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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梁庄-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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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也在作许多努力，有许多政策的确是在关注农村、关心农村，譬如义务教育、种地免税、各种补贴等。但也正因为如此，这里面的危机与黑洞也更清晰地显露出来。义务教育终于得以实施，农民再不用为交书杂费而发愁。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每到开学的时候，就会看见父亲走门串户的身影，他在四处为我们借钱交学费。但是，当真正可以轻松上学的时候，孩子上学的热情、农民让孩子上学的执著却不如以前了。中小学教育的规模在不断地缩小，这固然有人口减少的因素，但另一方面也与乡村文化氛围的淡薄有很大关系。小孩无心上学，觉得到十几岁出去打工就可以了。这形成了一种矛盾状态，农民拼命打工挣钱，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有条件接受更好的教育，但孩子却往往不想上学，希望更早地走进打工者的队伍。
这同时也导致了另一个现象，农村年轻人结婚越来越低龄化。许多家庭害怕子女在外面自己谈恋爱，找一个外地的男孩或女孩，将来走亲戚麻烦不说，万一有个矛盾，很难调解，极其容易离婚。村里几对离婚的年轻夫妇都是这种状况，夫妻吵架，说离就离，各回各家，很少有商量回旋的余地。面对这样的情况，通常是在孩子出门打工之前，家长就托四乡八邻的亲戚朋友，为孩子找好对象，订婚，很快结婚，然后两人结伴出去打工。至于感情合不合，性格对不对，大家根本没有考虑。
种地虽然免税了，但是，父亲就此算了一笔账，即使种地不交钱，肥料、种子、人工在不停地涨价。种一年地下来，也只是落个“原地转”，没有什么赚头。因此，打工者回来种地的热情并不高，只是高兴一阵子。
哥哥家的诊所一上午也没见一个看病的，问是不是因为房子在装修的原因，嫂子笑着说：“不是，啥时候都没有人。”自从农村实施合作医疗之后，国家能够报销一部分医疗费，农民也就很少来这种乡村诊所。有关系的人家，把合作医疗的一些项目弄到自己诊所，还能勉强支撑。其他的私人诊所都处于半停业状态，像哥哥这样的年轻人已经在寻找其他出路。但是，即使是这些直接受影响的群体，他们也没有过多的埋怨，因为他们都知道，对于老百姓来说，合作医疗是天大的好事。
中国的农民永远是最容易满足的，给他一点好处他们就念念不忘。和几个老人在一起，谈到合作医疗、免税、补贴，大家都非常兴奋，说这是几朝几代都没有过的事情。按一位老人的话说：“现在早晚穿得都像客人一样，没有破烂现象，说话办事不一样。坐在家里，南京北京，国内国外，都了解。各种知识在电视里都能学到、看到，当然高兴。”
翻看美籍华人社会学家阎云翔的《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这部著作避开社会学家对乡村的结构性考察，而是把重点放在乡村的情感问题上，从这一角度考察乡村家庭关系、人际关系的变化，及与传统现代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也是乡土社会学首次“向内转”，把乡村情感生活微妙而丰富的存在给展示出来，非常有启发性。但是，作者是社会学家，所关注的仍是整体性的变迁与结论性的东西，是一个纳入性与体系性的工作。我恐怕没有能力作出如此高屋建瓴的结论，我更愿意把目光投向一个个的生命存在，去发现、叙述他们彼此的差异及个体情感的存在，他们在这样的时代所经历的只属于“那一个”的悲欢离合。
他们在被世界遗忘的角落里
整个乡村给人一种温暖自在的感觉，虽然有触目惊心的破败。它的确有变化，但也是自在的变化，没有时间与速度，因此，也就没有危机与焦虑。几位妇女在村头的树下打牌，有的人带着孙子到处闲逛聊天，有的人在田地里干活，青年也在各自忙碌。我预想的悲伤、痛苦、无奈都慢慢被消解，甚至被我自己给否定了。因为在这里，这些都只是生活的一部分。
我好像有点为赋新诗强说愁的滋味，甚至有点故意找茬儿的意思。但在这样一种明晰的感觉背后又有说不出的困惑，还有一个更为重大的问题：我所讲述的乡村故事，一个个生命，他们的矛盾、痛苦，所面临的问题究竟反映了什么？是这个社会的不公平赋予他们的苦难，还是其他的什么？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愿意轻易把这些人生、这些生命样态归结为社会的问题，我总以为，这里面蕴含着更为复杂、多义的东西，它不仅仅与政府相关，也与传统、文化、道德，与这块土地、这片天空、这片原野相关，它与已经深深扎根于土壤中的几千年的民族生活息息相关。它是一种久远的密码，它是一种民族无意识，而时代政治、政策及由此带来的变迁则只是一个横截面，是暂时的影响，一旦这种强大的外力消失，一切可能又恢复到过去。
我的观点是如此犹疑，不确定。从外部看事物与从内部看事物永远是有差别的，而从底层看事情与从上层看事情也有截然不同的结果。底层问题并非一个简单的压迫与被压迫的问题，它是一个文化力量的博弈过程。
