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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规模宏大，集中了西方研究中国史的许多学者的力量，本卷也不例外。全卷16章，原文多达981页，分别执笔的学者大都对章节论述的范围有长期深入的研究。例如第1章《秦国和秦帝国》的作者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退休教授卜德，30年代即已出版《中国的第一个统一者》一书；第3章《王莽，汉之中兴，后汉》的作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毕汉斯，著有《汉朝的中兴》；第6章《汉朝的对外关系》的作者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余英时，著有《汉代的贸易和扩张》；第9章《秦汉法律》的作者荷兰莱顿大学退休教授何四维，著有《秦法律残简》、《汉法律残简》；第7章《政府的结构与活动》、第12章《宗教和知识文化的背景》等的作者英国剑桥大学东方学院鲁惟一博士，著有《汉代的行政记录》、《通往仙境之路》等书，诸如此类，不遑枚举。还有的学者，如法国法兰西学院的戴密微、日本东京大学退休教授西嵨定生等，更是大家所熟悉的。因此，本卷的作者阵容在西方学术界可称极一时之选，这部书也可谓西方研究中国秦汉史的结晶。
西方对秦汉史的研究有相当长的历史。本卷《导论》对此有概括叙述，一直上溯到明清之际来华的传教士卫匡国的著作。中国的二十四史始于《史记》、《汉书》，读史者也总是从前四史入手，所以一接触中国史就是秦汉，同时秦汉在整个中国史上又有其特殊的重要位置。西方学者研究秦汉史的较多，成绩也较丰硕。看本卷所附参考文献目录，便可得到相当的印象。这部《剑桥中国秦汉史》，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加以综合和提高的。不很熟悉西方研究情况的读者，通过本卷不难知其涯略。卷中引用日本学者的论著也很多，足供读者参取。
这部书有几个特点，想在这里介绍一下。
首先是秦汉史列为《剑桥中国史》的第1卷，这一点恐怕是国内读者不易理解，而且是会有较大意见的。《剑桥中国史》的总主编序对此曾有说明，他们提到，在筹划编著这部巨著的时候，本想从中国史的开端写起，可是我国的考古发现日新月异，70年代以来更有进一步扩大的倾向，把中国史前史以至公元前第一千纪的历史面貌几乎彻底改变了，而现在还没有能把崭新的考古材料与传统的文献记载融会贯通而成公认的成果，因而全书只好从有大量可靠文献依据的秦汉开始。这种看法，和晚清以来疑古思潮的见解是有实质差别的。
《剑桥中国秦汉史》广泛引用了文献材料，而且很注意文献的辨伪和考订，这是不少西方中国学家一贯坚持的作风。大家可以看到，本卷各章中的引文，大多注意了使用经过整理校订的版本，包括中国、日本以及西方学者的各种注释。卷中图表也尽量做到有足够的文献依据。这是作者很重视文献的一种表现。
这样说，并不意味本卷的写作不重视运用考古材料。相反的，本卷不少作者都征引了中国考古学的重要成果。例如都城的发掘和一批大墓的发现，在书中好几个章节得到介绍引用。尤其是有关经济史和社会生活史的部分，涉及考古材料的地方更多。由于本卷作者有几位是秦汉简牍帛书研究的专家，他们写作的章节引用这方面材料，取得很好的效果。比如论法律时，征引云梦睡虎地秦简；论屯戍时，征引敦煌、居延等地汉简，使这些专门的研究汇合到历史的论述中去。中国的学者研究秦汉史，也是这样做的，但当前还有人在谈考古对历史研究的贡献时，总是过多地强调先秦，对秦汉考古重视不够，应该说这是不很公平的。
秦汉时期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外国学者有不少成果。本卷在这方面的叙述能对这些成果作出概括，并有新的见解。虽然限于篇幅，不能详细展开，但简明扼要，适合一般读者的要求。
卷中从第12到第16章，都是论述思想文化史的。在篇幅上占了全卷的三分之一。就这五章的内容而言，哲学、宗教以及政治思想、经济思想等，都涉及到了。各章是从不同的角度叙述的，所以有的思想家兼见于几章，例如董仲舒。所论的人物有的前人罕加探讨，例如班彪。思想文化史在全卷里有这样大的比重，反映了西方学术界强调思想文化研究的特色，与我国通行的几部通史很不相同。这里要指出，戴密微的遗作，本卷第16章《汉代至隋代之间的哲学与宗教》，加上伦敦大学巴雷特所增补的《跋》，原文长达70页，简直可作专著来读。其中关于民间道教、佛教的传入和佛、道二教关系等，有不少值得注意的论述。
《剑桥中国秦汉史》的观点，在许多方面与国内学术界的看法不同，这是必然的。需要说的是，本卷虽有《导论》讨论了一些具有理论性或方法性的问题，但各章节由于执笔者各异，不能有彼此呼应的一贯理论。即使同属论思想文化史的五章，论点也多少有不一之处。这是按本书这种方式组织写作的学术著作常见的现象。不过，这种现象的结果却能使我们看到各位作者研究的个性，吟味其独到之处，未始没有它的优点。
这部书还有其不足之处。例如卷中插有若干图表，可是没有一张插图。当然这是《剑桥中国史》全书的体例，即以文字来表现。但是秦汉时期的考古发现太丰富了，有不少可直接与文献相印证。如果书中能适当配备一些插图，会有左图右史之效。从历史学与考古学的结合来说，这不止是一个书籍的形式问题。
