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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接受了帝国统治权分裂的事实（不管接受这一事实是多么痛苦），他证明能非常熟练地从一个高度复杂的、分权的政治局面中掌握好分寸，从而为自己捞取最大限度的好处。
①　浦立本：《安禄山之乱的背景》（伦敦，1955年），第2章。
②　同上书，第5章。日野开三郎：《中国中世的军阀》（东京，1942年），第10—27页。
③　见前引浦立本书，第7—8章。
①　滨口重国：《从府兵制度到新兵制》，载《秦汉隋唐史研究》；谷霁光：《府兵制度考释》（北京，1962年），第215—246页。
②　《资治通鉴》，卷217—222。
③　《白香山集》（商务印书馆版），卷12第47—48页；参照G。伯奇编：《中国文学选集》（纽约，　1965年），第1卷第266—269页。
①　浦立本：《公元755—805年唐代文化界生活中的新儒家与新法家》，载芮沃寿编：《儒家信仰》（斯坦福，1970年），第83—85页；D。M。麦克马伦：《8世纪中叶的历史理论和文学理论》，载芮沃寿和崔瑞德编：《对唐代的透视》（纽黑文，1973年），第　307—342页。
①　《资治通鉴》，卷217第6974—6978、6980—6981页。
②　《资治通鉴》，卷219第7004页。
①　《资治通鉴》，卷218—221。
②　《唐会要》，卷78第1422—1423页。
①　《旧唐书》，卷121第3749—3780页；《唐会要》，卷6第75页。
②　Provinces一词，在晚唐用于约50个相当大的观察使和节度使的辖区。
①　山口瑞凤：《吐蕃和唐代婚姻关系》，载MTB，27—28（1969—1970年）。
②　关于吐蕃诸王的名字及其生卒或在位等年代，均据佐藤长：《古代西藏史研究》（二卷，京都，1958—1959年）。
③　即唐古特人；冈崎精郎：《唐代唐古特的发展》，载《东方史论丛》（奈良），1（1947年），第57—205页。
①　《全唐文》，卷332第12—13页。
①　《资治通鉴》，卷223第7147—7150页。
①　例如，可看刘展（《资治通鉴》，卷221第7097—7102页）和来瑱（《旧唐书》，卷114第3364—3368页）的事件。
②　赖德奥特：《唐代宦官的兴起》，载《大亚细亚》（新版），1（1949—1950年），第53—72页；又2和3（1952年），第42—58页。
③　《唐会要》，卷65第1131页。
①　《唐会要》，卷65第1131页；王寿南：《唐代宦官权势之研究》（台北，1971年），第2章。
①　《文献通考》，卷151第1322—1333页。
②　《资治通鉴》，卷222第7123—7125页。
③　王寿南：《唐代宦官权势之研究》，第53—70页。
①　《唐会要》，卷72第1294页；小畑龙雄：《神策军的成立》，载《东洋史研究》，18。2（1959年），第35—56页。
②　崔瑞德：《晚唐的地方自治和中央财政》，载《大亚细亚》（新版），11。2（1965年），第211—232页。
①　《唐会要》，卷77—79；《国史补》（上海，1956—1957年版），下，第53页。
②　砺波护：《唐的律令体制与宇文融的括户》，载《东方学》（京都），41（1970年），第203—288页；崔瑞德：《唐代的财政制度》，第2版（坎布里奇，1970年），第107—109页。
①　崔瑞德：《唐代的财政制度》，第109—120页。
②　郝若贝：《中国北宋时期的财政专门知识、考核和经济政策的形成》，载《亚洲研究杂志》，30。2（1917年），第281—314页。
①　郝若贝：《唐代至北宋时期中国的古典货币理论与经济政策》，载《日本国际东方学家会议纪要》，13（1968年），第70—80页。
