳走的大炮，而且杀戮了俄国的炮手，但这六百七十三名轻骑兵，只有不到两百名生还。胡适说：“这一回，虽然死了这么多人，然而这六百多人的服从军令，奋不顾身，从此便名闻天下了，惹起了多少诗人、词客的赞叹。这六百人的名誉，从此便永永不朽了。内中单表一位英国大诗人，叫做邓耐生，便把这事做了一首长歌，兄弟看了，便把他译出来，给我们中国人看看，好作一个大大的榜样。”邓耐生（Alfred　Tennyson，18091892）写的这首诗，胡适翻成《六百男儿行》（The　Charge　of　the　Light　Brigade）。这场巴拉克拉瓦战役以及邓耐生的诗，出现在《真国民》儿童期的美德《服从篇》。＇25＇
胡适对《真国民》的喜爱恐怕不下于《国民读本》。他在《竞业旬报》里连载的“金玉之言”，除了最后几句以外，都是来自于《真国民》每章启首所配有的格言。值得注意的是，胡适翻译这些格言，有额外别取也有从中割舍的。换句话说，他并没有翻译所有《真国民》每章启首的格言。有些篇章的格言，他完全置之不顾；相对地，有些胡适把它们翻译出来的，根本就不是《真国民》篇章启首的格言，而是篇章里的话。只是因为他喜爱，就把它们当作格言翻出来，加在他在《竞业旬报》所连载的“金玉之言”里。这取与舍之间的准据，就透露了维多利亚时期的公德，哪些是胡适所服膺，或者觉得可以用来矫枉中国人的劣根性的？而哪些是属于不急之务、或者与中国的国情毫不相干的？
由于胡适在上海求学时期服膺的维多利亚的美德，多与个人的任重道远以及爱国有关，他从《真国民》的篇章里选译出来的五句格言，其中有三句说的都是勇气：“勇也者，非无惧之谓也，谓能胜其惧耳”（We　would　rather　say　that　courage　does　not　consist　in　feeling　no　fear；　but　in　conquering　fear）、“吾之所谓勇，精神之勇也。是故有以伟男子而中怯者矣，有弱女子而大勇者矣”（Genuine　courage　is　based　on　something　more　than　animal　strength；and　this　holds　true　always。Cowardly　hearts　are　often　encased　in　giant　frames。Slender　women　often　display　astounding　bravery）、“天下惟大勇之人，斯能立非常之功，人之从之也，亦视死如归，其感人之力，若磁之吸铁然”（The　courageous　man　is　a　real　helper　in　the　work　of　the　world’s　advancement。His　infuence　is　magnetic。He　creates　an　epidemic　of　nobleness。Men　follow　him；　even　to　death）。＇26＇另外两句格言是从《真国民》的篇章里选译出来的，也跟爱国有关，更精确地说，是跟传统士大夫爱国理念相通的。其中一句，简直就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的西洋版：“历史所载，自古至今，天未尝以优美之境遇赐伟大之人物也”（History　and　biography　unite　in　teaching　that　circumstances　have　rarely　favored　great　men）。＇27＇另一句则等于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西洋版：“高尚之生，其目的、其结果，责任而已矣。天地之间，惟此二字诚耳”（Duty　is　the　end　and　aim　of　the　highest　life；and　it　alone　is　true）＇28＇维多利亚时期的美德与传统儒家美德有其合辙之处，胡适所翻译的这几句格言就是最好的例证。
《真国民》所表扬的三十五种美德里，唯一全部被胡适割舍的，就是审美、敬谨、感情、节制及公民与社区这五篇的格言。胡适没有翻译公民与社区篇的五个格言，是很可以理解的，因为中国当时还在清朝皇权的统治之下，谈公民的治权，不啻天方夜谭。我们举这一篇里的两个格言为例，就可以很清楚地了解胡适为什么没选译它们：“市政府应该完全与政党撇清关系”；“一个不去投票的人，如果他没有能言之成理的借口，就该被褫夺其投票权。”＇29＇至于审美、敬谨、富于感情和节制，恐怕不但属于不急之务，说不定还会被当时的胡适讥斥为衣食不足、家国不保，而侈言追求空灵的境界呢！就以审美篇的五个格言为例：“美是永恒的”；“美丽的事物带给我们的喜悦是永恒的”；“对美丽事物的喜爱，是健康的人性必要的一部分”；“美感是其所以存在的理由”；“如果眼睛是用来看东西的，则美就不须要为自己的存在而觉得不好意思”（If　eyes　were　made　for　seeing；　then　beauty　is　its　own　excuse　for　being）。＇30＇
如果审美篇的格言对胡适来说，无补益于中国的急务，亦即，无补益于现代国民与现代国家的铸造，则敬谨、富于感情、节制篇的格言，恐怕又流于空泛、冥想，甚至可以说是不切实际。比如说，敬谨篇里的一句格言说：“敬谨是大丈夫的操守（moral　manhood）之最。”另一句格言说：“真正的敬谨之心，是被爱浸淫过的膜拜的情怀。”＇31＇富于感情一篇的格言，一句说：“感情是诗歌与艺术的生命和灵魂。”另一句说：“感情是想象力把七情六欲（emotion）淬造出来的亮丽的水晶。”＇32＇胡适没有译节制篇的任何一句格言是既可以理解，但同时也很令人惊讶的。说可以理解，是因为那五个格言似
乎都跟禁酒有关。其中的一句说：“兰姆酒（rum）把人所有乖劣、恶毒、罪恶的本性都给煽动出来了。”另一句格言则说：“不沾酒（sobriety）是欲望的缰绳，节制是那根缰绳上的马口衔跟勒马索；那就好比是卡在人们嘴上的羁绊；吃肉、喝酒要有节度。”再一句格言说：“节制是在肉身上所作的虔敬的行为；那是在肉身上维持着上帝所命定的秩序。”然而，令人惊讶的是，节制篇所谈的内容——克己、自制——正是胡适在上海时期日日为之焚心的课题。就像《真国民》的作者所说的，节制是比耐心、坚忍更高的一个德行，“它是理性的守护者、宗教的堡垒、审慎的姐妹，是使人生更甘美的要素（sweetener）。”＇33＇
胡适在翻译这些“金玉之言”时所作的取舍，或者更确切地说，他在维多利亚的美德里所作的取舍，其实跟绝大多数近代中国人所作的取舍是合辙的。当然，胡适在留美以后，就与这种心态分道扬镳。从这个角度来说，胡适是一个异数，在近代中国的政治思想史上不具代表性，但这是后话。高哲一说近代中国从西方汲取来的公民理念（citizenship），是偏颇于一面的。也就是说，公民理念在西方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