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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宗还力图明确地亮明他的态度：自治的藩镇与其他藩镇对朝廷同样有正规的财政义务。他登基不久，就拒收平卢节度使的一笔厚礼。然后在780年春，当平卢节度使（再次）和魏博节度使上呈德宗大批“贡”品时，皇帝大造声势，把钱财作为正式税收转交国库。德宗从一开始还力图重新对地方高级官员本人进行控制。779年后期，他成功地把西川的一个统治已有14年之久但其忠诚已成问题的节度使召回朝廷并将他拘留。780年春，他当机立断地惩处并撤换了西北泾源镇的一个篡权者，而不像代宗在以前所做的那样承认他的指挥权。甚至位列盐运使之首的那位受人尊敬、办事特别干练的刘晏也证明不是必不可少的：那一年夏天，他被贬和被处决，他的以扬州为基地的行署也部分地被解散了。
德宗即位的第一年末，最强有力的地方领袖人物确信，他迟早会对他们采取行动。他们的利益当然是维持原状，而这正是德宗此时威胁着要加以摧毁的。总的说，他们的目的是很有限的。与近代的军阀一样，他们基本上只想让他们在自己的地盘上自行统治。在这一方面，在他们控制的百姓心目中，很难说他们有什么合法性。偶尔我们也能从史籍中发现少数敦促这些藩镇服从皇帝意志的建议；但真正抵制地方统治的活动很少出现。为了通过成立统一战线来保持其特殊地位，在代宗朝的后期，其中四个藩镇缔结了反朝廷的联防公约。它们是魏博、平卢、成德和襄阳四镇，最后一个位于汉水，它尽管资源有限，却在篡权而成为节度使的梁崇义的治下抱有独立的野心。在这些年间，幽州和淮西对朝廷采取一条和解的路线，但前者由篡权者朱滔所统治，后者由李希烈统治。因此它们不应与那些真正听命于中央指令的藩镇相混。
在这些情况下，随着德宗采取了日益严厉的态度，局势必然趋于紧张，以致发展到汴州在781年初期加固防御设施时流言蜂起，说朝廷在准备讨伐平卢，而后者也转而动员自己的军队以保卫自己的地盘。可是真正交战的原因却在成德的李宝臣死后不久形成，李是在安禄山之乱结束时被任命为节度使以控制其地盘的原来叛乱者中最后的一人，但此时朝廷拒绝批准其子李惟岳接任节度使之职。虽然成德的同盟者施加压力，但德宗决不让步，这样就使李惟岳处于一个篡权者的地位。显然，只有通过武力才能把他清除，当他的盟友看到城墙上的文告时，他们就准备支持他反抗朝廷。此事触发了从781年持续到784年的一系列的东北藩镇之乱，而在河南和西北的一些次要的叛乱则一直持续到786年。①人们常常谴责德宗在挑起一次武装对抗时过于莽撞，但应该看到，他对局势的最初估计决不是没有道理的。虽然成德、魏博和平卢组成的阵营咄咄逼人，但这个阵营却面临着西面三个忠于王朝的强大藩镇：河东、昭义和宣武（汴州），在北方它还面临更强大的幽州。从780年初期起与吐蕃关系的缓和而最后导致在783年缔结的一项正式的条约，使朝廷能够把西北的军队重新部署到东北。虽然朝廷希望通过专门处理，以使襄阳的梁崇义不参加叛乱，但有人假设，即使他谋反，他也容易被周围忠于王朝的藩镇所牵制。当时德宗的主要错误与其说是在这个时候采取行动，倒不如说他未能认识到他的目标应有限制，进行时应该深思熟虑。叛乱诸镇的目标不过是保存自己。它们的要求在最坏的情况下是希望保持自己的地盘和使自己的军政组织完整无损；充其量也只是想适度地扩大领土。魏博在775至776年已经表明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冲突的第一阶段对朝廷来说是成功的。意义重大的是，新扩充的神策军第一次在这场讨伐藩镇之战中起了重要作用。虽然叛乱的藩镇结了盟，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互相支援，但总的说结盟军不得不各自为战。
