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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第130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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瑁涫档骄咛迨导显蛳缘糜行┏橄螅薹ü嶂孕卸３掠痴娴拇碜魇恰督濉罚牧Χ仁潜臼兰椭形亩唐∷抵忻挥屑父瞿芡湎畋车摹！督濉访栊戳肆礁隼质Α桓瞿曷醯拇舐饺撕鸵桓瞿昵岬米阋宰鏊呐募伺涑绺叨拷嗟陌椤�1967年出版的《六月里的玫瑰花》描写了另一段绝望的爱情——在一个黑人美国大兵和一个与他一起从越南逃走的酒吧女招待之间，作品表现了屠杀者和被屠杀者，女友和母亲以及无辜的越南孩子之间相互怜悯而又相互憎恨的情感。
对台湾虚伪政治的强烈反对和他在作品中对台湾当代社会深层问题的一再揭示，自然地把他推向了“乡土”文学运动的前沿。“乡土”文学运动兴起于70年代，后逐渐发展起来，在推进严肃的中文创作方面与“现代主义”文学运动展开竞争。陈映真理所当然地成为了这一运动的理论领袖。
聂华苓（生于1926年）、於梨华（生于1931年）和陈若曦（生于1938年）这三位著名的女作家也是身居美国，但仍在台湾发表作品的作家。聂华苓和於梨华已从事创作多年，她们的作品带有鲜明的女性特征，“受挫”是她们作品里经常表现的主题，不管受挫的是少女的愿望还是少妇的雄心。於梨华曾被当作是“无根的一代”的代言人。聂华苓一部最重要的创新之作是她于1976年创作的《桑青与桃红》，它描写了一个中国妇女的痛苦经历，她在本国连年战乱的颠沛流离中丧失了本真的自我，又在加利福尼亚遭受了如当年唐纳会（Donner party，中国19世纪众多涌向美国的华工中的一个组织）般悲惨的命运。
陈若曦在1967年随丈夫回归大陆以前已是成名的短篇小说作家。在大陆7年中（这正是文革开始的七年），她报效祖国的梦想彻底化成了理想幻灭的痛苦。离开大陆后，她于1976年创作了著名的《尹县长》（短篇小说集），首次以令人信服的事实向外界揭示了文革期间中国人民所受到的压抑、迫害。
“乡土”文学运动在70年代蓬勃发展起来，创作出一批数量相当可观的作品，尤其是在小说方面，它显示出的原始的创造力和强健的生命力给读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乡土”作家，顾名思义，就是那些在台湾出生的，沉醉于活生生的台湾乡村或小镇生活，而避开那些流亡、怀乡等创作主题的作家。陈映真自然是属于这类作家，黄春明（1939—）、王祯和（1940—）和王拓也在此列，并且取得了更显著的成就。他们深入、细致地表现了那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们：目不识丁者、耳聋口哑者、一无所成者所忍受的痛苦和他们面对生活的勇气，当然，也有他们的幽默：黑色的幽默或荒唐的滑稽。黄春明的讽刺文体具有寓言的力量，如1975年创作的《小寡妇》，它描写的一个精明机灵的商人有一天忽然灵机一动，想开一个酒吧，在这里，未婚少女可以将自己假扮成年轻的寡妇，穿上古典的服饰并效仿古代美女那样优雅的举止，以刺激那些兴趣麻木的顾客。这是中国传统的卖淫方式进入到现代商业社会的一个绝妙的象征。王祯和最著名的小说是1966年创作的《嫁妆一牛车》，它讲述的是一个绝妙的古老的故事：妻子与人通奸。可怜的聋车夫万发为了一辆牛车将自己奇丑无比的妻子让给了一个比他有钱但却在胳肢窝下长满癣的令人作呕的人。王祯和在作品里使用了大量的土语方言，常常多得不得不用脚注来加以解释。这大大增加了他作品的现实感。比起黄春明和王祯和来，王拓的作品在思想意识方面更大胆泼辣，敢作敢为，1979年12月“高雄事件”之后，他与杨青矗等人一起被捕。杨青矗的作品与黄春明有不少相似之处，也描写了穷人如何因贫困而坠入卖淫、堕落乃至杀人的深渊，但他的作品带有更多的左拉式的性和暴力的成分。
