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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昌毁佛”　不少学者认为“会昌毁佛”是由于唐武宗佞道所致。本书不否认他是虔诚的道教徒，但认为武宗除有几名宠幸道士外，似乎并没有打算促成敌视佛教的“道教压力集团”。一些历史著作声称李德裕为武宗毁佛推波助澜，也无充分证据，所讲的动机更是含糊其词。本书指出李德裕支持武宗毁佛的原因是：（一）它给国家财政带来利益。（二）促进国家礼仪以支持他的活动。（三）削弱宦官仇士良之权。（四）可能受了843年政事镇压摩尼教的启示。本书所说“会昌毁佛”的最重要原因在于经济问题的看法虽非创见，但820年以后唐王朝的财政拮据与寺院的日益富足形成了鲜明对比，所以较有说服力。
“大中兴佛”　有些论著言及唐宣宗一反武宗毁佛之策时，给人的印象是此后悉复旧现，并一直持续至唐亡。本书认为，847年兴佛诏令在后来受到了限制，政府采取了更慎重政策，具体表现在：裁减过分费用，只许在人口稠密处建寺，防止私度僧尼，加强对佛教的控制。这一政策延续了许多世纪。
本书的特点之二是它填补了隋唐史研究中的不少薄弱环节，乃至空白。
隋唐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盛世，也是当时世界上最文明最富强的帝国。这段历史向来倍受中外学者重视，研究成果也较多。以国内而言，解放后已出隋唐史专著七部，居断代史之首。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研究工作不够全面，隋末唐初、唐太宗、武则天、安史之乱、均田制和唐末农民战争等方面研究成果较多，唐后期、五代十国和思想文化等方面涉及较少，不少问题若明若暗。这种状况近年来已有较大改变。本书不仅表示了要改变隋唐史研究详略不均的意愿，而且确实将此意愿贯彻到实际编写工作之中，并做出了显著成绩。这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以往的隋唐史，讲皇帝事多，其他人物事少。本书对从唐高祖直至唐末的几乎每个皇帝（特别是太宗、武则天、玄宗、德宗、宪宗和文宗）的宰相、大臣和重要历史人物的主要事迹都做了简要论述，从而大大地充实了当时政治史的内容。
（二）以往的隋唐史研究较少结合历史人物的生平、性格等特点来评说其活动，而本书在这一点上做得较好。它使人们看到那些纯属个人气质的种种因素在人的历史活动中所起的作用。它避免了把丰富多彩的历史写得过于抽象的弊病，从而恢复了历史人物本来的丰采。本书对隋文帝、隋炀帝、唐德宗、唐敬宗、唐宪宗和唐宣宗等的论述，就是如此。
（三）本书在指出唐后期史料缺乏的同时，又尽量发幽钩沉，积极探讨过去隋唐史研究中涉猎较少或无人问津的研究课题，给人们描绘出唐后期比较清晰的轮廓。书中对唐德宗时崔造提出的以重新确立和加强中央职官权力为目的的786年改革、唐宪宗时裴垍的税制改革、乌重胤建议的军政制度改革、9世纪中央和地方关系的特点、监军使制度、地方民团的建立和地方军事化、晚唐时期中国权力的新结构、朱温降唐后对宣武镇的控制，以及885年李克用进攻长安时唐僖宗出逃情况等问题的论述，使人有耳目一新之感。
本书的特点之三是，它在论述隋唐史时，没有局限于隋唐史本身，而是将隋唐史放在中国古代历史、特别是从汉至宋的历史长河中去考察。通过这样的宏观探讨，隋唐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就被揭示得比较清楚，读者从而能对这一历史时期的基本特点及它在中国史上的地位有比较清晰的了解。如在论述隋唐时期全国统一问题时，本书从秦汉帝国的崩溃、三国鼎立、西晋短暂统一、五胡十六国、南北分裂、隋唐统一、五代十国，一直讲到北宋重新统一中国；在论述“安史之乱”及藩镇割据时，也不是就事论事，而是从中国历史上强调统一、反对分裂这一重大趋势的角度进行剖析。在论述五代十国时，本书指出宋代中国的许多特征，如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南中国沿海大量外贸，以及新文人阶层在东南的集中，均应追溯至十国时期半个世纪的和平与稳定。宋代的另一些特征，则与北方发展有关。宋帝国的政治、军事基础在唐末已经打下，而使有宋一代感到苦恼的持久的外患，也显然起源于唐后期。
本书的特点之四是它极其重视史料真伪和专题研究，并且广泛汲取了各国的学术研究成果。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由于自然和人为原因，现存史料不免有这样那样问题。历史科学的任务，就是要去伪存真，还其本来面目，写出真实的历史。本书对待史料的态度比较严谨。在《导言》中，它对有关隋唐时期史料的来源、性质和价值等，联系当时历史背景，做了比较深入的分析，既指出了史料的珍贵价值，也指出了为尊者讳等缺陷。从本书的论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作者对史料既不轻信，又重视对原始资料的鉴别和使用。正因为本书是根据自己审慎选择过的较为可靠的史料来论述的，所以它的论据比较扎实。
专题研究是综合研究的基石。从本书的论述和大量注释中，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出它是在作者多年有关隋唐时期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方面的专题研究基础上写成的。也正因为有这种较为深厚的功底，所以这部篇幅较大的断代史才具有充实的内容和独到的见解，而不是人云亦云。
