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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最易受左派理想主义和激进主义的影响，他们明确地受到告诫要远离政治。四中全会宣言（1928年2月）称：“最不幸的事实是，如今未成熟的学生参加我们的政治社会斗争。准许这些尚未成熟和没有足够的知识和经验的少男少女自由参加国家事务，不仅会牺牲我们民族未来的生命，而且也会使他们视整个国家和人类社会为儿戏。”②国民党右派的最高权力的地位，终于在1929年3月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确立。蒋介石派注意到党的下层组织充满左派的支持者，采取特别措施保证右派对大会的控制。以党员重新登记尚未完成和地方党组织尚处于混乱状态为由，大会代表只有1/4是由党员选举的，其余代表全由中央党部指定。①左派分子强烈谴责这一破坏党内民主原则的行为，宣布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为非法。然而，这些指责终归徒然，因为蒋介石已经安置好他的支持者控制国民党，把他本人的革命观念强加给党和政府。左派领袖因不服从而受到处分，陈公博和甘乃光被‘永远开除’出党；顾孟馀被停止党籍三年；汪精卫因‘跨党’错误受到警告。②其后，左派的论点，革命建设时期政府应该只是党的行政部门，党应该是最高的机关，最后被拒绝。相反，在1929—1931年间，党被剥夺了大多数权力，不论在制订政策上，还是在充当监督机关上，都不再有所作为。更早一些时候，蒋介石已废止了军队内的党代表制度。③无可奈何的是，左派受到压制，而党的地位也相应降低。
正当蒋介石把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分子清洗出国民党运动时，他也越来越依赖旧式官僚和军队。革命一旦成功在望，过去各个军阀政权的官僚纷纷南下南京，谋求有利可图的新职。蒋介石面临管理一个全国性政府的挑战，欢迎他们投入他的阵营。到1929年，十个部中至少有四个部长由这些新归顺革命事业的旧官僚担任。他们还塞满了官僚政治的许多其他职位，以致国民党老党员郭泰祺愤怒地辞去外交部次长职务，指责说，“党在去年被共产党人篡夺，现在差不多被旧官僚势力所篡夺，实无二致”。①旧官僚势力对新政权的影响深远。这些旧官僚带来在他们先前职位中表现出来的同样的人生观，同样的权力贪欲而不顾公益。官僚政治变得程序化了；官僚写出数不清的公文，倒腾文件，但很少注意政策的实际贯彻；贪污腐败迅速浸透了行政机关。这样，旧军阀政权的价值观、态度和做法，一起注入了新政府。甚至18年后，在1946年，一些想革新国民党的党员调查了他们政府的腐败，并把腐败归因于当时涌进国民党的政治投机分子和旧官僚。②或许，确定国民党运动未来方向的更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是军人的普遍影响。孙逸仙在世时，军人在国民党运动中比较受到轻视。然而，在蒋介石领导下，孙逸仙的排列顺序——首先是党，其次是政府，最后是军队——已被颠倒了过来，军队如今成为首要的组成部分。在下列事实中可以看出这种状况：1929年，在国内国民党一半以上的党员是军人，而不是平民。在党的领导人——中央执行委员——中，在1935年有43％是军官。在1927到1937年间，国民党人控制的33个省份的省主席，有25个是将军。③在这10年间，政府支出的大约2/3拨充军费和偿还债务（大部分债款是根据契约应付的军事费用）。④然而，军人统治的真正程度，还不完全表现在这些统计数字上，它更表现在蒋介石这个军人的巨大存在上——他的存在，随着南京政权10年的发展，变得越来越重要。
①　汤良礼：《中国革命秘史》，第330页。
②　《晨报》，1928年1月11日。
③　何应钦：《今后之中国国民党》，《中央半月刊》，第2期（1927年10月），第　102页。
①　司马仙岛：《北伐后之各派思潮》，第133—199页；汤良礼：《中国革命秘　史》，第331—333页；阿里夫·德里克：《群众运动与国民党左派》，《现代中　国》，第1卷第1期（1975年1月），第57—59页。
②　汤良礼：《中国革命秘史》，第334页。这时这个主要左派组织（改组派）的　实际成员约1万人。见江上清：《政海秘闻》，第72页。
①　江上清：《政海秘闻》，第68—73页；司马仙岛：《北伐后之各派思潮》，　第140—152页；陈公博：《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第178—190页。
②　诺埃尔·雷·迈纳：《浙江：国民党在农村改革和建设方面的努力，1927—　1937年》，第64—79页；帕特里克·卡文迪什：《国民党的“新中国”》，载杰克·格雷编：《现代中国对政治形式的探求》，第158—159页；布拉德利·肯特·盖泽特：《权力与社会：国民党与中国江苏省地方名流，1924—1937年》，第96—131页。
①　萧铮：《土地改革五十年：萧铮回忆录》，第27—29页；《中华年鉴，1929—　1930年》，伍德海编，第1163—1173页；迈纳：《浙江》，第64—79页；卡文　迪什：《国民党的“新中国”》，第158—159页；盖泽特：《权力与社会》，第　144—166页。
②　《中华年鉴，1929—1930年》，第1170页。
①　于尔根·多梅斯：《推迟的革命：中国国民党的政治，1923—1937年》，第325　页。大多数选举的代表是海外华侨。所以，事实上只有1/10的选出的代表是　代表国内各地党部的。