它们之中最弱和最孤立的要算襄阳，它不能进行什么真正的抵抗，而且于781年秋在淮西镇占优势的勤王军面前垮了台。在河北，魏博的田悦想占领太行山以东昭义的几个重要的勤王的城镇，但在围攻时遇阻并于781年年中大败而归。782年初的又一次战败使他被围于自己的治地魏州。在北面，成德的重要将领之一张孝忠在关键的战略城市易州的倒戈，甚至在战斗发生之前就严重地削弱了成德的力量。张孝忠随即投奔了由节度使朱滔率领的幽州军，并在782年初期大败成德军，这样就危及了成德的生存并促使李惟岳遇刺身亡，而在最初，斗争就是由于他的接任问题引起的。杀他的刺客为高级将领王武俊，他篡夺了成德节度使之职，立刻向朝廷投诚。在南面，李纳在前一年他父亲死后就成了平卢事实上（但未经朝廷批准）的领袖，他没有实现夺取运河控制权的第一个目标，从此他发现自己处于强烈的军事压力之下。到782年春，他也谋求与朝廷和解。结束叛乱的前景在望，只有魏博依然公开叛乱，它的解决只取决于朝廷提出的条件了。
但德宗及其顾问们却满怀信心地认为，他们还可以采取强硬路线。成德奉命被分成几个部分，分由王武俊、张孝忠和另一个投向朝廷的成德将领节制。王武俊还奉命为即将与魏博作战的河东军和幽州军提供后勤支援。幽州不久取得对原属平卢的德州和棣州的控制。淮西节度使李希烈的军队虽曾消灭梁崇义，但他根本没有取得领土。李纳谋求和平的努力也遇到了粗暴的拒绝。总之，朝廷不但像有些人指责的那样没有适当地犒赏支持者，它还想占领和长期削弱那些敌对的藩镇，但不打算不适当地加强那些曾用军队使朝廷取得胜利的人的地位，从而确保中央政府能够进一步加强自己的力量。
肯定是因为朱滔看清了这些目标，他才在782年春改变了立场。的确，他对分赃不均感到不满：他没有扩大自己的地盘；他取得的州都在远处，这并不表示他的力量真正有所增加。基本的问题是被围的魏博节度使通过使节向朱滔提出的论点挑起的：“且今上英武独断，有秦皇、汉武之才，诛夷豪杰，欲扫除河朔，不令子孙嗣袭。”①他还指出，魏博之完整存在对幽州的安全至关重要。所以朱滔的改变立场显然对他本人有利。王武俊之遭遇甚至更加清楚。自他投诚皇帝后，他未被任命为原成德镇的节度使，结果成德反被分割，他只成了团练使，所辖不过两个州。另外，他还必须给其他军队供应大量给养。因此，经过了一次次谈判后，他决定拒绝朝廷的安排，参加了朱滔解救魏博的行动。自安禄山之乱后，河北的几支主力第一次组成区域联合战线。此时，东北的战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双方的兵力都集结在魏州附近，782年年中一支勤王大军在那里遭到惨败，这实际上标志着朝廷想把河北诸镇纳入中央直接控制的希望化为泡影。但在当时，还没有人预见到这种前景，朝廷仍保有对河北南部两个州和中部四个州的控制，所以仍坚持它的行动。结果出现了长期对峙的局面，一直持续到782年末和783年的好几个月份，中间只有几次通过河东向河北北部的劳而无功的进攻。很可能朝廷对拖垮叛乱的策略充满希望。虽然京师的局势从782年年中起迅速恶化，但在783年初期之前，来自南方的运河运输仍足以供应战地的军队。另外，德宗完全认识到，他若不想大丢面子，这时决不能使讨伐半途而废。