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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与逍遥(出书版)-第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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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对儒家信念的抨击与曹雪芹的新人何等相似：在鲁迅眼里，儒家的道德谱系不过是“虚伪道德”，“以残酷为乐”、把“幼者”作为“长者的牺牲”的“畸形道德”：“不错，孔夫子曾计划过出色的治国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这就是‘礼不下庶人'”（《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与贾宝玉一样，鲁迅似乎生性与儒家精神格格不人：”孔孟的书我读得最早，最熟，然而倒似乎和我不相一干”（《写在后面》）。
在不少人看来，鲁迅对国民性的分析和揭露最令人惊异和令人推崇。但是，国民性只是民族精神的结果，而非原因。真正的原因是几千年来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历史王道，正是历史王道的体现者先王、圣贤扭曲了中国人的心灵。鲁迅用贾宝玉式的口吻说，中国史籍中有二十四史那样的浩瀚文献，可见革命也经历过二十四回了。然而，历史上的所谓革命，不过是朝代更替，丝毫没有改变社会的性质。革命无不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但这“天”究竟是什么呢？革命到头来都是新的皇权出来替天显道，中国革命的目的始终不过是一个皇权问题。皇权变换，天道也就行了。于是又重新“怎样服役，怎样纳粮，怎样磕头，怎样颂圣”。一治一乱就是中国的历史。这是不是像曹雪芹的新人在排列“成者王侯败者贼”的王道历史？所谓治，就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所谓乱，就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在鲁迅眼里，圣人谱系中也有启伐有扈、汤伐桀、武王伐纣、周公平四国、灭管蔡，换句话说，也有血腥、杀戮、暴政。王道的历史永远在肯定”吃人”的正当性，迫使中国人承受人吃人的事实：人肉筵宴是历史事实，而且还有人想继续排下去。鲁迅对历史王道的认识，真的比曹雪芹的新人更透辟？
与历史王道相辅相成的是礼教、如果历史上道吃人，礼教就是让吃人者有胃口。鲁迅仍然用贾宝玉的口吻说，中国的人间秩序是根据所谓的天理秩序来设立的：王、公、大夫、士、皂、舆、隶、僚、仆、台；台是最下一层，由此往上，一级臣服于一级，每一下层都负有道德义务。但台也有自己可以施威的人，那就是女人和儿子。照此来看，中国的礼教不是教人活着，而是教人活着比死了还不如，何况圣贤之徒也常常互相杀戮，天下何时太平过。比起鲁迅的深刻，曹雪芹的新人是不是已经算不得什么呢？
历史王道和礼教秩序内化为内在的人性就成了所谓的国民性。由于现实的残忍和道德的伪善，中国人变得随便和滑头，固守本性所有的东西，在自慰中寻得自我：排异守旧、没有情操、精神胜利、上谄下骄、袖手旁观（而且只要是看“头”却“女尸”，只要有，无论谁的都有人看）；由此发展为随便、通融、圆浴、旷达、伪善、装腔、口是心非、言行乖离。可以说，无论鲁迅对王道历史或国民性的认识比曹雪芹的新人深刻多少倍，那特质之性乃一脉相承。难怪鲁迅说：“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对儒教和国民性的批判都还算不上鲁迅自己的思想。事实上，鲁迅对贾宝玉的理解之深，超乎人们的想像：
在我眼下的宝玉，却看见他看见许多死亡；证成多所爱者，当大苦恼，因为世上，不幸人多。惟憎人者，幸灾乐祸，于一生中，得少欢喜，少有罣碍。然而憎人却不过是爱人者的败亡的逃路，与宝玉之终于出家，同一小器。（《绛洞花主》小引）。
鲁迅究竟站在什么立场指控中国传统精神？鲁迅如果仅仅站在贾宝玉思想的立场，被誉为深刻、尖锐的儒家王道和礼教批判，不过用现代话重复了庄子的见解，为人津津乐道的国民性针钵，再现的不过魏晋狂士风范和宝玉的“残忍乖僻之邪气”，算不上什么“觉醒”。认识到“宝玉之终于出家，同一小器”，才是鲁迅自谓的“觉醒”：重返大荒山、无稽崖的“出家”，已经不再是出路。比曹雪芹有幸，鲁迅遇到了西方思想，出路有了。
鲁迅早年接受过西方的生命进化论，乃众所周知的事。不过，鲁迅并非全盘接受达尔文的主张。所谓适者生存，依然不过是在否定某一部分人的生命权利。应该肯定的是生命力本身的权利。生命力要发展，必需有一个场所，这个场所只能是历史。历史不是用来显现王权和天理的，而是为了个体生命力的伸展。生命力的权利写历史一旦结合，历史的发展就有了一个合理的理性法则，依据这个法则，历史也就有了意义。历史的意义不在某种价值形态的实现，而在人的本然生命力的更新。自然性的生命力才是最终极的实在，在这里，尚力论的历史主义成了一种形而上学。鲁迅坚定地说：“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有敢来阻碍这三事者，无论是谁，我们都反抗他，扑天他！”（《华盖集？忽然想到（五）》）
自然性的生命力获得的形而上学权利，是否还有更深的价值基础呢？没有。生命力的价值根据就在自身，“既是生物，第一要紧的自然是生命。因为生物之所以为生物，全在这生命，否则失去其生物的意义”（《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鲁迅接受了斯塔夫罗金的立场，又有什么不好理解呢？“革命有血，有污秽，但有婴孩”；“只要有新生的婴孩，‘溃火’便是‘新生’的一部分”（《译文序跋集？“毁灭”第二部一至三章译后记》）。