或许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都被我们忽视了，即中国农民对政治的冷淡。在农民眼里，社会仍然是别人的，他们不属于其中。所有的好与不好，他们都只是被动地接受。他们只是“被拯救者”，而不是主人公。乡土中国不仅是地理意义的农村，而且是整个中国社会文化的基本特性。
沿着窄窄的田埂慢走，从远处过来一个人，手里拿着一个黑色的塑料袋，边走边东张西望。我猜想应该是捡垃圾的，略微走近点看，这个人穿得非常破烂，白褂子已经变成了灰黑色，脚上穿着80年代乡村流行的黄胶鞋。这不是军哥吗？怎么变成一个流浪汉了？兴哥，军哥，还有那个弟弟，我已经忘了他的名字，从我记事起，他们弟兄三个就住在路边的一个土屋里。兴哥是退伍军人，小弟弟长得非常俊俏，也非常活跃，后来却成了小偷，常年在监狱里，后来听说死在监狱里了。关于他，他怎么做小偷，怎么从偷东西到偷女人，村里流传着很多传说。在村庄生活的两兄弟都沉默寡言。即使冬天的夜晚到哪一家去聊天，他们也只是黑暗角落里的旁听者，从来没有听见他们说话。再后来，随着老屋的倒塌，这三兄弟也就不知所终了。前些日子遇到兴哥，现在又碰到军哥，我才知道，原来他们仍然在村庄。
看见我，军哥的眼睛似乎亮了一下，但又马上移开，回归到一种陌生的神情。我站住，说：“军哥，起恁早。”他的嘴巴嗫嚅了几下，想说话，但最终没有说出来，眼睛也没有朝向我，而是朝着四周转了几转，掩饰自己的尴尬。他的脚步没有停，从我身边走了过去。我很奇怪他何以有如此强的陌生感，好像要把自己屏蔽掉，与我们无关，与熟悉的人无关，与村庄无关。
在一个村庄里，在一个生活的群体中，有多少这样被遗忘的人？我想起了春节在万虎家看到的场景。大年初二的中午，万虎端着一碗面条，没有一根青菜，白惨惨的，上面放着两片肝片，这是新年的饭。厨房乱糟糟的，他的妻子，一个曾经聪慧、秀丽的姑娘，因为夏天用井里的凉水洗澡把脑子洗坏了，坐在灶台后，直直地看着我，碗掉了都不知道。万虎的两个孩子，脸被寒风吹得红肿，身上的衣服也不知道有多长时间没洗了，他们在院子里的小凳子上吸溜着面条，吃得很香。我问万虎，媳妇的病怎样，他说看了好多地方，后来没钱了，就不治了，现在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万虎还是有些结巴，憋得脸通红，听了好长时间我才听明白。他现在在村里的砖厂干活，一个月能挣几百块钱，但是，还不够媳妇吃药的。我说不是有合作医疗吗？现在农村看病不是可以报销吗？他摇摇头，似乎有些茫然与不解。我这才明白，像万虎媳妇这样的病并不在医疗报销内，这是慢性病，不住院，很难报销。连话都说不清楚的万虎是很难去争取到一些权利的。
有多少这样被遗忘的人？小柱、清立、姜疙瘩、昆生……还有万善，我的一个堂伯家的大儿子，现在应该已经五十多岁了吧，他常年在外流浪，偶尔回村庄，总是悄悄地沿着墙进到哪一家里，蹲在墙角。给人打招呼，很客气，也很正常，再说几句话，就开始表演，用手把耳朵拧了一下，用标准的普通话说，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广播。然后，大家就会给他几个钱。这几十年来，每天晚上，他到底睡在哪儿，是一个谜。问哥哥，哥说，哪儿？麦秸堆、窑、野地，到处都是他的地儿。
还有那耍把戏的小女孩儿。戏班子带着这样几个女孩子，走乡串户，选一个背风的地方，敲一阵锣，就开场了。“咔嚓”一声，小女孩儿的胳膊被卸了下来，那样垂着，像面条一样，软绵绵的，在风里晃着。她的头也一直低着，仿佛抬不起来。有时候为了表现效果，小女孩儿还被要求抖动胳膊，以表明胳膊与身体的确是两截。那奇异的抖动与无力的胳膊，给人以永远难忘的观感。表演完了，大人会带着小女孩到各家去收点粮食，给多少算多少。
他们都到哪儿去了？
小柱埋在哪里？他的女儿又到了哪里？有谁还记得他的存在？他曾经存在过吗？那样一个鲜活的、健康的生命。小柱，和我出生于同一年。小时候，我们俩最要好，因为同一年出生，我们俩似乎格外亲近。七八岁的时候，村里一个人问，你俩谁大，我抢着说，当然我大，我10月份，他4月份，不是我大还能是他大？这成了我的一个笑话，小柱妈、村里人每次看见我俩在一块儿，就要笑，都要说起这件事。
我最后一次见小柱大约在十三四年前。大年初一的早上，村庄各家，尤其是一个梁姓家庭都要互相端饭，小柱把饭端到我家的时候已经九点钟了。我一见是小柱，特别高兴，让他别再跑了，就在我家吃算了，他就留下了。那时候，我们刚二十岁，小柱个子很高，一米八左右，长得很洋气，不像农村人。他的性格本来就开朗，出去打工好几年，又多了一些城市味，显得格外气派。他十六岁就出去打工，在北京干过保安、电焊工，在翻砂厂里当过翻砂工，建筑队小工也干过。那一年他刚到青岛的一个首饰厂打工，他在那里干了十年。没有人知道小柱是什么时候发的病，突然开始吐血，在县医院住有快两个月时间，血一直止不住，也始终找不到病因。最后几个月，多器官功能衰竭，不停地咯血，最后，鼻子、嘴里也呛血，轻轻一咳，血就喷出来，家里腥臭难闻。兄弟姊妹们刚开始还积极凑钱，积蓄花得差不多了，眼看也没什么指望了，于是为出钱又生了很多矛盾。没挨到小柱死，大家又都各自回到自己打工的城市。小柱死之后，他老婆带着女儿再婚了。第二年，小柱妈查出来有胃癌，没钱动手术，很快也死了。
梁庄村出去打工的人，除了少数在校油泵，少数大专毕业生在公司干些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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