《史记》、《汉书》，一为通史，一为断代，然而都是纵横兼顾，叙事与分析并重。相对来说，国内近作的一些史书每每分析部分较多，而叙述事实原委不足。《剑桥中国秦汉史》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这样。特别是除了思想史的部分以外，对人物的描写所用笔墨不多，很少对一个人物作多方面生动的叙述。在这里，看来我们都应该从古代的纪传体史籍吸取教益。
本卷编者曾经提到，由于条件不很成熟，未能多吸收文学艺术史和科技史的研究成果。但书中有些章节还是包含了这两个学科的内容，不过这毕竟是一个缺憾。
在中国读者看来，有一些颇有影响的中国学者的著作未能列入参考文献目录，未免可惜。例如陈直有好多种秦汉史研究专著，其特色是以考古文物材料与文献相印证，颇多胜义，参考文献目录仅引有《两汉经济史料论丛》一种，未列入《史记新证》、《汉书新证》等书；刘文典的著作，引有《庄子补正》，但未列入《淮南鸿烈集解》；刘汝霖的《汉晋学术编年》，也没有列入。总的说，材料方面所引较多，论著则较少。如我在书评中说过的，这种现象表明，中外学术界成果的彼此交流还有必要进一步加强。
本卷原文是三年前出版的，其中有的章节的属稿还要早得多，因此有一些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书中未能征引。大家知道，近年秦汉简帛的发现和整理有突出的成果，其间大量的佚书对当时学术思想的研究更有巨大影响。还有几项最新发现，如江陵张家山汉简中的《汉律》，极关重要，目前尚待公布。相信本卷的编者在有机会修订再版时，会将这些材料吸收进去，使全卷内涵更趋丰富。
《剑桥中国秦汉史》这样的大型专门著作，翻译是很不容易的。几位译者多是我的老友，他们富于学识和经验，竟能在很短的期间完成这一译作，将之绍介于国内学术界。我们读者应向他们表示感谢。
李学勤
1989年10月
总编辑序
当十多年前开始计划编写《剑桥中国史》时，本来当然打算从中国历史的最早时期写起。但是，在我们着手写这部丛书的几年时期中，我们不论对中国史前史的知识，或是对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大部分时期的知识，都因大量的考古发现而发生了变化；这些发现始于20世纪20年代，而自70年代以来取得了越来越大的势头。这一大批新材料一再改变了我们对早期史的看法，而且至今还没有对这些新的证据和传统的文字记载作出任何普遍公认的综合。尽管屡次作出努力，试图计划并写出能够总结我们的早期中国知识现状的一卷或几卷著作，但事实证明现在尚不能做到这一点。很可能还需要10年工夫，才能对所有的新发现进行可能有一定持久价值的综合。因此，出于无奈，我们在编写《剑桥中国史》时就从秦汉这两个最早的帝国政体的建立开始。我们知道，这样就要对前此一千多年有文字记载的前期在另外的时间另作论述。我们同样知道，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事件和发展为我们即将阐述的中国社会及其思想和制度奠定了基础。秦汉两朝的各种制度、文学和艺术、社会形态及其思想和信仰都牢牢地扎根于过去，如果没有这段更早历史方面的某些知识，就无法了解它们。随着现代世界的各个方面变得越来越息息相关，历史地了解它变得比以往更加必要，而历史学家的任务也变得比以往更加复杂。即使在史料增多和知识更加充实时，实际和理论仍是互相影响的。单单概括所已经知道的内容就已成了一项令人望而生畏的任务，何况知识的实际基础对历史思考来说是越来越必不可少的。
在英语世界中，剑桥历史丛书自本世纪起已为多卷本的历史著作树立了样板，即各章均由专家在每卷编者的主持下写成。由阿克顿爵士规划的《剑桥近代史》共16卷，于1902至1912年期间问世。以后又陆续出版了《剑桥古代史》、《剑桥中世纪史》、《剑桥英国文学史》以及关于印度、波兰和英帝国的剑桥史。原来的《近代史》已被12卷的《新编剑桥近代史》代替，而《剑桥欧洲经济史》的编写也正接近尾声。近期在编写中的其他剑桥历史丛书包括伊斯兰教史、阿拉伯文学史、伊朗史、犹太教史、非洲史、日本史和拉丁美洲史。
就中国史而言，西方的历史学家面临着一个特殊问题。中国的文明史比任何单个西方国家的文明史更为广泛和复杂，只是比整个欧洲文明史涉及的范围稍小而已。中国的历史记载浩如烟海，详尽而广泛，中国历史方面的学术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高度发展和成熟的。但直到最近几十年为止，西方的中国研究虽然有欧洲中国学家进行了重要的开创性劳动，但其进展几乎没有超过翻译少数古代史籍和主要的王朝及其制度史史纲的程度。
近来，西方学者已经更加充分地利用了中国和日本的具有悠久传统的历史学术成果，这就大大地增进了我们对过去事件和制度的明细的认识，以及对传统历史编纂学的批判性的了解。此外，这一代西方的中国史学者在继续依靠欧洲、日本和中国正在迅速发展的中国学研究的扎实基础的同时，还能利用近代西方历史学术的新观点、新技术以及社会科学近期的发展成果。而在对许多旧观念提出疑问的情况下，近期的历史事件又使新问题突出出来。在这些众多方面的影响下，西方关于中国研究的革命性变革的势头正在不断加强。
当1966年开始编写《剑桥中国史》时，目的就是为西方的历史读者提供一部有内容的基础性的中国史著作：即按当时的知识状况写一部6卷本的著作。从那时起，新研究成果的大量涌现、新方法的应用和学术向新领域的扩大，已经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史的研究。这发展反映在：《剑桥中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