②　室永芳三：《唐末内库的存在形态》，载《史渊》，101（1969年），第93—109页。
①　《资治通鉴》，卷224第7189—7190页。
①　但是可参照浦立本：《安禄山之乱的背景》，第162页，注21。
①　陈观胜：《中国佛教的改造》（普林斯顿，1973年），第3章；见《剑桥中国史》第4卷中S。温斯坦所写的一章。
①　《旧唐书》，卷12第319—324页；《资治通鉴》，卷225第7528、7261—7265页。
②　《新唐书》，卷52第1359页；曾我部静雄：《唐代的贡献制度》，载《文化》，36。1—2（1972年），第　1—32页。
①　可参照《册府元龟》，卷89第1—3页。
②　崔瑞德：《唐代的财政制度》，第2章。
③　《旧唐书》，卷118第3422—3423页。
①　日野开三郎：《中国中世的军阀》（东京，1942年），第110—118页。
①　这一节叙述取自《资治通鉴》（卷226—232）和《旧唐书》（卷12）以及各节度使的传记；再可参照崔瑞德：《皇帝的顾问和朝臣陆贽（754—805年）》，载芮沃寿与崔瑞德编：《儒家人物传》（斯坦福，1962年），第84—122页。
①　《唐会要》，卷84第1545—1546页；赵翼：《廿二史札记》（台北，1974年），第20页。
①　见松井秀一：《卢龙藩镇考》，载《史学杂志》，68（1959年）。
内廷的发展（786—805年）
甚至在8世纪80年代战争的最严峻阶段，即在车驾出幸奉天之前，唐朝廷已经被政治纷争弄得四分五裂了，卢杞及其同伙的财政措施非常不得人心，而他们对付政乱所使用的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也引起人们对他们的强烈不满；这些问题都在正史和官方文献中有所反映。①几十名官员鼓起勇气揭发他们，卢杞终于在奉天被撤职。德宗被迫要找一个能马上解决其燃眉之急的问题的人，而不问其人的官阶和年岁如何。如上所述，他召见年轻的翰林学士陆贽来指导他的流亡政府的事务和整理混乱的财政。宰相们和正式的官署都屈居陆贽的影响之下。
同样地，唐朝的政府军在战争中的表现也确实不好。这支军队不但远远没有在唐王朝最悲惨的日子中支撑危局，反而内部出了很多叛逆。虽然也出现了几个优秀的将领，但忠君部队的整个记录却无任何可夸耀之处。783年后期朝廷受长安居民暴动的威胁，这时到了最悲惨的时刻。德宗绝望地把在京的神策军召来驰援，但事实上神策军的许多官兵都早已在战争中被杀，当时统率神策军的官僚却以商人和店员充数来填满名额，这些人一见到真正的警报便四散逃匿。紧急集合在德宗身边的唯一部队只是由两名宦官——窦文场（约801年死）和霍仙鸣（798年死）率领的一小股军队。虽然德宗最后被大部队援救脱了危险，但他仍对两名宦官感激万分，甚至像他父亲在764年对鱼朝恩的赏赐那样，在786年对他们大加恩赏，让他们分别监管新成立的左、右厢神策军。②可是，这时宦官在神策军中的影响就永远延续下去了。
陆贽的任命和两名宦官的身负重任，标志着8世纪后期开始了一个最重要的政治发展——所谓内廷的势力的增长。（当然，外廷是正式的文武职官体系。）翰林学士和宦官不仅名义上准许接近各种禁内机关，他们还紧紧地同皇权的行使挂上了钩。至少在最初时刻，内廷被皇帝本人所直接和紧紧地掌握着，他把内廷作为他的私人所属官制，内廷不论在平时或在战时都有用。它是一个使用方便的机制，在制定和执行皇帝的政策时，通过它便能绕过日常官僚程序上的拖沓之病，同时，它也是获得秘密情报和谋划的来源。
