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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工作，使其重现、重建”。＇46＇令人惊讶的是，口口声声说他写《先秦名学史》、《中国哲学史大纲》是受实验主义思想指导的胡适，居然会非常不实验主义地相信我们可以从“名”去找“实”。不但如此，他甚至在论文的一个注释里征引了孔德的实证主义观点，来与孔子的“正名主义”相辉映。其中一句引文是说孔子和孔德一样，都试图要“用理性的方法来建立一个让我们可以理解人类、社会与世界的普世皆准的真理系统”。＇47＇如果有什么句子可以让杜威，以及后来的胡适嗤之以鼻的，“普世皆准的真理系统”这句话，应该是非此莫属。
事实上，胡适在《先秦名学史》里立论最为薄弱、矛盾层出、妄自套用杜威的部分，就是他对孔子、墨子的分析。胡适在分析孔子的学说的时候，行文的口气完全是正面的。比如说，他说孔子的“正名”哲学绝不只是在文义上咬文嚼字，而是思想的重建。“正名”的方法，在于“谨于用辞定论，谨严到每用一字、每下一判断，都是在作一个道德的判断，都是在褒或贬，都是像政府的法规必须作褒或贬一样。西方读者一定会觉得这未免太异想天开了。但是孔子的这个概念对中国的思想有深远的影响，特别是中国的史学”。＇48＇
然而，到了《先秦名学史》的《墨子篇》，胡适对孔子的批评却作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儒家的逻辑的问题，出在他们妄想用“名”来正名，这也就是说，用重建“名”原有的、理想的定义，来“正”那已经错谬了的“名”。任何现代语言学者一眼就可以看出这注定会是徒劳无功的。我们暂且不论字义溯源的工作可以是无止境的，就是我们真能追溯到字义的本源，除了语义学上的饾饤意味以外，那又有什么用处呢？我们就是最后能把＇《易经》里＇的‘象’字成功地溯源到‘大象’，那对逻辑或社会道德又有什么益处呢？
反之，如果我们放弃了字义追求法，就等于被迫武断地去赋予定义，用哲学家心目中的理想去下定义。这种武断或主观的作法，儒家是采行了，特别是《春秋》。在《春秋》里，为了表达历史家＇孔子＇武断的价值判断，他甚至把历史事实也给扭曲了。＇49＇
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里也批评了《春秋》所引生的流弊：“《春秋》那部书……不可当作一部模范的史书看……为什么呢：因为历史的宗旨在于‘说真话，记实事’……《春秋》的余毒就使中国只有主观的历史，没有物观〔即客观〕的历史。”＇50＇
更严重的是，胡适批判说，孔子“正名”哲学的目的、孔门的逻辑目标，是在追求先验的、普世皆准的道理，而一点都不去考虑其“结果”（consequences）：
孔子心目中的论断讲求的是：什么是该作的，什么是不该作的。但是，当他以及他的弟子赋予这些论断绝对以及先验的本质以后，它们就变成了普世应然的准则，而完全不计其结果。就像后来的一个儒家＇董仲舒＇所说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其结果是：普世皆准的命题就成了目的。至于这些命题正确与否，他们不但没有测试方法，连想也不想。同时也没有任何能够指导他们如何把那些命题运用在具体的情况里的准则。这是因为一旦不去计其实用的效果，这些普世皆准的命题只不过是空洞和抽象的辞藻，可以任由人一时的兴起（caprice）与偏见盲目地拿来使用或束之高阁。＇51＇
任何对杜威的实验主义有若干了解的人，都可以一眼就看出胡适为什么会在此处祭出“实用”、“结果”、“具体的情况”的令牌，以及为什么要抨击“普世皆准”的论断与命题空洞、抽象。胡适在《先秦名学史》里套用杜威实验主义的基本名词和概念，已经到了误用与滥用的地步。就以“实用主义”这个概念为例。胡适在《墨子篇》里有一节，其节目是墨子的“实用主义的方法论”（Pragmatic　Method）。他说墨子批判儒家只知追寻普世皆准的道理，完全不顾其实用的结果。相对地，墨子在衡量一切信念与理论的时候，则一定是以其所产生的结果来作为准则。胡适说墨子的实用主义的立场可以总括如下：
每一个制度的意义，在于其所能产生的结果，每一个概念、信念或政策的意义，在于其所能培养出来的行为或品格。以下这句话可以言简意赅地说明他的实用主义的方法：“任何可以提升人的行为的准则，就该让它永垂不朽；任何无法提升人的行为的，则反之。去为那些无法提升人的行为的准则饶舌，只是在浪费口舌而已＇言足以迁行者，常之；不足以迁行者，勿常。不足以迁行而常之，是荡口也＇。”＇52＇
《先秦名学史》里误用杜威的实用主义的例子，莫此为甚。杜威在胡适曾经认真读过的《实验逻辑论文集》里，有一篇短文，特别强调了实用主义的“实用”，并非那些好讥诋实用主义者口中的“实用”。杜威开门见山，就慨叹着说：
传言，一经说开，要阻止其传布就没有那么容易。对工具主义的种种误解里，最让人摆脱不了的，就是说知识不过是达成实用目的的方法而已；或者说，知识是满足实用需要的方法……我要在此再作一次强调：“实用”一词所指的，只不过是一个规则，那就是：所有的思想、所有的反思，都必须用结果来定其意义或测其效果。这个结果的性质为何，实用主义并不置喙：它可以是在美学或道德方面，可以是政治上的，也可以是在宗教上的。
他用工具主义的真谛来进一步说明“实用”或“实践”的意义：
在以逻辑的形式展现出来的实用主义——工具主义——之下，行为或实践确实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但实用所意指的并不是结果，而是认知的过程……认知帮我们达到一个控制得宜、更佳的情况，至于其结果如何，或者其工具性如何，则不是它的问题。