恐怕在所有的海外作家中，没有一个像张系国那样继续被中国人的身分问题苦苦纠缠，难以解脱。张系国1944年出生于重庆，他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数学家和工程师。他不仅创作小说，并且因对文学形式的探索和具有现代写作风格的熟练技巧而出类拔萃。他创作过短篇小说、散文和长篇小说，其中最著名的是1975年创作的《棋王》。他笔下的主人公是一些处于政治两难困境中的知识分子，在朋友的信义和爱国的原则之间进行抉择，对20世纪后半叶做个中国人的含义进行苦苦的思索。
台湾新诗
尽管久居香港，余光中（1928—）仍是台湾最负盛名的诗人之一。他于1954年参与创立的蓝星诗社，是 1948—1949年陆续来台的大陆作家中率先促成现代新诗运动的形成和发展的诗社之一。蓝星诗社具有唯美主义倾向和浪漫主义色彩，这些特点也曾是中国古典诗歌中固有的，并在“五·四”之后经徐志摩和其他一些新月派诗人的改造而进入到现代诗歌创作之中。不过余光中从他创作的早期开始，就跨过了几个重要的艺术过渡阶段。他是一个多产的诗人，一直在不停地进行着试验、探索。他努力运用大量的艺术技巧驾驭那些丰富的感性想象。1964年，诗集《莲的联想》出版，从而奠定了他在读者中不可动摇的地位，尤其是在那些青年读者中，因为其中很大一部分诗歌是关于浪漫爱情的。6年后，他又出版了另一本诗集《冷战的年代》，在这个诗集里，他表达了对处于世界列强中的中华民族的命运的关注，并宣称他信奉主观抒情主义，以此来抗拒现代工业社会和它带来的战争对人的精神、理想的摧残。题为《莲的联想》的这首诗比较鲜明地体现了他的几个典型的艺术特点，在他的所有创作中具有代表性的意义。
已经进入中年，还如此迷信
迷信着美。
对此莲池，我欲下跪，
想起爱情已死了很久。
想起爱情
最初的烦恼，最后的玩具。
想起西方，水仙也渴毙了：
拜伦的坟上
为一只死蝉，鸦在争吵。
战争不因海明威不在而停止。
仍有人喜欢
在这种火光中来写日记。
虚无成了流行的癌症。
当黄昏来袭，
许多灵魂便告别肉体。
我的却拒绝远行。我愿在此
伴每一朵莲
守小千世界，守住神秘。
是以东方甚远，东方甚近。
心中有神
则莲合为座，莲叠如合。
诺，叶何田田，莲何翩翩。
你可能想象
美在其中，神在其上。
我在其侧，我在其间，我是蜻蜓。
风中有尘，
有火药味。需要拭泪，我的眼睛。①
纪弦（1913—）从30年代起就在戴望舒等象征派诗人的影响下在大陆开始诗歌创作。他是台湾现代派诗歌的理论倡导者和亲身实践者，并在1956年正式宣告了台湾现代诗社的成立。与蓝星诗社不同，纪弦和他的同仁们十分重视西方文化的影响，大胆使用“晦涩”的意象，宣称新诗乃是“横的移植”（从西方）而非“纵的继承”（从古典传统）。并且要求诗从歌词的状态、过时的节奏和严格的韵律中解脱出来。纪弦对于诗坛强烈的震动冲击可以看作是痖弦（1932—）和洛夫（1928—）所创作的超现实主义诗歌的先声。痖弦于1957年创作的著名诗歌《深渊》，是一首长长的关于现代社会弊病的总汇，读起来就像是一首中国的《荒原》。痖弦还时常热衷于讽刺，这表现在一些描写城市（如罗马、芝加哥）的诗歌中，虽然他并不一定到过那些地方。
虽然郑愁予（1933—）与现代诗歌有着紧密的联系，并且，他的作品偶尔也确有费解之处，但与现代派诗歌不同的是，他的诗歌中有着一种超常的明朗、宁静，充溢着一股浓郁的古典风情。虽然他算不上是一个高产诗人，但他那些令人迷醉的爱情诗却为他赢得了众多的读者和热情的崇拜者。比起我们上面提到的这些诗人来，老诗人周梦蝶（1920—）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比较小，他和郑愁予一样，从本民族文化的精华中得到了大量灵感。他明显地受到了佛教的强烈影响，用禅宗中“悟”的方式触及了一些先验的命题和神秘的情境。