②　《益世报》，1929年3月21日；《反蒋运动史》，第46—47页。
③　政治委员制度在1932年初重新设立。见小约瑟夫·H。海因莱恩：《政治战：　中国国民党模式》，第268—330页。
①　《北华捷报》，1928年4月14日，第48页。
②　例如，见程元斟：《革新运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革新周刊》，第1卷第5期　（1946年8月24日），第3—5页；和李达（音）：《革新运动的伟大精神》，　《革新周刊》，第1卷第6期（1946年8月31日），第5页。
③　罗伯特·C。诺思；《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精英》，第53页；多梅斯：《推迟的　革命》，第572页；田弘茂：《国民党中国的政府与政治，1927—1937年》，第　140页。
④　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1927—1937年：财政和经济记录》，第75、147页。
各省的斗争
随着对付左派取得了胜利，蒋介石在南京政府各委员会内的权力也稳固起来。然而，这时互相冲突的主要舞台转移到了各省。
时至1929年，国民政府的旗帜已在中国本土全境和满洲飘扬。国民党军已于1928年6月占领北京，北京改名为北平。1928年　12月　29日，满洲四省军阀张学良宣布效忠国民党政府。随着国家这时自1916年以来第一次名义上实现统一，南京当局可以为和平建国谋划了。
然而，一个主要障碍依然存在。革命的军事阶段获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许多省的军阀在战场上战败，而是因为他们归附了革命运动。虽然这些军阀获得了国民党党籍，并接受了南京政府等级制中的显赫职位，但是他们不相信蒋介石，妒忌他日益扩大的权力，而且大多对国民党运动的思想意识漠不关心。致力于国家统一和中央集权的蒋介石及南京当局，在北伐期间，有必要容忍地方军阀的自主权力。他们事实上甚至设立了一些当地的政治分会，使各省军阀的地位合法化。这些在1928年设立的政治分会，名义上隶属南京中央政治会议；然而，事实上它们是自治的行政机关，至少是暂时使大军阀集团的地方统治合法化。于是，控制甘肃、陕西和河南三省的冯玉祥，主持开封的政治分会；阎锡山的山西政府，因太原政治分会而得以合法化；所谓的桂系控制着汉口、北平和广州的政治分会，分别由李宗仁、白崇禧和李济深主持。张学良在东北易帜之后，第六个政治分会在沈阳成立。①蒋介石把在各地设立政治分会看作权宜之计，因为他一心想把所有行政的和军队的权力都集中在南京政府的控制下。因此，不久以后，他向地方军阀的自治权力挑战。首先，在1928年末，南京宣布各地政治分会将在1929年3月撤销。然后，在1929年1月，全国编遣会议在南京召开，中央政府当局在会议上提出裁减中国军队的方案。
编遣军队的必要性普遍得到承认。自清朝覆亡以来，中国军队已经惊人地膨胀。1929年，大约为200万人（而清朝约为40万人；1922年约为120万人）。如今革命的军事阶段已经结束，庞大的军队已无必要，并且也是国家财力无法支持的负担。例如，在1928年，南京嫡系军队约为24万人，年需军费约3。6亿元。而南京政府年财政收入（清偿债务后）仅为3亿元。①此外，虽然地方军阀的军队不构成南京的直接财政负担，但是，他们却截留本来可以纳入中央政府财政收入的税款。人们因此认为，除非裁减军队，政府将无法进行国家的社会和经济重建工作。
在编遣会议上，中国大军阀——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及其他的人——同意全国军队裁减至　80万人，限制军事支出占政府财政收入的41％，并设立统一指挥机构。然而，编遣会议是一个失败的会议，因为军阀们对蒋介石的疑虑在会议期间加剧了。蒋介石的黄埔系军队事实上是中国训练和指挥得最好的军队，蒋介石利用战斗力差的军队应予首先复员的原则，要求地方军阀比他本人作出更大的牺牲。因为军队是地方军阀政治权力的主要泉源，地方军阀认为蒋介石不过是利用军队编遣问题来建立对他们的政治优势。不管地方军阀多么可能愿为国家的利益作出贡献——这当然是可争辩的——他们可不想放弃自己的野心，而让蒋介石增强他的实力。因为他们并不觉得蒋介石比他们更有权利来要求掌握国家权力和充当领导。所以，他们在1929年1月末鼓掌赞成军队编遣原则之后，离开了编遣会议，却决心为保持他们的军事地位和政治地位而进行反蒋。至于蒋介石，他同样决心建立中央政府对各省的统治。结果是连续不断、损失惨重的内战。
编遣会议闭幕仅两个月后，第一次内战即在1929年3月爆发，当时桂系——危机表面上是蒋介石挑起的——反叛南京政府。这是一次很难对付的挑战，因为桂系领袖是很有才能的战术家，指挥军队约23万人。冯玉祥——他指挥22万人，大概是蒋介石最有能量的军事对手——也有可能加入叛军一方。这次挑战可能毁灭一位次要的人物，但它却适合蒋介石发挥他的天才。因为蒋介石收买了冯玉祥，据说花了200万元和答应他控制山东省。然后，蒋介石以他的优势部队在不到两个月内击败桂系军队。李宗仁和白崇禧在河北、湖南湖北的绝对统治随即瓦解。他们仓皇退回广西省老家，怀着屈辱，以待来日。
1929年5月，仅一个月后，蒋介石违背把山东交给冯玉祥控制的诺言，激起了冯玉祥的反叛。在这次较量中，冯玉祥一半的军队——全部最精锐的部队10万人——突然投奔中央政府，这又是一次由大宗贿赂引起的突然变节。在这场角逐中，冯玉祥残部被逐出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