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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形势-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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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刘军洛居住在美国,那他今天一定是美联储的要员,如果刘军洛出生在日本,那大藏省一定是他的舞台。很不幸,中国的刘军洛只能是一个体制边缘的舞者。 

炒外汇出身的刘军洛后来迷上了宏观经济研究,一直撰写经济评论,可现在,不得不再次下海,炒起了期货,而且是白天上海交易所,晚上外盘,连轴做。他这么做无非是出于一个中国人的责任感! 

看看从2002 年起,刘军洛先生关于中国乃至全世界经济情况的预言吧,每一件都在从预言转为现实。可怕,实在太可怕了。 

早在2001 年的时候,刘军洛就上书央行,请求央行不要用美元作为外汇储备,转而用黄金。可惜,对于一个体制外经济学家的话,中国的官员怎么可能,怎么会听得进去?其后的几年间,黄金价格暴涨,而美元则走上了连绵下跌的不归路。如果戴行长之后是刘军洛接任,而不是周小川,那么,今天他已经为全中国人每人发了一个大大的红包了,估计新增的6000 亿美金中,其中4000 亿会是黄金等,增值200%就是8000 亿美元×8= 64000 亿人民币,人均近5000 元人民币。如今,这钱到美国人手里去了! 

悲剧在继续。。。。。。 

早在那些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疯狂推销私有化,把持话语空间,四处赚取出场费的时候,刘军洛便提出了“次级金本位”,呼吁国家建立由黄金、石油、农田、铜等重要基本商品及资源组合的货币储备支付体系,对抗一场残酷的美元贬值和世界性通货膨胀。2003 年初发表在《中国经济时报》上的《黄金将在美元通胀下复活1970 年代的火爆》,预测到黄金将在10 年内大幅度上涨,当时他大胆预言黄金价值至少在3000 美元/盎司。网上搜索关于储藏黄金的呼吁,只有刘军洛一个人,并且只有他如此大胆自信。 

“那些经济学家,抱着美国四五十年代的经济理论,自以为能明白现在的宏观经济,你连全球经常账户、资本平衡和资本流动都不了解,最好闭嘴。”预测黄金大涨,全球性通货膨胀乃是基于格林斯潘的压低储蓄,高赤字的货币政策。那时美国欠其他国家的债务就达到自身GDP 的40% ,而布什政府的预算赤字一年比一年高,按传统经济学,美国早晚会沦为中等发达国家,但刘军洛不这么看,他看到美国人的印钞能力,亚洲央行攥着两万多亿美元债权,不过是一堆纸,300 美元一桶的石油我们中国人买不起,对美国人不过是印钞票。
第一节 本章前言
第一节 本章前言 

讨论了很多发展经济的方法问题,而发展经济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人们生活更幸福,更有尊严。如果离开了这个目的,发展经济也就没有了意义,因此发展经济必须与改善民生联系起来。

而回首我们的发展之路,自改革开放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之后,中国的贫富分化情况越来越严重,而在这一铁的事实面前,现在却有人鼓噪中国的问题是“国富民穷”,并提出了诸如平分外汇储备、平分国有企业、平分国有土地、利用减税藏富于民、利用股市藏富于民等措施。

笔者一直主张“创富于民”和“均富于民”,“创富于民”在前面的章节已经讲到,如何“均富于民”则是本章重点。
第八节 六问民生困境之之六应该如何改善中国的民生困境?——“均富于民”有必要
第八节 六问民生困境之之六

应该如何改善中国的民生困境?

——“均富于民”有必要

解决中国的民生问题,最根本的是“创富于民”,也就是提高全社会的劳动生存率,只要劳动者创造的财富价值增加了,民众的收入才会切切实实的增长,发达国家的工资收入远远高于我国,主要是由于他们的劳动生产率远远高于我国,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最根本的区别就是劳动生存率的区别,发达国家的民生状况比发展中国家要好,这也是非常明显的,因此改善民生从根本上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样才可以从整体上将蛋糕做大。另外蛋糕的分配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也就是“均富于民”的问题,这就需要政府发挥作用。

现在中国有一种非常流行的说法,就是政府应该放弃基础设施建设,将政府收入用于改善民生。笔者认为这种用牺牲国家建设来保障民生的建议不高明,在世界上任何国家,基础建设都是政府的责任,西方发达国家在历史上也是这样,我们政府现在面临着“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和“改善民生”的双重任务,这两个担子都应该挑起来,那些主张政府应该放弃基础设施建设,全力加大社保投入的说法,在现实中是行不通的。

中国现在改善民生困境,最重要的是要缩小贫富差距,也就是“均富于民”,

关于打击”新五蠹”的一些思路

“新五蠹”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违法行为,比如贪污受贿、黑社会及*业,对于这些中国应该加大打击的力度,另一类是暂时并不违法的行为,比如投机、不道德的商业行为、高管薪酬等,这三个问题现在还没有有效的法律对其进行约束,笔者重点谈这三个方面的问题:

针对投机问题,笔者认为中国应该制定《反投机法》将投机行为纳入依法进行打击的轨道,最起码也要严禁在住房及食品领域的投机行为,反投机在技术上已经不存在问题,关键是认识上不到位,其实现在只要政府明确的表明一个态度,比如反对在住房及食品领域的投机行为,然后通过媒体进行宣传,我们应该相信广大的投机客还是会听政府的话的,还是会与国家政策保持一致的。

