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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注定受奚落。“我”的问题是，究竟谁打发我成了一只甲虫，有什么用意？
①在现代存在主义思潮中还可以看到这种对立，无神论存在主义与有神论存在哲学的对立。存在主义学说的共同出发点是存在的破碎、荒诞、无意义，但是，由这一事实出发，却有两个不同的方向；承受并自由地反抗（萨特、加缪），或在虚无深渊中重新寻找上帝（舍斯托夫、马寒尔、马丁？布伯、蒂利希、乌纳穆诺）。
卡夫卡为什么如此怯懦，为什么不可以像伊鲍里特那样声称，“反抗有时并不是一桩小的行为”？
三
从梅思金到卡大卡都没有摆脱（反而不断加剧）的这种“瘫痪无力和绝望的状态”，乃是如下事实造成的：他们不仅无力反驳伊鲍里特、伊凡对上帝的神义的拒斥，而且出于内心的真诚认同这样的拒斥。自己曾以同样的真诚来维系的信念已经动摇，他们的困境仅在于不愿跨越界限步人荒诞。
人无法摆脱两个世界的纠缠：现世与超世、事实世界与价值世界像缠绕着拉奥孔的蛇缠绕着人。但蛇诱导关于善恶的知识，关于人的有限生命的知识。伊鲍里特发现人只有担当存在的荒诞，不过是从人义论立场重述蛇诱导的知识。在基督教的神义论原则之下，人的存在的无意义性自然无意义，神圣的正义承担了现世的不义。一旦神义论的世界被勾销，人的存在的荒诞便有了“意义”。
伊鲍里特勾销神义论的理由来自自然的法则，如果他成功了，便意味着神义论的根据与自然法则有一种内在关联。但神义论是超自然的，本与自然法则根本无涉。儒家信念才把现世的义的根据建立在自然之义中：人的忠恕、仁爱之义由天道大生引导出来，超自然法则是多余的，根本无需超越的神义。但是，人们又发现，从现世的义（伦理）中找不到绝对的义的根据。伊鲍里特式的感觉，庄子早就有过了。
在早期基督教思想那里，神义是上帝的救恩行动，是对自然法则的超自然突破。上帝的存在自有永有，并不依据宇宙本体的自然法则。《圣经》的上帝既非自然本体的观念，亦非自然实体的本相，而是全能的父，信靠全能的父与信靠自然法则根本是不相干的两码事。歌德既崇拜基督，也崇拜太阳，崇拜基督是因为“世上过去从来没有见过那样神圣的品质”；崇拜太阳是因为它的自然生育力（《歌德谈话录》，1832年2月17日）信靠全能的父已经意味着舍弃任何形式的自然法则，甚至人自己身上的本己天性。
如果基督教思想的发展洛守对圣经中超自然的天父的信靠，伊鲍里特的感觉就无从产生，他对神义论的勾销也归于无效。因为，用来勾销神义论的自然法则，在圣经神义论的根据中并不存在。然而，在基督教思想的发展中，神义论没有远离反而靠近自然形态，尽管这种自然形态被规定为超验的自然（Metaphisik形而上学——原本自然）。
早期基督教思想遇到了一些哲学家的改造，在这些哲学家那里，喜爱关于自然的知识甚于爱感，认识形而上学的绝对实体成了信仰的主要目的。尽管达到这种认识可以通过爱欲（柏拉图）和理智（亚里士多德）这两种方式来完成，形而上学的实体已经取得了最高的存在权利。舍勒细致分析过基督教的爱与希腊哲人的爱的区别。基督教的爱不是一种理智的热情，而是一种超自然的精神意向；希腊哲人的爱依据的是宇宙本身的内在动态原则，即推动万物为追求绝对神性——最高实体而竞争的动态原则。基督教的爱是返回运动，是自上而下的圣父上帝倾身下顾（世人犯罪，上帝遣独生子受难牺牲代人赎罪，这是救赎之爱），希腊哲人的爱不过是一种认识上的公理，是自下而上渴求神性的方式。神性本体（形而上学的绝对实在）本身没有爱，达到神性也就不再需要爱，爱至多是思维手段，而不是结果。基督的爱自愿降临人间，变为奴仆，惨死在十字架上。①
