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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第108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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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不祥的——在华北建立一个“特殊的政治机构”，它将促进日本、满洲国和中国的“共荣”。蒋政府对这些要求不予答复，于是东京在1938年1月宣布它决心“消灭”国民政府。②无论这时还是后来的战争期间，日本扩张主义者在和平条件中也从未打算在中国本部承担直接的行政管理责任。但是，日本的扩张主义者们确实提议实际征服中国，特别是北方五省，以满足日本的政治愿望和经济需要。在1937—1938年中国热情高涨的民族主义气氛下，这些都是蒋所不能接受的条件，即使他愿意也不行。南京陷落后，中国的抵抗并未像日本扩张主义者们曾经自鸣得意地预期的那样瓦解。相反，国民政府的所在地迁到了重庆，同时蒋介石宣布“焦土”政策，从武汉指挥抗战。
于是日本人以武汉为他们的下一个目标。然而他们首先竭力夺取连接华北和华中的主要铁路的控制权，以联结他们分散的部队。这一点他们最终成功了，虽然像在上海一样，他们偶尔遇到英勇的指挥得极好的抵抗部队。例如1938年4月初，日本军队集结在江苏北部交通枢纽徐州时，李宗仁将军的部队把进攻者诱入四周有城墙的台儿庄包围圈。李的军队使日军遭受惨重伤亡——中国人宣称有三万日本人被打死——迫使日军残部撤退。这是中国的第一次重大胜利，粉碎了日本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但是，如同过去屡屡发生过的那样，中国人不去追击被打败了的敌人，因而他们的胜利是短暂的。徐州于5月19日陷落。华北和南京地区的日本指挥官们，现在可以在即将来临的武汉战役中协同他们的行动了。①日本人 1938年 6月初在开封遭到另一次显著的挫折。当他们沿陇海铁路西进时，中国人突然炸开了黄河的提坝。冲出河道的黄河漫过正在逼近的日本人的道路，继而穿越河南平原，进入安徽省，从那里在山东半岛的南面——而不是北面——入海。这项战略卓越地发挥了作用。侵略者暂时被遏止住了，武汉战役被延长了大约三个月。但是，改变黄河河道的决定曾遭到严厉的批评。确实，国民党人多年否认他们曾有意决堤。因为洪水对中国老百姓的损害甚至超过对日本人的损害。大约四五千个村庄和11个大城镇尽成泽国。据说有二百多万人无家可归，一贫如洗。甚至七年以后，在一些村庄里所能看到的，只是从几英尺河道淤泥中露出来的庙宇弧形屋顶，和光秃秃树木顶端的枝桠。①然而，在上海、在台儿庄和在黄河上表现出来的决心，在战争初期国民党人的抵抗中是非典型的。许多中国指挥官犹豫而胆怯。②他们多数享有地方自主权已经很长久了，不会仅仅为了服从蒋介石的命令而去冒生命和权力的风险。例如，省主席韩复榘可耻地把山东省丢弃给日本人，虽然他与大多数人不同，因违抗蒋的命令而付出了生命代价。他于1938年1月被处决。
虽然日本人在攻克武汉的旷日持久的战役中蒙受了重大损失，但他们在大炮、坦克和飞机方面的优势，使他们终于能在1938年10月25日夺取这座城市。仅仅四天以前，他们实际上未遇抵抗就拿下了广州。日本战略家们确实认为，中国人现在要投降了。
国民党政府某些成员确实对战争可怕的破坏感到嫌恶。例如，蒋介石的焦土政策导致的1938年11月的长沙大火等灾祸，就是明证。此外，在英国和法国为了与希特勒和平相处，于慕尼黑献出了捷克斯洛伐克之后，靠外国干涉反对日本的希望也于1938年9月受挫。只有苏俄向中国提供援助。有人认为，它之所以这样做仅仅是为了延长战争，从而削弱国民政府。因此，有人争辩说，战争的真正得益者是中国共产党人，他们利用国民党剿共战役中断的喘息机会来扩张地盘。
政府中对抗日政策抱有疑虑的人的首要发言人是汪精卫。作为国民党的副总裁，他名义上是国民运动的第二号领袖人物。汪虽然是富有魅力的政治家，在国民党内有相当多的追随者，但他在蒋介石支配的政府中掌握的权力是很小的。因此，也许是受过大的政治野心，以及对不能改变那强加于中国人民的抵抗战略的绝望这双重动机的驱使，他于1938年12月18日从重庆逃跑了。后来，在日本人的实际支配下，他于1940年3月在南京建立了维新国民政府①来和重庆政府对抗。②在蒋介石方面，他并不显得垂头丧气。他乐观地宣称，放弃武汉“标志着我们的斗争从防御到进攻的转折点”。③尽管这似乎是虚张声势，但连日本人也承认，由于未能在武汉把国民党军队打垮，他们已失去速胜的机会。这时国民党军队已经撤退到有利于日本军队前进的现代交通干线之外的崎岖山区。日本高级指挥部预料胜利的时间已经不是三个月，也许是三年了。④① 据说，最初开枪的不一定是宛平驻军，而是第三方，可能是共产党人，他们希望 由此使国民政府卷入与日本的战争。但是，这种指责得不到有力证据的支持。 见秦郁彦：《日中战争史》，第181—183页；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和革命：共 产党与第二次统一战线》，第54—55页；阿尔文·D。库克斯：《诉诸战争：中日 冲突，1937—1945年》，载阿尔文·库克斯与希拉里·康特罗伊编：《中国与日 本：寻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平衡》，第299页。
①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第359—380页；李云汉：《宋哲元与 七七抗战》，第179—212页；李云汉：《战争的起源：1937年7月7日卢沟桥 事变的背景》，转引自薛光前编：《中日战争期间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5 年》第18—27页；T。A。毕恩来：《日本在中国》，第1—39页。
