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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的逻辑-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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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相对能接受但回报很好的投资机会。
第4节:序言 金融的逻辑是什么?(4)
这种情况下,挑战在于需要资金的创业者找不到投资方,而愿意投资的又找不到合适的
项目,经济发展就这样受阻。投资银行家李四的作用恰恰是把他们两方牵到一起,利用他平
时在张三和投资方中间建立的信任,让他们两方做成投资交易。这对张三和投资方来说,是
双赢,张三的造船业务能扩张、个人财富能大大增加,而投资者的未来回报预期也远优于银
行存款利息。为促成这种金融投资交易,虽然李四可能只花了5天时间,劳动付出有限,但
是,由于张三和投资方都信任他,他信用增强服务为张三、为投资方分别创造了数亿美元价
值(他至少是使这种价值前景成为可能),那么,李四得到1000万美元(相当于所筹两亿美
元资金的5%)的佣金是应该的。——当然,5%的佣金或许有些高,但是,正因为李四给交
易双方带来这么大的未来财富前景,他的贡献的价值显然应该跟这种未来财富前景相连,而
不该由他花的劳动时间决定。
四
从金融作为“大社会”中一份子的角度研究金融,那还是2001年之后的事。回过头看,
那之后的学术思考和研究,让我更加认识到金融发展的价值。转折点出现于2001年暑期,
那次回国旅行,让我看到中国社会变化如此之大,激发我研究市场发展、关心社会转型的问
题。
2002年6月至12月间,我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访问,期间上一门“金融经济学”
课程。课程内容基本跟我从1991到2001年间在威斯康星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以及耶鲁大
学所授博士班课程的相同,那就是,先假定各类金融市场已很发达,已给定了,我们唯一要
做的是如何为金融资产定价、如何在资本市场上运作、如何利用证券产品把投资和风险配置
得更好,等等,讲课的重点是推导金融数学模型、市场经济模型。之后,在北京大学光华管
理学院也讲过类似课程与内容。
几次讲下来,我意识到,对于金融市场还正处于发展之中的国内同学来说,这些理论不
仅很超前,而且的确难以把这些理论跟他们的生活以及未来就业联系上,因此,他们对于课
程的反映一般,应属情理之中。
但是,那些教学经历和观察也启发我的思考,如果说今天的中国人还不能像金融理论模
型中的消费者那样,能够在众多信贷、保险、投资、养老、理财金融产品中去挑选并找到最
理想的投资理财组合的话,那么,在更传统的古代、近代社会中,人们又是如何生活、如何
规避一辈子中方方面面的风险,做好养老、病残时期的生活安排呢?金融经济理论是不是对
于没有外部金融市场的传统社会的人就不适用呢?
有一点是肯定的,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单个人生存下去的能力是很低的,天灾人祸、
身老病残时你都需要其他人的帮助。所以,为了能够更顺利地活下去,也为了生命的延续,
个人必须跟其他人进行跨时间、跨空间的利益交换,即,人与人之间的金融交易是人类活下
去的必须。比如,原始社会时期,人靠打猎野生动物、采掘野生果菜养活自己,那种生产方
式下,个人时常会数天猎不到动物,如果不是在部落之内人人共享猎摘成果(亦即,部落成
员之间隐性地进行跨时间的价值交换),许多个人很快会饿死。
因此,人际间的金融交易是任何社会都必须进行的,只是实现人际金融交易的形式、方
式很不一样,今天我们熟悉的外部市场提供的金融证券只是其中之一。原始社会里,“部落”
公有制是一种实现形式,那种安排下,个人没有自己的空间、没有自己的财产,也没有自己
的权利,但好处是,在大家都没有自我的架构下,所有东西和果实都共享,让彼此活下去的
能力最大化。
第5节:序言 金融的逻辑是什么?(5)
农业社会里,人际金融交易也以人格化的隐性方式实现,其交易范围缩小到家庭、家族
这些血缘体系内。家庭、家族之内不分你我,养子就是为了防老,子女即人格化了的保险品、
信贷品和养老投资品;亲戚间“礼尚往来”就是我说的跨时间价值交换的代名词。得到一份
礼就让你“欠一份人情”,下次回送礼时你才还了那份“人情”,所以,那种金融交易安排下,
交易头寸是以“人情”记下,而不是以显性金融合约的形式记录的。
当子女是实现跨时间价值转移的最主要方式时,农民规避风险、养老的境况就不是由保
险产品的好坏、股票的多少、基金的投资组合诀定,而是由儿子的数量和质量决定,所谓“多
子多福”。“四世同堂”之所以是一种理想境界,也因为这样以来,能进行人际隐性金融交易
的范围就可以尽可能的大。所以,越传统的农业社会,会在医疗技术允许的条件下尽可能让
人口膨胀。
中世纪时期的欧洲,教会是血缘之外、或者说与血缘网络并行的互助结盟组织,其结盟
的基础不是血缘,而是对上帝、对耶稣的共同信仰。教会跟家族、宗族类似,一方面起到经
济上的互助、互保,也就是,实现成员间的跨时间利益交换即金融交易,另一方面是促进成
员间的情感以及其它非物质交流,给成员提供安身立命的信仰基础。