这不与庄子一样，任何价值都被还原为本然少仁命力吗？然而，“觉醒”的鲁迅并不同意庄子的消极保真，而是倡导以生命的自然力吞噬恶。本然生命实现自身就是最高的真理，一切价值都在这一真理之下：“鸷鸟猛兽以软弱的动物为饵，不妨说是凶残的罢，但它们从来没有竖过‘公理’、‘正义’的旗子，使牺牲者直到被吃的时候为止，还一味佩服赞叹它们。人呢，能直立了，自然是一大进步。然而也就堕落，因为那时也开始说了空话”（《朝花夕拾，狗·猫·鼠》）。这里的对立难道不是生命的原生力量与历史中的道德秩序的对立？这是不是说，唯有弘展自然生命才是历史进步的法则，礼教、王道正因为压制本然生命才是不合理的？人吃人是否仅仅出于礼教、王道才不正当，为了生命力的自然权利吃人就合乎历史法则，就可以把“人肉筵席”继续排下去？生物性的生命力的更新不得不跨过血泊，这是历史生存的进步：“后起的生命，总比以前的更有意义，更近于完全，因此也更有价值，更可宝贵，前者的生命，应该栖牲于他”（《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因此，生命的生物力应当成为历史的道义法则；“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这是不是说，生命生物力的法则的确残酷，为了生命的法则，人应该残酷？这是不是说，世界的本相是荒凉、阴冷，生活的创生也应该荒凉、阴冷？荒凉、阴冷是世界的事实，事实有至高的权利：“事实是毫无情面的东西，它能将空言打得粉碎”（《花边文学？安贫乐道法》）。据鲁迅说，托尔斯泰的以善抗恶论固然是诚善的理想，但见诸事实，就毫无意义；除非有刀子在手里，才能讲人道主义。但什么时候有过不带血的历史？历史带血，“社会才会改革，人类才会进步，能从原虫到人类，从野蛮到文明”（（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恶是生命世界的事实，生命力的发展不可能脱离恶。庄子畏惧历史时间中的恶，于是想扭转生命力的方向，返回原生命。与庄子相反，尽管认定生命本然才是最高的法则，但在鲁迅看来，生命力的生存必须进入历史时间中的恶。恶是生命力必得造作的，因而恶堪称人性生命力的价值。
鲁迅尽管与庄子一样，把一切价值真实置于生物价值之下，却颠倒了庄子的思想方向。鲁迅精神的独特性和伟大都得自于这种颠倒。然而，这种颠倒的深刻和勇气是哪里来的？来自鲁迅深刻的冷眼。深刻的冷眼又是哪里来的？不就来自曹雪芹的新人的“觉醒”；看透了给无情的世界补情根本不可能？
在欧洲赢得了声誉的第一位俄罗斯作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欧洲赢得了声誉的第一位中国作家是鲁迅。他们靠什么赢得声誉？当然是靠富有智慧的洞见。什么洞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洞见是：启蒙理性没有消除神性与人性的紧张关系，他仍然有对上帝的绝望信念；鲁迅的洞见是：既然恶是生命世界的事实，必须且应该称颂恶，不可相信、祈告神圣的东西，除了人的生命权利，一切价值都是虚假的，它们帮助历史的恶扼杀生命。
鲁迅觉醒的冷眼博得了中国知识人的广泛称颂，仿佛使人豁然开朗：原来我们的生命价值就应该是历史的恶。
据说，鲁迅晚年的杂文多是在血腥政局中与形形色色的文敌论战时写的，并不能代表他真正的思想。照此说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爱心、祈告的信赖是一种生盲，他还没有看透历史事实，没有亲历过血腥政局，周围没有形形色色的论敌。是这样的吗？
陀思妥耶大斯基没有看到鲁迅看到的存在事实，算什么诗人？对人世的险恶、凶残、打着道义旗号杀人的现实，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样有尖锐的指控。陀思妥耶夫斯基深历的绝望、怀疑、闷苦、仿徨甚至是鲁迅未曾经历过的，鲁迅起码不曾遭受监禁、流放，毕竟没有品尝过临刑前的一瞬，没有体验过生命只有最后一分钟的残酷。痛苦和绝望的体验固然无法比较，但得承认，陀思妥耶夫斯基绝非所谓道德理想主义者，只盯住人间的道德秩序，看不到漫无边际的恶。这样一来，这两人绝然不同的精神意向就不是一个在恶的事实面前觉醒与否的问题，而是情怀、气质和信念问题。如果站在绞刑架下的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而是鲁迅，会怎么呢？按鲁迅的情怀和气质，他肯定不会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
鲁迅所置身于其中的精神传统，从来就没有为他提供过对爱心、祈告寄予无限信赖的信念，没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情怀和气质似乎可以理解。但据说鲁迅通西学，事实上，他的确知道遭“众扰太人碟之”的耶稣基督，知道西方精神在深渊中祈告的基督教信念，而且也晓得中国国民性“最缺乏的尔西是诚和爱”。问题在于，鲁迅并不相信认信基督的信念，而是相信恶的事实力量。鲁迅相信的是另一种信念，爱心、祈告的力量没有恶的事实有力量。“耶稣说，见车要翻了，扶他一下。尼采说，见车要翻了，推他一下。我自然是赞成耶稣的活；但以为倘若不愿你扶，便部必硬扶，听他罢了。……倘若终于翻倒，然后再来切切实实地帮他抬”（《集外集？渡河与引路》）。
情怀、气质和信念是相互维系的。某种情怀和气质使人更容易相信某种信念，某种信念又反过来深化这种情怀和气质。鲁迅的信念得之于他的情怀和气质，他的信念又深化了自己的情怀和气质。鲁迅的时代充满混乱，疯狂、血腥，但这并非只是鲁迅才面临的历史事实，也是雨果、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卡夫卡、特拉克尔、艾略特、加缪所面临的历史事实。鲁迅的信念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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