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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第69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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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山 译）
书 目 介 绍
第一章 导言：旧秩序
在二千年中，中国积累了大量历史文献，以致文献学早已成为一门专业。研究中国史的中外史学家经常提供书目，竭力防止初学者陷入浩瀚的历史文献之中。对于英语读者来说，捷径是为显然很有才能但尚不得其门而入的初学者所写的各种附于概论性文章后面的书目。目前，最通用的是徐中约的《近代中国的兴起》和克莱德及比尔斯的《远东：西方影响及东方反应的历史，1830—1973年》两书中所列的阅读文献。有一部概论性的著作甚至用50页的篇幅评述了有关中国（主要是近代的）六百五十部书，见费正清的《中美关系史》。我们这一介绍性的篇章使用了贺凯的《中国历史与文化导论》这一最新的背景研究著作，书中附有经过选择的书目。
所有这些西方的著作都来源于什么样的中国历史记载呢？对中国感兴趣的英语读者（直到其中有更多的人能读中文、日文书以前）事实上是不会关心成本大套地刊行的、在汉学图书馆中使用的原始资料、图书目录、参考书和工具书的；这类著作之庞大和种类之繁多明显地证明了汉学的存在与发展。然而，非汉学家确实可以通过阅读象威尔金森的《中华帝国史研究指南》这样的汉学工具书而引起兴趣和受到启发，此书详细提供了1911年以前在中国、日本和西方出版的有关中国的原始资料和学术著作的主要类目。继此宏著之后的是内森的《1840—1972年的现代中 国：资料和工具书介绍》，此书著录了图书馆、档案馆以及直到七十年代的有价值出版物的大量重要情报。这些最新的图书指南也提到了它们依据的一些更早期的著作。
本文当然也反映了作者本人的一本概论性著作（费正清等编的《东亚的传统和变化》），但是，象所有评述一样，它也得益于许多其他作者，其中有些人的著作被引用于脚注中。
第二和第八章 清朝的亚洲腹地
1800和1862年间清朝亚洲腹地的历史一直是一个被忽略的论题。这部分历史虽有充足的原始资料可供详细研究，但很少史学家试图作过这项工作。
最优秀的一部著作是罗萨比的《1368年迄今的中国和亚洲腹地》。克拉布的《中国和俄国的“大赌博”》一书在中俄关系方面对清朝亚洲腹地作了很好论述。萧一山的《清代通史》第二部分（1962年修订版）把亚洲腹地置于整个清代历史之中加以考察，这反映了一个中国汉族人的看法。《岩波讲座世界历史》第13卷提供了有价值的背景材料，作者是荻原淳平、佐口透（他撰写19世纪的清朝部分）、佐藤长和若松宽。关于亚洲腹地国际政治结构的论述，在拉姆·拉乌尔的《中亚的政治》一书中可以看到。欧文·拉铁摩尔的《中国的亚洲腹地边疆》一书，仍旧是所有研究亚洲腹地学者的基本读物。最易看到的赛诺所编的《中部欧亚大陆研究介绍》是一部列举欧洲文著作的总书目，但其中有关1800—1862年清朝亚洲腹地的著作很少。中文著作书目有邓衍林编的《中国边疆图籍录》。
清代所传主要作品有这样几种：有三种文字的《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1795年）以及为嘉庆、道光、咸丰和同治时期写的续编；祁韵士编辑的《皇朝藩部要略》，它利用了上述著 作的材料；以及有三种文字的《钦定理藩院则例》（特别是1827年版，该版经过修订于1843年再版）。对清朝政治制度的概述可见《会典》和《事例》，特别是1818年和1899年的两种版本。
对于一般英语读者来说，都能看到单独的满洲史、蒙古史、东突厥斯坦史和西藏史的优秀著作，另外还有用其他文字撰写的重要史书。对满洲作综合论述的，只有罗伯特·李的《清代历史中的满洲边疆》一书。
论述蒙古的历史文献更为丰富，但它们往往重在叙述外蒙，比较忽视内蒙和卫拉特。用英文编写的主要著作有鲍登的《蒙古近代史》和米勒的《内蒙古的寺院和文化变化》。但是，论述最充分的是蒙古人自己编写的著作，如《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第2卷（1604—1917年）；纳扎格多尔济的《满洲统治时期的喀尔喀简史，1691—1911年》；以及题旨比较狭窄的一些文件汇集和专著，特别是纳扎格多尔济和那桑巴尔吉日编的《四艾马克税册》；那桑巴尔吉日的《1691—1911年外蒙对满清王朝履行的义务》；以及那桑巴尔吉日和纳扎格多尔济编的《十八世纪至二十世纪初的人民申诉书》，此书已由拉锡登杜格和弗隆尼卡·维特合作译成英文。
主要的中文著作有张穆的《蒙古游牧记》，此书已由波波夫译成俄文，又由须佐嘉桔译成日文。中文的著作书目有张兴唐编的《蒙古参考书目》（台北1958年版）。