①参舍勒：《道德建构中的怨恨》，见《价值的颠覆》，前揭。
希腊哲人主要关注一种牢固的绝对的终极实在。巴门尼德的“一”、柏拉图的“理式”、亚里士多德的终极实体（“不动的动者”），都在鼓动这种形而上学的旨趣。巴门尼德相信，真正的实在只能是没有时间性的，这才是知识所应追求的绝对。即便在苏格拉底那里，对伦理问题的首要关怀仍然是为了给世界找出目的论的自然根据。绝对理式的观念是超时间空间、无始无终、不生不灭的，它不仅是知识的真正对象，也是世界万物（包括人）的目的和万物产生的必要条件。于是，生存的现实世界的全部价值根据都在观念的形而上学的实体领域，这些实体乃是人类关于事物的概念的超验对应物，是超然于事物之上的真理。既然形而上学的旨趣是事物的终极存在性，个别事物无穷推导下去，必然推出一个第一推动者。由于苏格拉底的影响，在希腊哲人那里，理式也好、第一推动者也好，都不仅是认识努力追求的目的，也是具有价值目的论的善的神性存在。自然存在沦与价值目的论取得了综合的统一。
希腊哲学鼓动起来的形而上学旨趣被后来的神学家用来扩建基督思想。这种努力一直持续到18世纪的德国古典哲学。形而上学的观念如何与基督教思想结合，或者说，宇宙存在论式的观念如何与神圣天父的神义论综合在一起？用日尔松的话来说，“哲学这个意味着异教人的智慧”如何浸入到圣经精神中？
古希腊人世界观的基础是存在的理念、具有统一性的实在的宇宙理念，这种理念自身包含着创造的表达，古希腊人把这种表达尊为神性。甚至当希猎人通过思维引导出普遍的运动原则、普遍的相关性原则和普遍的二元论原则时，他们的理智世界观的终极形式和终极目的，仍然被永恒不变、包罗万象、自足的理智存在所决定。只是在基督教出现之后，人的灵魂的意义问题才得到无限提高，并把所有生存的价值安置于一个高高在上、俯视世界的人格上帝之中，随之，原本每一部分都作为单纯有价值的、神性的东西而存在的字宙之牢固统一体便开始分裂：生存在灵魂与上帝这两极之间延展，或者干脆被两者吸收。几个世纪以来，由于上帝的慨念被迫丧失了其原初的方量，灵魂成了孤零零的东西。这样一种变化在近代唯心主义中得到了最纯粹的表达，对于这种唯心主义来讲，世界不过是作为一种理念而存在于一种关注世界的意识之中。①
西默尔在此关心的是，作为生存形态的生命根据由一种宇宙论式的活力实在变成了纯粹精神的意识，丧失了博大精深的根基。然而，这一洞察却暗示了一个秘密：世界形态如何由无意义的存在变成了神性的形态，基督教形而上学在这一转变中起了实际的中介作用。确切地说，基督教上帝观念的发展导致的宇宙统一体的分裂，是以重新统摄于上帝观念本身来完成的。否则，世界被设想为一种理念是不可能的。
①西默尔：《柏拉图式的爱欲与现代的爱欲》，见《个体与社会的形式》l971年版，页236。
面对希腊哲学的影响，犹太哲学家裴洛把柏拉图主义变成圣经的神秘主义，想使神意的上帝创世变成实质性的上帝造世。希腊哲学的逻各斯概念成为上帝与其所创造的世界的中介者。这一中介者的设立第一次破坏了上帝的神意形态，使之可能转化为一种宇宙本体论的形而上学的存在。上帝观念的出现，绝对的宇宙统一体固然破裂了，上帝的神意形态也遭到损害。使徒约翰借用逻各斯来表达上帝，尤士丁则从反方向来推进，把作为世界的基本规律的逻各斯解释为神秘的精神实体。无论从哪个力向来进行，这种推进结果都一样：圣经的上帝很可能变成形而上学的实在。①