叛乱者这时也没有采取新的军事主动行动，但在782年后期，他们与平卢的李纳联合行动，想搞政治独立。他们在魏州东部的一次正式仪式中，各人僭称王位，在自己的地盘中自封为王：朱滔自立为“冀王”，王武俊称“赵王”，田悦称“魏王”，李纳称“齐王”。他们追溯过去的封建时期，在自建的小朝廷和职官中一本周代古制，并有意识地把自己的领地打扮成周代的封建王国，只对天子作象征性的服从。但这一行动在实际上并无多大变化，主要是想在自己的藩镇内为自己取得某种可接受的合法性。他们模仿周代的行动是很自然的。在8世纪后期，认为中国已进入像东周时期那样的封建割据时期的思想相当普遍。①但这并不意味着河北的这些节度使名副其实地要称孤道寡。从以后的事件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宁愿在帝国内追求更正规的地位。
虽然河北的军事问题成败未卜，但对中央政府最关紧要的行动却发生在其他地方。成功地抗拒政府的榜样和战争造成的困苦有助于把叛乱扩大到危及王朝生存的地区。在河南，李希烈在战胜襄阳的梁崇义以后，没有参加讨伐东北叛乱者的战役。政府受挫和诸叛乱者（鉴于李希烈控制着朝廷与其长江流域主要供应地之间的战略要冲，他们积极寻求他的支持）称王的消息最后促使李希烈在783年初谋反。但后来除了偶尔参加攻打运河外，他与他在河北的叛乱同伙似乎没有作出过任何政策方面的协调。李希烈要实现自己的扩张目标，这样很快就引起了所有的河南和邻近地区诸军以及派去征讨他的神策军的注意。他虽在一开始暂时受阻，但在783年的其余时期赢得了一次次的胜利，他的成就在784年初期占领汴州时达到了最高峰。这时，他的军队占领了从汉水直到汴渠的一大片领土，完全切断了南方的供应路线，并且威胁着要往南向富饶的长江诸镇推进。
与此同时，政府面临着一个甚至更为紧急的危机。783年秋，经京师开赴河南前线的边防军因供应的口粮不足而哗变，并且拥立心甘情愿地当他们叛乱领袖的朱泚，此人为朱滔之弟，又是前幽州节度使。由于物资日缺，以及一连串紧急的苛捐杂税，京师普遍不安的情绪加速了秩序的崩溃。朝廷仓促逃到附近的奉天，在那里被朱泚所围，这时，朱泚已宣布自己成立新王朝。
对一个已受到沉重压力的皇帝来说，奉天的流亡期是艰难的，虽然当时干练的顾问陆贽起草的文献一点也没有显示朝廷处于一片混乱之中。①德宗没有其他选择，只能把河北的军队召回以对付京畿地区的叛乱者，这样就放弃了最初导致当前这场危机的目标。但他不能停止与李希烈的战斗，因为李希烈也像其他人那样拒绝了朝廷的和平试探。二十多年来，中央政府没有东北而照常运转，但是如果没有长江流域的资源，它甚至不敢设想可以支撑下去。很难想象，政府地位的进一步衰落不会造成全面崩溃。可是在784年初期，又一次打击来临。从河北召回的主力军之一的将领李怀光在他的根据地河中叛乱。朝廷越过秦岭又逃到陕西南部一个更安全的地点避难。并相应地修正了它的战略。李怀光的叛乱始终像一个谜。显然，他感到自己及其军队受到歧视，这在相当程度上表现在当时普遍缺乏的基本军需品的分配方面。他一旦拒不听命，随之明显地就不愿意把自己置于朝廷的控制之下了。不过他很少参与反对朝廷的直接军事行动。他没有与朱泚联合，这使朝廷能在京畿心腹之地两面受敌的情况下幸存了下来。朱泚在长安成立新政体，但附从者甚少；它在784年底垮台。
但是，如果说朝廷在对付关中叛乱者时靠自己站住了脚，它在河北这时发生的决定性的、并对整个一系列叛乱的后果证明是决定性的行动中，则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