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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第18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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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摹捌鹆艘欢ㄗ饔谩钡奶岱ㄊ蔷悸堑模蛭�24军的士兵——即府兵——只是20万名重新统一全国的大军的一部分，虽然他们可能是最精锐、最有纪律的一部分。军队的其余部分则是多种多样的，其中包括新近投靠北周的草原民族部队，以及从陕西、甘肃和四川征调的部队。胜利的成果之一是强迫东部平原的四万户世袭的军人家庭在关中定居。
胜利后四年，隋朝建国者接收了北周政权及其兵制。但在他执政的早期，他就下令对皇帝亲自指挥的军队进行一次大改组。当575年宇文邕命24军的全部士兵都称侍官并归皇帝亲自指挥时，他们的人数当然已经激增。但他并不打算把这些部队并入其正规的近卫军中。杨坚把它们全部改组成4个卫和8个府，从而改进了这一笨拙的双重制。③除了中央指挥机构外，他还在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地区设立总管府，它们各自全面管理一个区（有的包括几个州，有的超过10个州）。这些地区由中央任命的高级将领负责；有时被任命的将领兼任他们所辖区的文职行政长官。
与以前的王朝一样，隋朝京师的12个卫和府由鲜卑族上层和军事化的汉族家族的将领指挥。山崎宏对隋朝军事精英的组成作了分析，现将其结果略述如下。他只考察了12个卫的60名其官品相当于六部尚书的大将军，发现在整个隋代，汉族（可能其家庭受鲜卑族军事传统的强烈影响）占53。3％，非汉族占40％，其余人的情况不详。在这60名大将军中，曾为北周效劳的不少于52人，他们之中的46人的祖或父都曾为北魏（7人）或北周（39人）效劳。这些数字证实，北周军事精英对隋朝的兵制具有很大的影响。当我们考察这些将领的籍贯时，发现他们的分布比高级文官更广。26人来自陕甘区，24人来自东北，5人来自南方，其余的人不详。南方的将领在王朝后期出现；他们不是出身于南方的军人门第，而是靠功绩取得了这样高的地位。在王朝最后几年，他们奉命指挥炀帝为远征高丽而召集的南方部队。值得注意的是，关中和华东之间籍贯的分布比较均匀，这可能反映所需的将领要“了解”来自驻守各地的部队中的士兵。①这又促使我们去注意人力资源的问题。
隋朝中央军事机器征募的府兵兵员最初的来源有二：一、世代当兵的军户，同于北周府兵制中的军户；二、被选出专门供应兵员而无徭役义务的普通户。对征集的不同兵种的服役期长短和次数不完全清楚，但当正常动员或临时紧急动员时，京师的军队显然要从地方统辖的军队中抽调兵员，而不使用未经训练的服劳役的人。这一早期的隋制因它利用世袭的军户和地方的军事组织而与早期的府兵制有渊源关系，但由于590年的法令，它与过去的关系被冲淡了；所以这一法令标志着隋代军事史的分水岭。