论述十九世纪蒙古的许多最重要的历史著作大部分出自日本和苏联的历史学家之手。两部有名的旧著是：矢野仁一的《近代蒙古史研究》和桥本光宝的《蒙古的喇嘛教》；这两部书基本上已被随后出版的田山茂的《清代的蒙古社会制度》所吸收并替代，此书是研究清代蒙古史的所有学者的必读书。关于日文的蒙古学书目有岩村忍和藤枝晃合编的《1900—1972年蒙古研究文献目录》。主要的俄文著作有格鲁姆芝迈洛的《蒙古西部和乌 梁海边区》卷2：《与中亚史有关的各该国家的历史纲要》，以及苏联和蒙古学者合写的《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此书于1967年予以修订并增补。1954年有中译本）。胡尔拉特编了《有关蒙古的著作书目》1—3卷，其中主要收录的是俄文书，也有其他欧洲文字的著作。在文学方面，有米哈伊洛夫的《蒙古文学遗产》，此书是一简明本著作。论述十九世纪蒙古文学史的最重要作品是海希格的卓越著作《蒙古文学史》第1卷。
研究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前时期新疆的主要权威是佐口透，他的《十八至十九世纪东突厥斯坦社会史研究》及其有关此研究领域的许多论文指导着这一领域。他的《东突厥斯坦》一书中有两个部分已译成英文，即《浩罕王国的东方贸易》（第六章，载《东洋文库研究纪要》，1965年24期）和《1760—1820年白山派和卓的复兴》（第二和第七章中的部分译成，载《亚洲学报：东洋文化研究所通报》1968年第14期）。他的《俄国和亚洲的草原》一书对十六至十九世纪的中亚史作了引人入胜的介绍。日文著作的一本重要研究书目是袁同礼和渡边宏合编的《1886—1962年新疆研究文献目录》。
对于六城地区各次暴乱的最有影响的记述是魏源的《圣武记》，此书在新亚政务部的赞助下已译成日文（1943年）。论述张格尔的部分由伊姆波尔特胡阿特译成法文，载入他的《中亚文献汇编》。中国人研究新疆史的主要著述有曾问吾的《中国经营西域史》。中亚本地人的著作是穆罕默德·阿明的《东突厥斯坦史》，此书是用分离主义的观点写成的。张格尔的圣战在曹振镛等人编的《钦定平定回疆剿擒逆裔方略》中有叙述。
苏联的卓越历史学家库兹涅佐夫的著述大大推进了这个领域的研究，他出版有专著《十九世纪上半叶清政府在新疆的经济政策》，以及下面几篇重要文章：《论张格尔运动的反动实质》（载《苏联哈萨克科学院通报，历史、考古和人种学专集》1961年第 1期）；《论十九世纪第二个二十五年期间清政府对东突厥斯坦的政策》（载《苏联哈萨克科学院通报，历史、考古和人种学专集》1961年第2期）；与上面专著同名《的十九世纪上半叶清政府在新疆的经济政策》（载《哈萨克科学院通报，历史、考古和人种学专集》1961年第3期）；《十八世纪末哈萨克和中国的贸易关系》（根据中文资料）（载《苏联哈萨克科学院瓦里哈诺夫历史、考古与人种学研究所著作集》1962年15辑）；和《关于十九世纪上半叶英、俄两国同新疆贸易的问题》（载《苏联哈萨克科学院通报，社会科学专集》1963年第6期）。前三篇文章有英文摘要，名《十九世纪上半叶清政府对新疆的行政管理》（载《中亚评论》第10卷第3期，1962年）。
杜曼的《十八世纪末清政府在新疆的土地政策》一书论述了与十九世纪有关的许多事实，他把此书内容又压缩成为《清帝国对准噶尔和东突厥斯坦的征服》一文（载于齐赫文斯基编《满人在中国的统治》一书中）。
十九世纪，随着英、俄两国敌对的加剧，双方加紧在新疆收集情报，最后提出了两篇事实上能互相配合的报告。俄国的一篇报告是瓦里哈诺夫的《论1858—1859年六城的形势》，此文后来又被瓦里哈诺夫《全集》第二卷中发表的有关准噶尔和六城地区的其它许多文章所充实。与此相应的是英国人戴维斯编写的报告《英属印度西北边境诸国贸易和资源的报告》。载维斯的这份报告虽然对史学家有很大价值，但似乎被完全遗忘了，而瓦里哈诺夫的记述却实际上给后来的整个学术界留下了印象。这个记述的英译本见于约翰和罗伯特·米其尔的著作中，译名为《中亚的俄国人》。
贝柳大量吸取瓦里哈诺夫的材料写成了《喀什噶尔史》一文，此文收录在福赛思的《1873年出使叶尔羌报告》中。福赛思的俄国同时代人库洛珀特金写了一份对应报告，标题是《从历 史和地理方面略述喀什噶尔的军事实力、工业和贸易》，并由瓦尔特·高恩译成了英文。库洛珀特金的报告也应大大地归功于瓦里哈诺夫；而在所有全面叙述东突厥斯坦的历史中，最优秀的是格里戈里耶夫的《东突厥斯坦或中国突厥斯坦》，它也同样得益于瓦里哈诺夫，此文载于他的《利特尔地理志》第二部分，此书也包括载维斯《报告》中的资料。另一些俄国人的重要著作可以在库兹涅佐夫上述的《清政府在新疆的经济政策》一书的书目中看到。
对西藏史的论述相当全面，但1800—1862年这段时期未受到应有的注意，而且文献论述的重点是西藏本身。青、康两地区特别为近代史学家所忽略。英文的主要论著有卡拉斯科的《西藏的土地和政体》；拉姆的《不列颠和中国的中亚：1767—1905年通往拉萨之路》；黎吉生的《西藏简史》；涂奇的《雪山之国西藏》；夏格巴的《西藏政治史》；斯内尔格罗夫和黎吉生的《西藏文化史》；石泰安的《西藏文明》；还有彼特奇的《1728—1959年西藏的贵族和政府》。罗克希尔的《拉萨的达赖喇嘛及其同清帝的关系，1644—1908年》（载《通报》第11卷，1910年）现在仍然有用。夏格巴的《西藏政治史》一书第335—339页开列有关于西藏的原始资料。关于日本研究西藏的主要著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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