杜威说，对一般人而言，科学理论之所以可贵，是因为它在应用或“实用”上的效果。但从科学和逻辑的角度来看，这应用或“实用”所意味的就是实验；实验的成功，证明了理论的正确。为了澄清这种对实用主义最常见的误解，杜威一生在不同的场合里不厌其烦地作了解释。他在晚年所写的《逻辑：研究的方法论》（Logic：The　Theory　of　Inquiry）里有一段说得最清楚：
从一般人的角度来看，自然科学通则的应用——例如电力、化学工程师的技术以及医疗科学（如果我们可以用这个名词的话）的方法——之所以让人刮目相看，主要就是因为其实用的效果。把疟蚊孳生的沼泽的积水抽掉，大家都会举手赞成，因为这样作可以祛除疟疾。然而，从科学的角度来看，这是为了验证理论所作的实验。＇53＇
换句话说，胡适对实用主义的“实用”的误解，不只在于像一般人一样，只看效果；他最根本的谬误在于把这“实用”的效果诠释成实用主义的真谛，而浑然不知从杜威的角度来看，“实用”是涵蕴在认知以及检证的过程里。由于误用，胡适套用“实用主义”的名词来描述墨子的哲学方法，这个做法本身已经是名词的滥用。然而，匪夷所思的是，胡适才称赞墨子“实用主义”的方法，在接下去的一节分析墨子的逻辑“三表法”的时候，却又转过来揭穿其实墨子只是一个半吊子的“实用主义者”：
墨子虽然总是强调实际的结果，总是批判儒家好谈抽象的名与理，而不顾其在实际人生所产生的效果，然而，他自己所想建立的，也是一个普世皆准的系统，一个经由实用主义的方法去测试、建立起来的真理系统，来作为个人生活，以及社会国家规范的指导……所以，虽然墨子的方法强调实际的结果，它的目标是在建立一个普世皆准的行为法则的系统。＇54＇
我们还记得胡适在《先秦名学史》的《导言》里振振有词地说，先秦非儒家诸子的哲学是中国未来的希望，可以用来接枝近代西方哲学与科学的沃壤。他的理由是：“他们所强调的是经验，而不是教条、不是唯理主义。”然而，等到他进一步分析墨子的逻辑的时候，却得出了孔子、墨子原来是一丘之貉，都是妄想建立一个普世皆准的行为法则系统的结论。在哥大写论文时的胡适有所不知，如果墨子哲学方法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普世皆准的行为法则的系统”，他就不是一个实用主义者；没有一个实用主义者，会只是在方法上是实用主义者，而在目标上是康德或黑格尔主义者。这就在在证明了胡适当时根本不懂实用主义，完全是用误解实用主义的人的观点来看实用主义，望文生义，把“实用”诠释成“实际的结果”。我们不必再征引杜威，只要用胡适回到中国好好读了杜威的书以后所写的《三论问题与主义》里的话，就可以以明日的胡适的矛来攻昨日的胡适的盾：“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该研究，但是只可认作一些假设的见解，不可认作天经地义的信条；只可认作参考印证的材料，不可奉为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作启发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如此方才可以渐渐养成人类的创造的思想力，方才可以渐渐使人类有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方才可以渐渐解放人类对于抽象名词的迷信。”＇55＇
最最匪夷所思的，是胡适一定要在《先秦名学史》里套用杜威的概念，恐怕连他自己都会觉得牵强附会，却还是硬要削足适履地拿来运用。比如，胡适用《易经》来分析孔子的逻辑的时候，说《易经》有三个基本观念：易、象、辞。“辞”的作用，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里解释说：“在于指出卦象或爻象的吉凶。”他接着引申说：
象所表示的，是“天下之赜”的形容物宜。辞所表示的，是“天下之动”的会通吉凶。象是静的，辞是动的……动而“得”，便是吉；动而“失”，便是凶；动而有“小疵”，便是悔咎。“动”有这样重要，所以须有那些“辞”来表示各种“意象”动作时的种种趋向，使人可以趋吉避凶，趋善去恶。能这样指导，便可鼓舞人生的行为……辞的作用，积极一方面，可以“鼓天下之动”；消极一方面，可以“禁民为非”。＇56＇
胡适在此处对“辞”的解释是点到为止，恰到好处。他在《先秦名学史》里也作了类似的诠释。他说，“辞”的定义就是：某事的趋向会带来某种结果的判断，也就是说，是吉是凶的判断。例如：“谦，亨，君子有终”，就是“谦冲会带来成功”的判断。孔子又说：“吉凶悔吝者，生乎动者也。”再：“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于是胡适说：
正因为吉凶基于行为的好坏，这种依因果来预测人事趋向的判断，就成为有用的工具，可以帮助人们去作正确、成功的行为……所以孔子说：“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
然而，在《先秦名学史》里，他偏偏要再更上一层楼：
因此，这些判断的价值就在于它们基本上是实用的……孔子说：“是以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响，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这是《易经》里的辞。它们是行为的准则。它们极类似于有人所说的“实践的判断”（judgments　of　practice）。＇57＇
胡适在这里所说的“有人”，其实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