叶维廉（1937—）和杨牧（本名王靖献， 1940—，创作前期曾用笔名叶珊）都侨居在美国，但仍不停地发表诗作。叶维廉的诗是很学院化的，颇有T。S。艾略特（叶曾翻译过他的诗作）和埃兹拉·庞德（叶曾研究过他的作品）之风。他于1960年创作的《赋格》，是对人被放逐后的孤独感和怀旧感所进行的一次高度抽象性的探寻，强烈的情感和音乐感冲破经过千锤百炼的严整措辞而喷发出来。台湾是杨牧的故乡，他那些如山水画般的诗歌和他在创作中对台湾民俗和传奇故事的偏爱都流露了他浓郁的乡情。他的诗剧《吴凤》就是以台湾历史上的一个英雄为主人公的。
在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引进的过程中，一些追求者逐渐走上了一条偏路，他们征引一些鲜为人知的西方经典，并且吸收、运用的方式也是纯粹个人化的。这种偏激的方式在70年代初激起了一股反对的浪潮，反对者要求诗歌能更直接地表现宽广的现实生活，少一点对个性的开掘，多一点公众性内容。1977—1978年的“乡土”文学运动正是这股浪潮的自然顶峰。吴晟（1941—）是“乡土”文学在这一时期诗歌领域的代言人之一。吴晟一直生活在农村，乡村生活和家庭背景为他的诗歌提供了一种尺度，使其成为衡量现代异化生活的参照系。1974年，他借用母亲的语气，用新鲜而朴素的话语写下了如下的诗行——《泥土》：日日，从日出到日落
不了解疲倦的母亲，这样讲——
清爽的风是最好的电扇
稻田，是最好看的风景
水声和鸟声，是最好听的歌。
不在意远方城市的文明
怎样嘲笑，母亲
在我家这片田地上
用一生的汗水灌溉她的梦。50000447＿0844＿0①① 江青：“谈京剧革命”，《中国文学》1967年第8期，第118—124页。
① 余光中自译诗，引自齐邦媛等编的《当代中国文学选集：台湾（1949—1974）》，第103—104 页。
① 译文在朱莉娅·林的《中国现代诗》。
毛以后的时代
“伤痕文学”、暴露文学和新浪漫小说
毛泽东的去世和“四人帮”的倒台，打开了各种文学创作的闸门。四、五十岁的作家打头阵，但很快又被更年轻的男女作家所取代。短篇小说一再走红，成为受欢迎的形式，充斥着各种新的国家级的和地方性的杂志。饥渴已久的读者迫不及待地加入了讨论，因为新的小说、戏剧或电影一个接一个地引起轰动。
人们所关心的三个领域很快就形成了。首先是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荒谬的道德世界，以及它留在所有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人心灵上深重的、也许是难以根除的伤痕。其结果是产生了“伤痕文学”。这个名称得自一位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卢新华于1978年秋发表的一篇短篇小说《伤痕》。这是关于一个积极的女青年的悲伤的故事，她不能同她的母亲，一个在“四人帮”时代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干部和解。
随着反对“四人帮”及其追随者的义愤心情开始减退，作家们意识到应该更深入地检讨50年代末期以来所发生的事情的全过程，检讨整个当代长期存在的弊病和不公平。随着永远是绝对真理的领袖神话的破灭，这一切如今反映在“暴露文学”中。1979年夏天开始了一个异常的开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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