针对不道德商业行为的监管,笔者认为中国在认识上还存在误区,总是认为我国现在已经实行了市场经济,只要不违法的事情都可以做,但是法律一般都是滞后的,也是存在漏洞的,其次,执法难,导致很多受害者不能获得赔偿,因此完全依靠立法对其进行打击是不现实的,笔者认为加强行政管理是非常有必要的,对于加强行政管理,笔者认为政府应该让一些行业商协会担当起行业管理的任务,因为政府的精力是有限的,政府在治理商业不道德行为的同时,往往存在着不够专业的现象,政府对经济生活中的具体现象不是很了解,如果政府能够赋予一些行业商协会一定的公权力,就可以基本做到“事事有人管”,如同他们没有管好,政府和公众就可以直接向他们问责,现在中国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行业组织,但这些组织其并不具备对行业管理及规范的职能,这些组织的潜力也没有完全发挥出来。 

笔者曾在全国工商联某直属商会有过工作经历,工作期间笔者发现中国现在行业商协会的作用远远没有发挥出来,现在行业组织制定的规则基本上属于行业自律公约,只对这些组织的会员具有约束力,但问题在于并不是行业内的所有企业都加入了行业商协会,行业商协会的规则只对会员有效,而对非会员无效,即使是对会员也是呼吁呼吁,而并非强制执行,因此很多东西都是形同虚设,如果这些机构能够在政府及法律授权范围内拥有对行业管理的“公权力”,那么这些单位就可以对违背商业道德的行为直接进行处理,这样中国也就不会存在那么多“没人管”的事情,或是“管不住”的事情, 当然行业商协会也是在国家法律和上级主管部门的管理下运作的,以笔者看来这应该是可行的。

对富人有效征税

对富人有效征税主要是要提高富人的个税起征点和资本利得税、利息税、红利率税率,而我国这些我国还都没有,更没有事关富人的财产税之类。   富人拥有比穷人更多的财富,掌握比穷人更多的社会资本。富人的劳动收入比例远远低于资本收入;如果资本收入没有被征税,或比例很低,那么富人的财富增长的幅度会比穷人更多,会造成更大的不平等。

从富人那里征收较高的个人所得税。这就是世界各国所通行的处理收入分配过于悬殊的政策。简单地说,我们不得不接受市场所造成的收入差距,矫正的办法是在已经形成的收入分配上多征富人的税。

恰好在这一点上我国的税制不能有针对性地对富人征税。我们的累进所得税只适用于工资部分,而大部分的富人不是靠工资而致富的。他们致富的主要原因是财产性收入高。这部分收入税务局缺乏信息,无法对他们征税。即使他们老实地申报了,也没有累进的税制,只是20%的统一税率。更何况目前个人所得税只占总税收的7%,其他的93%直接间接都和消费者的购买有关,而和家庭的储蓄无关。你的钱放在柜子里,或者存了银行,政府是不会对这部分钱征税的。但是你一旦消费,买了东西,政府就对此征税。打电话,付电费,在超市买东西,国家都在征税。富人的消费虽然高,但是从比例而言他们的储蓄比例高,相对的消费少。而穷人的所得几乎都消费掉了,这部分钱都要交税。所以从比例上看富人收入中纳税的比例比穷人的低。结果我们的税制成了按收入的累退税。改革税制,按总收入征税,并且采用累进税制是减缓收入差距的重要措施。

民间疾苦教育也应纳入官员教育的内容

民生艰难不能只靠领导体验,武汉市长阮成发在乘渡船时才发现,武汉的渡船还是几十年前的渡船,漏风,市民在里面很冷;河南的省委书记卢展工亲自找了一次工作才感到大龄人群就业困难,但民生问题千头万绪,怎么能只靠领导体验才能引起重视。

为了弥补形象工程造成的信誉损失,现在很多城市都喜欢搞“十大民心工程”,但这些工程大部分是大工程,而关系到民生问题的很多只是小问题,不够资格成为“民心工程”,这些事情怎么办?

我党非常重视对党员的教育,先后进行过“三讲教育”、 “保持党员先进性教育”、“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教育”等,但这些教育都是政治教育,笔者主张将民间疾苦教育业应该纳入对党员干部教育的范围。

这些教育手段那么发达,可以将一些民生问题拍成照片或录像,对官员进行教育,因为政府系统的封闭性决定了,官员不可能对民生问题有切身的感受,因此也很难引起如果我们将问题当做问题来处理的时候,那离问题的解决也就不远了,现在大家只是当成一个现象进行批判,而没有人将其当成一个问题来处理,难怪问题解决不了。
第一节本章前言
第一节本章前言

中产阶级社会是一个本不应该在中国出现的话题,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我们最终还是共同富裕,但不知从何时起,“建设中产阶级社会”成为了国人津津乐道的话题,谈到它,每个人都可以谈上几句,什么“美国是中产阶级社会”了,什么“中产阶级社会最稳定”了等等,不一而足,总之中产阶级社会就是美好生活的代名词。

欧美国家从上世纪50年代进入中产阶级社会,80年代以后,中产阶级社会开始解体,现在他们也不敢将自己的国家称为中产阶级社会;我们的近邻日本从70年代开始进入中产阶级社会,90年代初期中产阶级社会开始解体,“一亿总中流”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社会学家将日本现在的社会城为“M”型社会,即中产阶级塌陷的社会;在新兴的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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