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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第68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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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努力学习西方技术的精神很使李鸿章感动。他知道德川幕府曾经把名门子弟送到西方工厂去当学徒，以获得“制器之器”，然后在国内安装。如果东海彼岸的小国日本尚能及时改变 它的政策，难道中国就不应该改一改它的政策？李鸿章引用了《易经》中的一句名言：“生生不穷，事事可通。”他建议朝廷在用人时采用新政策，其办法也许是在考试制度中对精于技术的应试者另设新科。
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
李鸿章关于考试制度方面的建议从未被清帝认真考虑过，虽然恭亲王确实把李鸿章的信附在他的一份奏折上。李鸿章的主张的具体结果是清帝批准创办江南制造局（1865年创立）。他在一份关于这一大工程的奏折中，详细地谈到了机械对民生所作的各种贡献。
洋机器于耕织、刷印、陶埴诸器皆能制造，有裨民生日用。原不专为军火而设。妙在借水火之力，以省人物之劳费……料数十年后，中国富农大贾必有仿造洋机器制作，以自求利益者。①左宗棠（1863—1866年任闽浙总督）也持有李鸿章关于自强的一些观点。他直到1862—1864年才真正强烈地感到西方的挑战，当时他在浙江指挥反对太平军的战役，并且经过一番犹豫后，决定接受由法国领导的法华联军的援助（见第九章）。德克碑和日意格等法国人给他带来了关于西方的轮船和火药武器的知识。镇压太平天国以后，部分地由于法国人的劝告，他建议北京采用西方的技术，特别应采用造船的技术。西方的大炮并没有使 左宗棠产生深刻的印象，这也许是因为援助他的那支法国人训练的军队，没有英国人和常胜军所拥有的、并为李鸿章目睹的那种现代化大炮。但他对轮船在1864年收复杭州的战役及以后两年对沿海海盗的战斗中所作的贡献非常欣赏。
象曾国藩一样，左宗棠也认为自强政策应包括改进吏治和实行更严格的军训制度。但他强调必须学会西方的技术。“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国不能傲以无也。”左宗棠为人很谦虚，所以看到了中国知识遗产的弱点：“中国之睿知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于实……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藉外国导其先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让外国擅其能不可也。”①左宗棠从建议在福州建造海军船坞（1866年建成）起，就认为自己是一个自强运动的倡导者。但他以后在中国西北的十五年中，虽然最后在兰州建了一个毛纺厂，但他的职务与李鸿章不同，所以他很少有机会贯彻他的思想。
郭嵩焘与冯桂芬
自强运动的发起是由于中国的某些高级官员开始认识到中国有此需要，但它的意义在地位较低的人（这些人充当高级官员的顾问，并且对后者有一定的影响）中得到更充分的讨论。在咸丰时期，翰林院的一名学者郭嵩焘（1818—1891年）已经为妥协的外交政策想出了一套哲学上的理论基础。他在二十四岁时已在浙江省东部亲眼目睹鸦片战争。战后不久他经过反省后认识到，“自古边患之兴，皆由措理失宜”。他不断广泛地阅读历史和仔细考虑边疆问题的重大事件，终于得出一个总的结论，即处理世界大事，势与理都应重视——换句话说，真理总要顺应生活的现 实。既然历史的本质是变，那么人们就应使自己适应形势的需要。1856年他来到上海；他羡慕西方富强的情感与日俱增，并且进一步弄清了他对“势”和“理”的概念。在1857年广州的战斗开始后，郭嵩焘又到了北京，并回翰林院任职（他在1847年已进入翰林院）。1858年当英法舰队迫近大沽时，北京的许多官员主战，郭嵩焘等少数人却不以为然，他认为夷务“不战易了，一战便不能了”。他在1859年被调往天津帮助沿海防御时，向僧格林沁建议：“洋人以通商为义；当讲求应付之方，不当与称兵。”1859年当僧格林沁在大沽事件中取得大捷时，京都的人们都兴高采烈，但郭嵩焘却感到忧心忡忡，称病返回了故乡湖南。①郭嵩焘表示痛惜的是，中国在与西方接触的二十余年中未得到教训。1862年李鸿章到达上海后，他就成了李氏的幕僚之一。郭嵩焘坚决主张，在处理夷务时人们应力图理解外国人的动机和考虑各种现实，而不应只考虑原则。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他已在进行探索，以期超越技术的范围对西方的力量取得更深入的了解，因而他似乎已避而不谈军队和军备了。
但是，郭嵩焘对李鸿章的影响不如另一位翰林冯桂芬（1809—1874年），后者是一名对经世致用感兴趣的学者。冯桂芬在苏州的书院中从事研究和教学，一直到1860年苏州陷于太平军之手时为止。他那时发现自己厕身于上海逃难绅士界中，在那里，他目睹了西方大炮在镇压太平军中所起的作用，并且又听到英法联军占领北京的消息。1861年他写了《校邠庐抗议》，对中国亟需国内改革这一点作了意义深远的建议。此书的最后四篇文章是就如何应付西方挑战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冯桂芬不排除把战争作为政策来运用，但他对中国的颟顸和动摇感到痛惜。在过 去，“宜战反和，宜和反战，而夷务坏；忽和忽战而夷务坏；战不一于战，和不一于和，而夷务更坏。”他注意到“夷人动辄称理，吾即以其人之法还治其人之身。理可从，从之；理不可从，据理以折之”。
