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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章讨论胡适的社会不朽论时征引过。如果丰功伟业可以使人不朽，荣誉心就是它的促因。荣誉心是维多利亚时期所崇尚的一个美德，这一点固不待言。然而，由于对胡适来说，爱国是所有美德之本，荣誉心也就变成了个人对国、对家的责任：“在家的时候，便要做一个大孝子；在一村，便要做一村的表率；在一国，便要做一个大爱国者。”＇1＇同样地，独立所以是一个美德，也正由于国家是个人的独立最终的受益者。胡适说：“因为一人能独立，人人能独立，你也独立，我也独立，那个祖国自然也独立了……列位，来来来，独立，独立，祖国独立，祖国万岁。”＇2＇
当时的胡适心目中的传统中国，是一个灿烂的文明。这跟他留美以后对中国传统的想法是大相径庭的。他说：“先说我们祖国的科学。以前我们中国，讲起各种科学来，哪一门不发达得早？神农皇帝的时候，便能尝药性，发明医学。黄帝的时候，已有人会算天文，会造历日。到了唐尧的时候，那天文学更发达了。黄帝的时候，便会做指南车，那指南车便是现在的罗盘。现今各国人航海行军，哪一个不用这个东西，可见我们中国的磁学发达得非常之早了。至如那些蚕桑哪！文学哪！印刷术哪！哪一样不是我们祖国所发明的呢？唉！讲到我们中国上古时代的文化，那真正是我们的光荣了。”＇3＇
又如我们在第一章所引的胡适在《爱国》篇里所说的无与比伦的传统中国文学：“比如我们中国最有名的是那些道学家所讲的伦理，我们断不可唾弃了去，务必要力行那种修身的学问，成一种道德的国民，给世界上的人钦敬。又如我们中国最擅长的是文学，文哪！诗哪！词哪！歌曲哪！没有一国比得上的，我们应该研求研求，使祖国文学，一天光明一天，不要卑鄙下贱去学几句‘爱皮细低’，便稀奇得不得了，那还算是人么？”他在这《爱国》篇结束的时候，引了《真国民》《爱国篇》的一句来自荷马史诗的格言：“为祖国而战者，最高尚之事业也。”＇4＇
不但中国的传统文明灿烂、文学无与伦比，连中国国货的精美，也是外国望尘莫及的。胡适在1908年9月16日的《竞业旬报》的《时闻》，有一篇介绍上海一间私人开办的中国国货陈列所的文章。他说：
外国人每一国都时时要开一次博览会，把自己国内的东西和外国的东西，比较起来，看是谁强谁弱。这一种会狠可以鼓励起国民争强好胜的心，自己国内的实业，自然一天一天的振兴起来了。只可怜我中国，也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日，才开得一个博览会呀！幸得上海有一班绅商，发起了一个中国品物陈列所，在四马路上，狠大狠大，已于本月十一日行开幕礼。在下去游过两次，那陈列所内，楼上楼下，通统走遍，找不出一件洋货来，这真是难得的了。那中国货之中，第一便是那中国的陶器，又古雅，又精致，这是外国一定做不出的。第二便是顾绣，又活动，又工致，这又是外国做不到的。第三便是中国绸缎，那些中国缎子，又坚固，又好看，又大方。第四，便是福州的漆器，又光明，又韧固，那所画的花木人物，无一不好。第五便是那中国瓷器。第六便是那中国竹器。还有一种最好的，便是中国雕刻品。还有那陈列所楼上，另有一处，挂了许多中国古代名人书画真迹，只这几种已足以胜过外人，看了这些东西，再到大马路去看那些外国的货物，真是曾经沧海难为水了。＇5＇