② 秦郁彦：《日中战争史》，第 162—183页；库克斯：《诉诸战争》，第 297—300 页；詹姆斯· B。克劳利：《日本探求自主：国家安全与对外政策，1930—1938 年》，第310—328页；罗伯特·J。C。布托：《东条英机与战争的来临》，第 91—95页。
① 毕恩来：《日本在中国》，第28页。
② 克劳利：《日本探求自主：国家的安全与对外政策，1930—1938年》，第338 页。
③ 同上书，第339页。
④ 许朗轩、张明凯编：《中日战争史，1937—1945年》，第1卷，第357页；吴 相湘：《1935—1945年中日战争中中国采用的总战略及若干大战役》，载薛光 前编：《中日战争期间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5年》，第52页。
⑤ 上海没有日租界，仅有公共租界与法租界，日本自己宣称上海虹口日本人居住区为日租界，这是没有任何条约根据的，是不符合事实的——译者。
① 吴相湘：《1935—1945年中日战争中中国采用的总战略及若干大战役》，第 52—54页；陈诚：《八年抗战经过概要》，第9—10页；齐锡生：《战争中的国 民党中国》，第41—49页。
② 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1924—1949年》，第198页。
① 南京大屠杀中被残杀的中国人的人数，说法不尽一致，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在 30万以上，被强奸妇女也远远超过两万——译者。
② 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101和199页；易劳逸：《矛盾关系面面观：战 争期间的走私、傀儡和暴行，1937—1945年》，载入江昭编：《中国人与日本 人：关于政治和文化相互影响文集》，第293—296页。
① 吴相湘：《1935—1945年中日战争中中国采用的总战略及若干大战役》，第48 页。事实上，早在大约1932年，蒋介石就设想过在与日本作战的情况下在四 川建立国都的计划。见张其昀：《党史概要》，第2册，第914页。关于国民 党人的总体战略思想，见吴相湘：《总战略》，第37—72页，和蒋介石的演说 集：《抗战建国：1937—1943年六年抗战文电集》。
① 克劳利：《日本探求自主》，第230页；毕恩来：《日本在中国》，第53、75、124— 125页；布托：《东务英机与战争的来临》，第109页；约翰·亨特·博伊尔： 中日交战，1937—1945年：通敌政治》，第53页。
② 博伊尔：《中日交战，1937—1945年》，第68—82页；克劳利：《日本探求自 主》，第354—378页。
① 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200页；弗兰克·多恩：《中日战争，1937—1941 年：从卢沟桥事变到珍珠港事变》，第146—168页；《中华志，1937—1943年 六年抗战中国重大发展综述》，第354—356页。
① 多恩：《中日战争，1937—1941年》，第177—178页；柯乐博：《20世纪的中 国》，第225页；劳伦斯·蒂普顿：《中国的恶作剧》，第104页。估计溃堤时 被泻出的水淹死的人数高达325000，甚至达440000，见镜涵：《黄泛区的灾 情和新生》，《观察》第3卷第3期（1947年9月13日），第22页；《密勒氏 评论报》第105卷第12期（1947年5月17日），第319页。但是，其他资料 记载，中日双方的生命损失是相当轻的，因为中国居民已经预先知道毁堤计 划，又因为洪水前进得慢，见欧里渥：《特殊的不宣而战的战争》，第209—210 页；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档案中国专档119，2781函，《河南区办事处：历史， 迄1947年3月31日止》，第4页。
② 多恩：《中日战争，1937—1941年》，第167、201、205页；博伊尔：《中日交 战，1937—1945年》，第 139页。
① 即汪精卫在南京建立的伪国民政府，也自称国民政府，不是维新国民政府 ——译者。
② 论述汪精卫变节投靠日本人的权威记述有：博伊尔：《中日交战，1937—1945 年》；朱子家（金雄白）：《汪政权的开场和收场》；及杰拉尔德·E。邦克： 《和平阴谋：汪精卫与中国战争， 1937—1941年》。
③ 董显光：《中国与世界新闻界》，第72页。
④ 布托：《东条英机与战争的来临》，第135—136页。
中国的战争动员
尽管日本反复挑衅，蒋介石还是把那不可避免的战争推迟了好几年，他认为他必须首先镇压共产党人，并提高军队的素质。但是，到1937年7月，国民党中国依然可悲地没有准备好战争。因此，在以后的两年里，他们仓皇失措地将国家置于战时体制。
在南京的十年中，蒋曾特别注重武装力量的现代化。一个德国顾问团——其中最著名的是汉斯·冯·赛克特和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将军——开始训练新式的军官团。为中央军的精选部队进口了主要由德国制造的大量武器和装备。建立了空军的核心，并筹划用德国建造的潜艇、巡洋舰和鱼雷艇装备海军。①冯·塞克特将军曾特别向蒋强调，高度发达的国防工业对维持一支现代化军队是必不可少的。不过就这种工业基础的明显的重要性而论，实际成就是太少了。直到1935年，为了发展重工业，才建立国家资源委员会。资源委员会于1936年开始一项发展工业的三年计划，但直到战争开始后资金仍严重不足。②因此， 1937年国家的国防工业仍停留在草创阶段，而军队仍继续大量依赖外国的武器和装备来源。中国的兵工厂的确生产了大量的步枪和机枪，但几乎所有的重武器以及载重汽车、石油和无线电设备仍然不得不进口。大约30万军队已经接受了德式训练，但其中只有8万全部用德国武器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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