冯桂芬相信，英、俄、法、美在武力方面相等，他们互相既是势均又是力敌的，所以结果至少是暂时出现僵持状态。但在将来这四个国家可能达成协议而合谋反对中国，或者是某一国可能取得独占地位；总之，不论出现哪种情况，中国都会失算。因此，中国极应及时自强。“不自强而有事，危道也……矧一自强，即可弭之使无事也。”①那么，怎样才能达到自强呢？冯桂芬认为真正的自立要求有反躬自问的自我批评；此外，当人们在寻找自己的缺点时，也应毫不犹豫地向他人学习。“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②这是多么大胆的宏论！冯桂芬的心胸很开阔，所以在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的利用方面，在沟通君民思想的条件方面，在名与实（即施政的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统一方面，他完全认识到西方都超过了中国。但他又宣称，中国本身的经世致用的智慧足以对这些事务进行革新。冯桂芬提出了许多关于改革吏治的建议，他认为西方的思想未必更好。但中国只有在对科 举制度作了重大改革时，才能向西方学得科学和技术。①可能正是由于冯桂芬的建议，李鸿章才在1864年向恭亲王提出要在考试制度中为精于技术的考生开设新科。冯桂芬甚至走得更远。他攻击现存科举制度的考试内容贫乏，并且对文人的前程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聪明智巧之士穷老尽气，销磨于时文试帖楷书无用之事。又优劣得失无定数。而莫肯徙业者，以上之重之也。”冯桂芬主张来一次大变动。他建议对兵工厂和造船厂中的优异工匠应授与举人的功名，对那些能改进西方产品的人应授与进士的功名，并允许他们参加殿试。“今令分其半，以从事于制器尚象之途……上好下甚，风行响应，当有殊尤异敏出新意于西法之外者，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②李鸿章和冯桂芬的想法说明，至少有少数士大夫在向往西方的技术时，愿意看到对神圣不可侵犯的科举制度进行调整。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后期的另外一些建议则要求改革传统的军事制度。当1864—1865年李鸿章在考虑裁减他的淮军至三万人时，他建议大量削减全帝国的绿营军，以便把节省的经费用于装备和训练剩下的军队。以后几年，有几个官员也同样提出了改组绿营军的建议。1866年8月，总理衙门提出的关于从直隶省绿营军中产生一万五千名“练军”的计划，得到清帝的批准。这支新军是用西方武器装备的，并且一反原来绿营军的做法，只驻扎在少数几个中心城市，并派固定的军官来率领这些部队。在1866年更晚的时期，左宗棠提出了有关福建浙江两省绿营军的同样建议。1867年，江苏布政使丁日昌建议，为了节省经费以用于新武器和新训练计划，各省绿营军应至少裁减一半；在1869年他任江苏省巡 抚时，获准把抚标建制下的一千六百名绿营军减少三分之一，并给以严格的训练。①那么，为什么这些建议没有获准在整个帝国推行，或至少在几个开始这样实行的省中贯彻呢？这回答应与当时总的学术气氛和根深蒂固的传统制度的惰性有关。甚至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动乱的十年中，深信需要西方技术的士大夫毕竟不多；而传统的文化准则的控制力量仍象过去那样强大。象科举考试和绿营军等制度不仅有广大既得利益集团支持，而且由于传统而获得了神圣不可侵犯的性质。现代化显然需要冲破文化和制度的障碍。
①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1第18页。
② 沈兆霖：《沈文忠公集》，卷1第16—19页。参看坂野正高：《总理衙门的起源》，第215—216页。
③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2第11页。
① 引自王尔敏：《清季兵工业的兴起》，第39—40页。
②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9第16页；《同治朝》，卷25第1—2页。
③ 《海防档·购买船炮》，卷1第3页；参照《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第1页。
①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第35—36页。
② 吕实强：《中国早期的轮船经营》，第105、117、152页。
①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第1—3页。
② 引自吕实强：《中国早期的轮船经营》，第47、53页。
① 引自邓嗣禹和费正清编：《中国对西方的反应：1839—1932年文献概览》，第62页。
② 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第9页。
③ 引自《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第69页；又刘广京：《儒家爱国者和务实派李鸿章》，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30（1970年），第15、32页。
④ 同上，第18—19、30、37—42页。
①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第4—10页。邓嗣禹和费正清：《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第70—72页。
①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9第34页。
① 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18第2—4、10—13页。邓嗣禹和费正清：《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第81—83页。
① 郭廷以等：《郭嵩焘先生年谱》，卷1第42、114、126—127、130、181—187页。
① 邓嗣禹和费正清：《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第54—55页。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卷2第45—47页。
②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卷2第10页。冯桂芬在讨论荷兰和瑞典的福利制度和教育制度时作了这一论述，他说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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