科学研究总是在前人基础上进行的。本书广泛地汲取了英国、日本、美国、法国以及我国的有关研究成果。本书之所以写得较好，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作者们能将重视史料真伪、专题研究和广泛汲取各国学术研究成果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本书各章篇幅长短不一，这说明它严格根据材料，有多少史料说多少话，因此内容翔实，论述有据。
本书注释尤具特色，凡属重要人、事都言之有据，有的注释所列出处还不止一则，这就便于读者探索。注释所引著作如加整理，就是一部很全的隋唐史参考书目。读者可以从中了解世界范围内长期以来隋唐史的研究概况。
当然，本书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中有的由于史学观点不同，我们难以苟同，有的则为错误。其中表现在：（一）本书在论述隋唐时期的农民起义时，除了宣称裘甫的反抗为“真正的民间农民起义”外，把其他许多大大小小的民间的起义都称为“叛乱”，反抗官府压迫的人也几乎一律被称为“盗匪”。
（二）把吐蕃、渤海等地与日本、新罗等地相提并论。
（三）本书在论述历史事件时也出现一些错误，或与我国传统史籍记载不符，如将元文都等献计使李密和宇文化及两败俱伤之事说成是王世充用的计谋；说李建成是被“砍死”的；把编《氏族志》的世家大族官员，说成是“其中无一人出身于世家大族”；把许敬宗对人讲的话，说成唐高宗“命令许敬宗当朝宣称”；把722年唐玄宗注《孝经》说成注《道德经》；安禄山当过捉生将，但被说成是“普通士兵”；把史朝义自缢而死说成“被杀”；把湖南监军诱使桂州哗变戍兵缴械，说成是唐王朝允许士兵在护送下返乡，但“条件是他们应在湖南放下武器”；把尚君长等人被朝廷杀于长安，说成被宋威在当地处死；把刘汉宏劫官军辎重说成劫王仙芝辎重；把885年李克用击败朱玫说成击败王重荣。在地名方面，有的重要地名未注今地名。有的地方的方位有误，如把洛阳以西的陕州误为位于“洛阳以东六十英里”；把河北临漳的邺城误入河南，把今河南商丘的宋州误入江苏。
（四）本书在结构上也有不足之处。有些史事当写未写或少写，有些可写可不写的则多写。如五代只写了后梁、后唐两国朱温和李克用的传记式的史事，对后晋、后汉和后周只字未提，对十国的楚、南平、南唐和后蜀也未提及，对北汉只一笔带过，对吴越、吴、南汉和闽的叙述仅寥寥数语，只有前蜀的内容稍为详细一些。整个五代十国的篇幅仅六千余字，而唐玄宗一章就长达十万言。另外，本书各章衔接得不够紧密，出现了重复叙述同一人事的现象，重复二三次的不乏其例，而对“安史之乱”的重复叙述就更多了。
本书虽然存在上述的缺陷和不足，但瑕不掩瑜，它仍不失为一部有价值的断代史巨著，值得一读。
总编辑序
在英语世界中，剑桥历史丛书自本世纪起已为多卷本的历史著作树立了样板，其特点是各章均由某个专题的专家执笔，而由各卷学术地位较高的编辑中的主导编辑总其成。由阿克顿勋爵规划的《剑桥近代史》共十六卷，于1902至1912年间问世。以后又陆续出版了《剑桥古代史》、《剑桥中世纪史》、《剑桥英国文学史》以及关于印度、波兰和英帝国的剑桥史。原来的《近代史》现在已被十二卷的《新编剑桥近代史》代替，而《剑桥欧洲经济史》的编写正接近完成。近期在编写中的剑桥历史丛书包括伊斯兰教史、阿拉伯文学史、论述作为西方文明中心文献的圣经及其对西方文明的影响的圣经史，此外还有伊朗史和中国史。
就中国史而言，西方的历史学家面临着一个特殊问题。中国的文明史比西方任何一个国家的文明史更为广泛和复杂，只是比整个欧洲文明史涉及的范围稍小而已。中国的历史记载浩如烟海，既详尽又广泛，中国历史方面的学术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高度发展和成熟的。但直到最近几十年为止，西方的中国研究虽然有欧洲中国学家进行了重要的开创性劳动，但取得的进展几乎没有超过翻译少数古代典籍和编写主要的王朝史及其制度史史纲的程度。
近来，西方学者已经更加充分地利用中国和日本的具有悠久传统的历史学术成果了，这就大大增进了我们对过去事件和制度的明细的认识，以及对传统历史学的批判性的了解。此外，这一代西方的中国史学者在继续依靠欧洲、日本和中国正在迅速发展的中国学研究的扎实基础的同时，还能利用近代西方历史学术的新观点、新技术以及社会科学近期的发展成果。而在对许多旧观念提出疑问的情况下，近期的历史事件又使新问题突出出来。在这些众多方面的影响下，西方在中国研究方面进行的革命性改革的势头正在不断加强。
当1966年开始编写《剑桥中国史》时，目的就是为西方的历史读者提供一部有内容的基础性的中国史著作：即按当时的知识状况写一部六卷本的著作。从那时起，公认的研究成果的大量涌现、新方法的应用和学术向新领域的扩大，已经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史的研究。这一发展还反映在：《剑桥中国史》现在已经计划出十四卷，这还不包括王朝以前的最早时期，并且还必须舍弃诸如艺术史和文学史等题目、经济学和工艺学的许多方面的内容以及地方史的全部宝贵材料。
近十年来我们对中国过去的了解所取得的惊人进展将会继续和加快。进行这一巨大而复杂的课题的西方历史学家所作的努力证明是得当的，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