专家们对此法令中的某些内容有很多争论，但其重要的部分似乎是明确的。文帝在谈及近期内战的灾难时，哀叹任意动员兵力的弊病及被征入伍的人及其家庭因此所受的苦难和生命的不安全。他于是说：“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①这一法令（颁发几个月后帝国就重新统一）体现了文帝的几个目的。总的目的是使全国非军事化和加强文官的社会控制力量。诏令中明确指出的第二个目的是使整个华北平原——那里一直可能是反当局的中心——非军事化，同时继续保持关中和河东的军事指挥机构。第三个目的显然是要消除前几十年混乱的军事态势造成的动荡局面。第四个目的则更微妙，我们必须从隋的其他措施来推断；这就是要在军人中消除世袭特权，如同他试图在官场中消除世袭特权那样。最后，最初的府兵制原来只适用于异族王朝统治的北方这一特定环境，因此对一个一心想恢复汉朝光辉业绩的王朝来说，它并不合适。在这一诏令以后，12个卫和府从那些由地方挑选、训练和管辖的人中征集士兵，他们在整个成年时期服役。这是唐代府兵制的原型。
除了使华北平原非军事化外，王朝还想出其他平定全国的办法。595年，文帝下令没收帝国的全部武器，并以法令规定私造武器者将被惩办；但隋的策动一切军事行动的地区关中又不受此限。为了防止水上叛乱，文帝在598年下令没收南方所有长三十尺以上的船只。
军事制度第二个大改革是炀帝在605年下令进行的。这一改革旨在把兵力进一步集中，归中央指挥机构控制。命令的主要特征是，总管府统率的所有部队从此直接归京师12个卫和府控制。平定南方后，总管府的数字已经减少，但在604年仍有36个，其中兵将最多的府集中部署在北部和西北边境。除了把这些部队纳入中央军事机构外，炀帝又下令把仪同府的名称规范化；从此地方军事单位都称鹰扬府。②在第二次军事制度改革后，隋已牢牢地控制了国内的部队。王朝在军事上面临的一个大问题依然是来自北方的外患。在王朝最初几年，北方边境遭到突厥和吐谷浑的严重袭扰，所以那里需要大批军队。为了缓和供应问题，文帝下令在长城外设屯田以供应军粮。他命令一个以严酷闻名的高级将领负责此事，据说屯田进行得很成功。在利用沿西北边境的要塞化的村落来对付边境游牧民入侵的努力方面，文帝则没有那样幸运。他只能采用另一种由来已久的边境政策：疏散草原的游牧民和保持军事前哨网络。对付游牧民族威胁华夏的传统防线当然是长城。在前人做了大量事情之后，隋的统治者继续大力对它进行整修和延伸，并派人驻守。这项工程在文帝登位时就开始，当时本地的“夷狄”被动员每年需在城上服20天徭役。同年，文帝命一名心腹大臣动员3万名劳工建造（或重建）一段长城。但这只是开始，因为在586年，被动员的劳工达11万人；在587年，达10万人；在607年，有100多万人建造鄂尔多斯和今陕西省之间的一段由北向南的新长城；在608年，被动员的劳工超过20万人。在大部分的情况下，劳动者只进行每年必需的20天强迫劳动；大部分长城都是在以前残留的基础上重新修建的。建筑材料是传统的夯实的土和晒干的土砖。
隋朝的军事建制是令人瞩目的。它能轻而易举地应付小规模的入侵和骚乱，又能部署精兵进行大战役。612年集合兵力并供应100多万大军远征高丽的能力证实了这一制度的效率，虽然这次远征的结果是灾难性的。产生这种效率的关键在于集文武大权于京师和隋帝本人手中。隋的两代皇帝深知以前分裂时期的几个世纪的历史教训，这最明显地反映在他们的军事政策方面。
隋朝的律令
凡是具有想在中国永保基业这一雄心的王朝，都必须采取步骤重订法规。从很早时期起儒家人物就争辩说，如果统治者及其代理人确具美德，法律就成为多余。但他们发现这类情况甚少，于是也像持其他主张的人那样认为，为了有条不紊地行使权力，当局必须编制法律。当隋朝掌握政权时，它就采取长期以来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这种妥协办法。隋朝制订的法典对以后的几个世纪仍产生影响。