我们也必须毫不迟疑地承认，内廷并不是一个有共同利害关系和紧密结合的集团。在许多方面，宦官和翰林学士的世界观和社会威望都截然相反。他们在内廷彼此争权夺势倒反而是很自然的现象。人们也可以不时地讨论，分清内廷和外廷有什么用处。特别是翰林学士，他们对外廷的官僚集团有政治和感情上的瓜葛。宦官虽然是个遗世独立的阶层，但也从阴暗中脱颖而出，使外廷能感到他们的存在。另外在整个晚唐的历史时期，内廷所起的影响不是经常性的，也不一定是持续扩大的。有的皇帝，例如德宗和9世纪中期的宣宗，便广泛使用翰林学士，而其他皇帝却不是这样。总的说来，随着时间的流逝宦官的势力越来越强大，但是他们的政治势力是在以下两个不同的时期达到了真正的高峰：一为9世纪的20年代和30年代，一为9世纪的最后25年。我们将要在下面对此详加申论。
可是，尽管有了上面那些保留条件，但在分析晚唐宫廷政治的时候，内廷仍然是个很有用的概念。第一，正式的和常规的官僚们视皇帝的私人秘书和宦官为异己团体，他们在宰相大臣同皇帝之间插上了一杠子，因此认为他们严重地威胁着自己的权势。第二，又是相反地，从各种情况可以得知，德宗和宪宗（805—820年在位）在很多时候和很多方面都不完全信任那些高级官员。从皇帝的眼光看，内廷里的这两部分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好处，即可以信得过。最后，晚唐内廷的发展是一个例子，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制度史中皇权这一级反复出现的现象，即皇帝个人要设立一套班子，以推进政府的工作。过了一个时期，这些班子僵化后被并入职官体制之中，另外又被代之以更新的办事班子。唐代中央政府的三省的演化基本上便反映了这种过程，①从明清两代的内阁和军机处也可看到这个过程。
正如我们所料，晚唐的内廷从一开始也引起了争论。德宗时代，特别是朝臣们对宦官的强烈仇恨在某种程度上竟然转到了皇帝本人身上；这个题目被后世历史学家所利用，并且大大地加以夸大。因为德宗准许内廷在朝廷政治中占有一个位置，所以他始终未被人原谅。
毫不奇怪，从个人偏见出发的对德宗的许多批评已经使人产生误解。传统的史籍把他描绘成一个暴君——刚愎自用，言行不检，文过饰非和贪得无厌；②但这又与同样广为流传的关于他为人既轻信又柔弱的说法不符。也有人说他在8世纪90年代表现出对事情无动于衷，因为他准许宦官们和闹分裂的节度使们可以自行其是（又是夸张的说法），这又与关于他在779和781年之间励精图治（他为此曾备受赞扬）的记载大有出入。我的意见则反乎此种论点，认为德宗的政策和行为事实上表现了相当程度的内在连贯性。首先，他志在振兴中央政府的权力，这在他身上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把这样的宏图大志和古代某些“中兴”皇帝的任务来做一个正常的比较，那么，他自视甚高的这种态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且也会使满朝文武、言官们等等一切人都相形见绌。确实，德宗在战争中壮志未酬的抑郁心情使他更加倚仗自己的才智，给人一个高高在上、可望而不可即的印象。但是，这是因为他主要关心的是要尽量保留中央政府所剩下的权力。这个任务很不轻松，需要他跟各藩镇作些必要的妥协。虽然他在长安朝廷内仍要坚持他的权力，按他认为是适当的方式指导中央政府的事务。大约在786年和794年之间，他给政府机构几次机会，以证明它们对他是有用处的。我们下面将要论述其事迹的四位杰出的宰相提供了几个个例研究，它们足以证明皇帝认为官僚阶层不能适应他的目标的需要。应该记住，德宗对外廷希望的最后破灭和内廷权力的迅速增加都发生在德宗在位的最后10年间。
官僚集团的失势（786—794年）
战后的第一任宰相是崔造（737—787年），他是博陵名门崔氏的成员。这个家族因与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