胡适这种对传统中国文明的颂赞，用他自己后来常用的批判的话语来说，简直就是“夸大狂”、“迷梦”、“反动”。然而，胡适深知爱国的第一步就是要爱自己国家的历史：“一家有一家的族谱，一国有一国的历史。做子孙的，总极力保存他那一族的族谱，族谱上有几个大英雄、大义士，做子孙的时时对人称道，觉得非常荣耀。做国民的，也应如此，也应把他祖国历史上的奇功伟业，息息不忘记。”他接着说：
譬如中国历史有个定鼎开基的黄帝，有个驱除丑虏的明太祖，有个孔子，有个岳飞，有个班超，有个玄奘；文学有李白、杜甫；女界有秦良玉、木兰，这都是我们国民天天所应该纪念着的。爱国的人，第一件，要保存祖国的光荣历史，不可忘记，忘记了自己祖国的历史，便要卑鄙龌龊，甘心作人家的牛马奴隶了。你看现在的人，把我们祖国的光荣历史忘记了，便甘心媚外，处处说外国人好，说中国人不好，哪里晓得他们祖宗原是很光荣的。不过到了如今，生生地，给这班不争气的子孙糟蹋了。哎！可惨呀！＇6＇
有趣的是，胡适说得容易，做起来却难。他读《汉书》，读到下面这段话：“汉武帝亲帅师十八万骑，北登单于台，使使高单于曰：‘南越王头已悬北阙矣！单于能战，天子自将待边；不能，亟来臣服，何但亡匿幕北苦寒之地为？’单于詟不敢出。”胡适说他“至今读此段文字，犹令人神往不已”，只可“恨此等盛业，历史上不多见耳”。＇7＇
他在《竞业旬报》里笔之于书，来纪念的中国历史上的爱国人物只有一个，那就是王昭君。胡适在这里面临了一个两难的困局，也就是说，讲爱国就必须要去纪念、发扬中国历史上光荣的事迹与伟大的人物。然而，中国历史上的人物，却又和他所要谈的现代的爱国意识与行为有格格不入、兜不拢的感觉。胡适这个两难之局，其实是有普遍性的。这说明了为什么二十世纪初年的中国革命分子，更喜欢援引西洋历史上甚或当代的人物，例如贞德、罗兰夫人、美国《黑奴吁天录》的作者斯托夫人（当时多译为批茶夫人；Harriet　Beecher　Stowe，18111896），以及俄国的虚无党人，特别是暗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苏菲亚（Sophia　Perovskaia，18541881）。＇8＇这种借西风、西雨以浇中国块垒的做法，越演越烈。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代，对最激进的人来说，特别是像《新青年》时期的陈独秀，爱中国与爱传统，就必须完全切割了。爱中国，就必须去传统、就西洋；要救中国，就必须打倒孔家店，拥抱西洋近代文明。
胡适说，读者看到王昭君跟“爱国女杰”这四个字连在一起，一定觉得很讶异。这是因为大家一想到王昭君，就会想到她不过就是一个失宠而被送去“和番”的宫女吗？他说两千年来，大家都冤枉了王昭君了。他申明他故事的来源，都是“从古书上来的，并不是无稽之谈”。他说汉元帝时，匈奴的单于呼韩邪来朝，愿作汉朝女婿，求元帝赐给一个宫女。在各宫女面面相觑，裹足不前的时候，王昭君自告奋勇，作了牺牲。王昭君这个绝色美女出现的时候，“元帝又惊又喜，又怜又惜。惊的是，宫中竟有这么一个美人；喜的是，这位美人竟肯远去匈奴；怜的是，这位美人怎禁得起那万里长征的苦趣；惜的是，宫中有了这个美人，却不曾享受得，便把去送与匈奴，岂不可惜，岂不可惜吗？”胡适说王昭君出塞，使得汉朝得享几十年的平安，“这都是这位爱国女杰王昭君的功劳，这便是王昭君的爱国历史”。＇9＇