在开皇元年，隋帝就下令负责法律和礼仪的朝廷大臣修改原来的法规，并制订新法典。他们的报告上呈隋帝，随即在同年阴历十月，共有1735条条款的新律被及时颁布。新律减免了旧律中许多最苛惨之法，如枭首、车裂和鞭刑。诏令在最后以威严和充满希望的语气写道：“杂格严科，并宜除削。先施法令，欲人无犯之心，国有常刑，诛而不怒之义。措而不用，庶或非远，万方百辟，知吾此怀。”①两年后，隋帝又命令尽量简化新律，于是原来负责的官员将条款减到500条，这就是开皇律。在负责这一工作的官员中，要算裴政学识最广，影响最大；他原在南朝的梁从事司法工作，江陵失守他被俘后又在北周掌司法之职。白乐日认为，在把南朝和北朝的法律传统综合成可行的开皇律时，他的渊博学识和经验起了主要的作用：开皇律的基本结构采用北齐律，内容则从魏、晋、南朝的齐，特别是从梁的法律中吸收。②因此，从它的新颖和简化的形式及其内容的历史渊源来看，它作为重新统一的中国的法律是很合适的。
开皇律保持四种刑罚：一、死刑；二、流刑，通常有强制劳动期（有时到边境服兵役）；三、就地强制劳动；四、杖刑。对于一切官员，隋律准许依次以铜的斤数作为罚款折罪。官员可以官俸抵作罚款或以降职折罪。对官员最严厉的惩处是削职为民，以后他们就须按规定纳税和服徭役。因此开皇律保持了古法中官民有别的做法，其源至少可追溯到《周礼》（汉代加以系统化的典籍）。
按照文帝的性格，他不满足于只颁布新律。在586年，他召集地方命官至京，以考核他们是否懂得新律的条款。因为地方长官在其辖区有司法权和行政权，日常的审理和惩处是他们正常职责的一部分。但这种自主权不包括新律规定的几种严重罪行。它们归御史台审理，御史大夫不但负责调查和起诉，而且还全面监督帝国的全部官员。①由高级官员和法律专家组成的大理寺则审议严重罪行的书面证词，决定罪行性质，提出最后判决，由隋帝宣判。大理寺可能主要是上诉或受理疑案的法庭，而尚书省的刑部则判决法律有明文规定的案件。
尽管迅速制订了法典并教导官员们如何应用法律，官僚们仍留恋陈旧的、往往是腐败的方式。文帝试用了许多紧急办法。他一次因有人渎职而大怒，竟废除了地方和京师一切法律专业人员的职务。他一再试图告诫和规定法律程序，对京师的抢劫还试行他自己的那种惩罚性判决：凡抢劫值一个铜钱以上的物品的人，应被公开处决。他杀了有小过失的、拒不揭发罪行的和接受小额礼物的官员。以下行动十分符合他个人性格：他每季复查所有囚犯的情况，在秋分（处决犯人之时）复查各地上报的悬而未决的刑事案件。开皇律虽比以前的法律简单和宽大，但仍不能迫使官员们自觉遵守，更不能遏制大贵族的任性行为。确实，在整个实行过程中，法律经常被滥用。《隋书》在提到大理寺两名喜阿谀奉承的官员时写道，“候帝所不快，则案以重抵”。他们又深知如何取悦隋廷的心腹谋士杨素，其中一人每次在街上遇见杨素时，“而以囚名白之，皆随素所为轻重。其临终赴市者，莫不途中呼枉，仰天而哭”。①开皇律现在只存残卷，但人们充分了解，其内容出色地综合了大分裂时期的法律传统；唐律直接以它为样板，并且通过唐律，它又是中华帝国以后法令的模式。王夫之在17世纪对隋律令作了不寻常的评论，他写道：“今之律其大略皆隋裴政之所定也，政之泽远矣。千余年间，非无暴君酷吏，而不能逞其淫虐，法定故也。”②对治理国土具有同样重要意义的文献是可能在582年阴历七月颁布的法典化的隋令。它包括与官场、官僚机构办事程序、土地和税收规定及日常行政章程有关的条款。虽然开皇令已不复存在，但在其他著作中仍可找到大量引文。它涉及的范围、篇幅和分类似乎又是624年颁布的第一套唐令的前身。开皇令像其他律令汇编那样，遵照诏令补充和修订。在讨论关于均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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