把逻各斯加以神化，用逻各斯概念描述上帝，本身就表明圣经的上帝是神圣天父，不是形而上学实体。②神圣天父的上帝的形而上学化促成了神学的本体论化，导致西方哲学史上千年来无数扯不清的问题。形而上学的实在本来有自己的神名Demiurge（造物神），而不是天父。一旦神圣天父被说成这造物神，证明上帝存在就成了人的内心思辨（一种信仰）的事，宇宙秩序也成了上帝存在的证明，圣经的神义论成了宇宙本体论。
随着圣经的上帝转化为形而上学实体，海德格尔所谓本体——神学一旦形成，与上帝相遇的中介也必然发生转变，这就是信仰的知识化。
①蒂利希坚持谈论上帝必须用象征，海德格尔声称，上帝不是存在或存在者。目的都是为了消解这种神学形而上学的神性实体性。
②参布尔特曼：《原始基督教》1983，第四章。
奥古斯丁把希腊人的“爱知”引人信仰，信仰成了一种关于绝对的知识。奥古斯丁承认，他关于上帝的学说是从柏拉图哲学那里学来的，“理式世界”使他懂得上帝就是无限而永恒的存在者。他的推论是：人确切地存在，证明这一点的主要根据在于思维；人不知自己从何而来，也不能确知自己是否在运动，但知道自己在思维。思维的确实性在于怀疑和思维错误，不存在就不会怀疑，也不会犯思维错误，怀疑和犯思维错误恰好证明人自己的存在。既然人的存在的确证是思维，思维又蕴含怀疑和错误，就表明人的存在需要超自然的光来照亮。思维不能达至完满，人的知识的完满必然是信仰之光的朗照。
对圣经中全能的上帝的爱感显得没有知识便无法确立，似乎人的存在的主要依据是思维。保罗强硬地主张，愚笨的人比智慧的人更容易得救，信仰与人的知识直接抵触，奥古斯丁却用“爱知识”暗中变换“爱上帝”，相信“内心思辨”之路可以抵达信仰。虽然奥古斯丁仍然确认信仰最高，思辨的知识已成为确实的要素。
基督教神学通过吸收柏拉图主义建立起自身的思辨体系。为什么基督教精神非要借助逻各斯，没有思辨的知识，难道信仰就不牢靠？“约伯所遭受的恐怖，吉利米所哀叹的恐怖，约翰在他的‘启示’中所威吓的恐怖”难道只有靠爱知识的信仰来克服？爱知识的信仰很可能被引向作为终极实体的上帝，而不是一位倾身惠爱、在此世的受苦中许诺希望的上帝。柏拉图式的“理式”及其所要求的知识论被早期基督教思想家接纳到神学中的直接后果是，圣经中爱人也被人爱、与人的孤苦灵魂相遇并倾听哀告的上帝，便逐渐蜕变为自然宇宙论的或理智论的上帝。
圣经中的上帝转变为宇宙秩序和形而上学思辨的上帝，已经为后来伊鲍里特依据自然法则拒斥上帝的神义提供了可能性：即便世界形态之所以如此，乃是由于上帝的创造和安排，我们仍然无法知道上帝凭什么理由如此安排，因此，上帝即造物主等于什么也没有说。再说，人们一旦知道上帝为什么如此安排世界，上帝就变得多余；既然理由本身已经满足了人的问题，还要上帝干什么？①如果上帝不是神性的“自有永有”，便是虚无。
①参乌纳穆诺：《从最高理智的上帝到神圣之爱的上帝》，见《生命的悲剧意识》，台湾远景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版，第233页。
如果没有上帝，爱就是荒唐，有什么不好理解呢？伊鲍里特对上帝存在的怀疑完全正当，因为他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