如果胡适心目中的传统中国有一个灿烂的文明，有一个无与伦比的传统文学，他对自己所处时代的中国则是彻底地悲观。中国人没有荣誉心，胡适大笔一挥，居然可以追溯到夏商周三代以后，让人不禁怀疑他所说的那个灿烂光辉的传统年代，究竟是在什么时候，是不是就是儒家传统所好称的“三代”？他说：“古语说得好：‘三代以上，惟恐好名，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说三代（夏、商、周）以上的古人，个个人都能守他的天职，做他的本分，所以那时的人，没有一个人想那虚名的。到了三代以后的人，人人都是自私自利的，个个都只晓得顾自己，没有一个人，肯顾公益的，更没有人肯顾国事的，所以不得已才借这个名字，把来鼓励天下的人。后来世界越发不好了，到了如今，连那名誉都不顾了，天下人笑他也不顾，唾骂他也不顾，一身的名誉，一家的名誉，祖宗的名誉，子孙的名誉，甚至于祖国的名誉，一塌刮辣仔，都不顾了，都不顾了。”＇10＇
三代以下的中国人好名，以后则每况愈下，连名誉都不顾了。不但名誉不顾了，又加上苟且。胡适痛斥中国人苟且的习性，因为“我想起这‘苟且’二字，在我们中国真可以算得一场大瘟疫了。这一场瘟疫，不打紧，简直把我们祖国数千年来的文明，数千年来的民族精神，都被这两个字瘟死了”。胡适所忧心的“苟且”的祸害，与其说是降在个人身上，毋宁说是国家和民族。换句话说，如果美德最终的受益者是国家，劣根性的贻害也是落在国家身上：“你看我们中国的民族，今年你来作皇帝，他也服服贴贴的，明年他来作皇帝，他也服服贴贴的，不管是人是狗，他都肯服侍的，到了如今，哪一个不是安安稳稳的伺候着做顺民呢！唉！国民苟且到这步。科学上是苟且极了，思想精神哪一件不苟且，行一步路，做一件事，说一句话，哪一件不苟且，国亡了，还要随便些儿呢。唉约！那可真亡了，祖国可真是没有救的了。唉！可恨呵！苟且。”＇11＇
对亡国的忧虑，是胡适讨论爱国时的基调。以当时中国濒临被瓜分的命运的时代背景来说，这当然是不难想象的。但胡适对中国前途、对中国人的悲观是相当彻底的。他《爱国》、《独立》、《苟且》与《名誉》这四篇时论的主标题是《白话》，然而，这“白话”有其特别的定义，完全是我们臆想不到的：“我今天所用这‘白话’二字，并不是白话报的白话，是别有一个意思的。这个‘白’字，是‘白白地’的意思。‘白白地’是‘空空’的意思。我这‘白话’二字的意思，就是白白说掉的话儿。因为我要说的话，说得笔秃口枯，天花乱坠，列位看官终究不肯照这话实行，我的话可不是白白说掉了吗？所以便用这‘白话’二字，做了全篇的题目。我很盼望列位看官切不可使我说的话，当真成了白话才好呀！”＇12＇
胡适对中国的悲观，不只限于一般的人，而更包括了知识分子。我们甚至可以说，他对当时中国的新式教育所走的方向感到悲观。比如说，中国公学刚成立的时候，由于经费困难，逼得公学的干事姚洪业用死谏的方式，来激起社会的关心。他在投江自杀以前所写的遗书中说：“我之死，为中国公学死也。”胡适在《姚烈士传略》里说：“列位可晓得人世间最要紧的是什么？我想列位一定回答我道：‘生命’……但是列位可晓得世界上还有一种东西比生命还贵重几千百倍么？……这一种东西就叫做责任。”这段话所用的，当然还是维多利亚美德的论述。然而，胡适已经开始认识到中国的新式教育到今天为止都还没有完全解决的一个问题，那就是上新学堂等于是在准备出洋留学。那不但耗费巨大，而且反而造成崇洋的心理。这个看法，胡适还会在他留美以后所写的《非留学篇》里详述。总之，他在《姚烈士传略》里说：
人人都晓得出洋游学是狠紧要的了，但是本国若没有完备的学堂，出洋的人，什么都不懂得。譬如没有学过普通学问的人，也要出洋；够不上人家高等小学的人，也要出洋。一来呢，丢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