因此,现在我们熟悉的由金融市场提供的信贷、保险、证券、基金等等金融产品,并非
人际间跨时间、跨空间金融交换的唯一形式,只不过,它们是超越血缘、超越社团组织的非
人格化的实现形式:在金融市场上,那些金融公司不管你姓什么、是谁的儿子、读过多少书、
有什么意识形态、保留什么政治信念、信过什么宗教,只要你具有交易信用、能够有支付能
力,他们就会跟你做金融交易。
那么,为什么并非所有的社会都选择发展外部化、非人格化的金融市场呢?为什么在传
统的中国没有出现现代证券市场呢?这又涉及到人际金融交易的性质、所要求的信用支持架
构。仔细思考一下,我们会发现,正因为金融交易是跨时间、跨空间的人际价值交换,是把
交易双方在不同时间的收入进行互换,那么,彼此信任是交易是否成功的关键之关键,信用
和交易安全是核心基础。换言之,金融交易跟一般商品交易有本质差别,商品交易往往是现
货、以现金交易,所以,交易双方即使素不相识,问题也不太大;但是,金融交易一般不是
现货交易,而是价值的跨期支付,不能是一锤子买卖,所以,没有互信、没有保证金融契约
执行的制度基础,就没有金融交易的发展。
现代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基金市场等等,是伴随着现代法治制度发展起来的。也就是
说,没有支持陌生人之间交易的现代商法、合同法、证券法等方面的发展,就不会有今天我
们熟悉的那些外部化了的金融证券市场;反之,金融证券交易在陌生人之间的深化进程,也
带来了更多、更深层次的法治要求,促进了后者的演变。在这个意义上,人际间金融交易范
围的不同,对社会的文化价值体系、对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要求也会不同。
这就是为什么现代之前,几乎所有的农业社会都有立足于血缘的文化和社会秩序,儒家
文化也不例外。血缘关系是一种个人出生之前无法选择的关系,出生在哪家、是谁的儿子、
谁的兄弟姐妹、谁的父母、谁的爷爷奶奶等等,这些都不是你能挑选的,也是你一辈子不能
改变的。这种稳定和不可选择性,对于还没有外部非人格化法治体系的传统社会来说,是最
有利于建立并维护诚信的基础,血缘关系的永恒即是信用。所以,儒家的“孝道”是一种基
于血缘的跨时间、跨空间人际利益交换安排,而“三纲五常”所规范的“名分等级”秩序则
是支持这种交易体系的文化制度保障。“三纲五常”的安排之下,社会中每个人都有其名分、
等级,越位就是“犯上”,甚至朝廷法律也明文规定不孝子该杀。这种刚性秩序当然能增加
“孝道”下的人际隐性金融交易的安全,父母不用担心在子女身上的投资会没有回报,兄不
用担心弟的回报。因此,传统中国社会中,人们普遍对儒家建立的这种刚性交易体系“放心”,
家庭、家族内的金融交易风险小,这也是为什么这一体系能运作两千多年。
第6节:序言 金融的逻辑是什么?(6)
只不过,儒家的这种刚性体系过于偏重父母、兄长作为“投资者”的权利(甚至权力),
压制子女、压制年幼者的权利。只要你出生的时间晚,那怕是晚一点,你这一辈子就永远地
位低于先于你出生的人。以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呼唤着“打倒孔家店”、解放个人。
特别是,在这样一种隐性金融交易安排下,“养子防老”等于把子女当成了经济工具,家庭
的建立、养子等等,都过多受利益驱使,使利益和感情无法分离。其结果只能是淡化家庭的
情感功能,侵蚀亲情间的情感氛围。
因此,虽然家庭、教会、金融市场都能提供人际间的跨时间利益交换,这几种交易安排
之间也的确有极强的替代性,但是,它们的利弊差异极大。比如,在儒家“孝道”体系下,
人更多是作为投资、保险、信贷交易的载体存在,人首先是经济工具,而人性价值、个人权
利和个人自由被牺牲太多。一个人可以因为“不孝”而处死,等于说人存在的唯一价值就是
金融交易的载体,就是他的金融工具作用,就是体现“养子防老”,不承认超越金融交易载
体的人权。
相比之下,由非人格化的金融市场代替儒家“孝道”体系之后,压在家庭、家族之上的
经济交易功能会逐步从家庭、家族剥离,信贷、保险、投资功能都可由金融市场取代,这就
是为什么我说,金融市场正在把中国家庭从利益交换中解放出来,让家庭的功能重点定义在
情感交流、精神世界上,家应该是情感的天地,是精神上的安身立命,而不是利益交换场。
金融市场就是这样让中国文化走出儒家的刚性体系。从这个意义上,“五。四”运动主张的“打
倒孔家店”、解放个人,还必须有家庭之外金融市场的发达,否则,“孔家店”还无法被打倒。
五
开始从社会的角度理解金融、从金融的角度理解社会变迁之后,我的思想世界顿时热闹
了许多,原来文化就是这样随着人类生存的需要而演变、调整的,或者说,文化价值的目的
第一是最大化人活下去的概率,第二是最大化个人的自由。也就是说,当生产能力低下、金
融交易工具不发达的时候,人们会为了生存而愿意牺牲一些个人自由,比如,以前人们愿意
接受部落公有制、儒家“三纲五常”刚性社会秩序。但是,一旦物质生产能力足够高、金融
市场足够发达,继续牺牲个人自由、个人权利就没必要,社会文化必然会做相应调整,这也
是中国今天的经历。
这是什么意思呢?刘教授是广州一所大学的历史学教授,他研究中国历代契约的变迁
史,其学问之深令在下佩服。2005年,刘教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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