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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第9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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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满洲将成为自治区（委员会说这是日本所希望的），俄国应使张作霖不再“干涉中国其他地区的内部事务”。中东铁路应完全归俄国控制，虽然要以一种称之为汉化的文化性质的措施作为掩饰。在与张作霖谈判时，俄国应鼓励张与日本保持良好而稳定的关系。俄国不会损害这种关系，但应明确指出，为了在对日关系中保持某种独立性，满洲政府与俄国也保持良好关系将对它自己有利。可以向张作霖指出，某些日本集团准备以一位低能的将军来代替他，“但是当存在正常关系时……我们认为没有理由让别人来代替他”。与张作霖（以后并与日本）达成协议的几个问题之一应该是，保护革命的蒙古不受张作霖侵犯。
在与日本谈判之前，俄国应集中力量真正改善关系并影响日本的舆论。委员会酝酿一个可能的三方协定（苏联、日本和中国），但是“在政治上和外交上应该这样打好基础：使中国人不可能把中国发现自己暂时被迫向日本作出的任何让步，解释成我们参加的一种势力范围的划分”。应让左派人士知道，俄国只准备容忍中国向日本帝国主义作出的那种让步，这种让步是保卫革命运动使之不受联合的帝国主义进攻所必需的。可能举行的联合谈判，将达到以下的目的：以某些让步为代价，在日本和英国之间打进楔子。
俄国公开宣布，它完全同情中国群众为争取一个单一的独立政府而进行斗争；但是它将反对俄国进行任何军事干涉的想法：中国的问题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去解决。在实现一个统一的政府之前，苏联政府“试图与现存的所有中央和地方的政府建立和保持忠诚关系”。因此，委员会在向南方看时，认为如果人民军队（即国民军）不得不长期把地盘让给吴佩孚，那么与吴达成一项协议以削弱他对英国（“中国独立的主要死敌”）的依赖是有利的。应鼓励广州政府把其地盘不仅看成临时的革命滩头阵地，而且看成是一个需要稳定政府的国家，还应鼓励它集中全力于内部改革和防务。斯大林对被批准的文字进行了补充，说广州政府应“断然放弃任何扩张性军事征战的思想，总的说还应放弃会把帝国主义者推向军事干涉道路的任何活动”——反对蒋介石北伐计划的一种告诫。一张便笺指示驻巴黎的苏联大使查明广州政府有无可能与法国妥协，是否会派代表去法国试探这种可能性。①总之，正如研究这个时期中苏关系的一个专家所概括的这份文件的主旨，俄国的策略“是要分裂帝国主义阵营，其手法是把英国作为排外行动的主要目标加以孤立，并在损害中国利益的情况下收买日本”。①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广州发生的事件清楚地说明，俄国不能控制国民革命的方向。蒋介石3月20日政变的含义，莫斯科的领导集团到3月底显然还没有领会，或者至少没有影响他们关心北方的基本策略。
国民党内权力关系的再调整
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的原因和蒋介石从此以后玩弄权术的手法，都非常复杂和使人迷感不解，这里不能详细论述。②由于广州三名最高级俄国军事顾问盛气凌人的态度和对俄国武器和资金分配的控制，由于他们缺乏对北伐的支持，还由于蒋怀疑N。V。古比雪夫与汪精卫和其他人勾结，企图把他送到俄国，蒋介石对这三名顾问的敌意显然加强了。他还敌视他的主要政敌汪精卫，怀疑汪与俄国人一起反对他。③从黄埔蒋介石大本营起锚的中山号炮舰3月18和19日的可疑的游弋，可能使蒋介石认为一个劫持他并把他送到俄国的计划正在进行之中。3月20日上午，他扣留炮舰，逮捕了海军局代局长李之龙和一名共产党员，在广州宣布实施戒严令，命他的部队解除保护俄国顾问住宅和共产党控制的省港罢工委员会指挥部的卫兵的武装。①这次突然行动没有与汪精卫商量，也没有预先警告俄国顾问，它造成了一次政治风暴，这次风暴以俄国人同意驱逐三名蒋介石最反对的顾问、从第一军撤去共产党政工人员和汪精卫在5月9日去法国而告终。
4月29日，鲍罗廷与胡汉民、陈友仁和几名左派领导人一起回到广州。在此以后，蒋介石和鲍罗廷之间进行了激烈的讨价还价，而鲍罗廷在谈判中似乎作了大部分让步。蒋介石同意排除一批比较保守的国民党官员，而鲍罗廷则同意继续俄国的援助和支持原来俄国顾问和中国共产党所反对的北伐。共产党员将大大地限制在国民党内活动。
蒋介石要求召开一次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会议在5月15至25日举行，决定对国民党内部共产党的影响进行严格的限制。蒋介石系统地阐述了大部分建议，它们经过字面修改后被采纳。在第三国际的一名代表帮助下，计划再举行一次国民党和共产党高级代表的联席会议，解决两党合作的障碍。国民党内“另一党”的党员，禁止批评领袖及其三民主义。另一党必须把参加年长的党的党员名单交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主席，这些党员在中央、省或市的国民党执行委员会所占的席位不得超过1/3，也不得任中央机构各部的部长。另一党给它在国民党内的党员的命令必须先交给联席会议，再由它转交，国民党党员非经许可不得加入另一党。违反这些条件的人将被立刻开除出党。设立了拥有大权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的新职务。蒋介石的庇护人张静江（人杰）当选担任这个职务，虽然他甚至不是委员会的委员。将对所有的国民党党员进行登记；他们要宣誓忠于指定的孙逸仙的几本主要著作以及第一和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宣言和决议；那些已经参加未经“我党”批准的其他政治团体的人必须立刻退出那些团体。①作为解决问题的初步行动，共产党在4月10日把第一军中任国民党党代表的共产党员撤出。②但是其他许多人仍留在他们的岗位上。
这些就是蒋介石和鲍罗廷之间谈判的几个结果。国民党中的共产党员必须限制他们的批评，并在母党的高层中减少他们的积极作用；设计一个机构以裁决两党间的冲突；国民党多少更加集中化；共产党员放弃国民党组织部以及宣传部、农民部和书记处中的重要职务。蒋亲自任组织部部长，以他的亲密助手陈果夫为副部长。随着胡汉民于5月9日去上海，吴铁城在30日被拘禁，外交部长伍朝枢被撤职而代之以左派陈友仁，右派也受到抑制。这时又以充分的决心继续制订北伐的计划。
① 有关这一系列复杂事件的材料来源是：《从容共到清党》，第375—392页；汪精卫：在国民党第二次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载《革命文献》，20，第3851—3870页；蒋介石：《军事报告》，载《革命文献》，11，第1756—1763页；蒋介石的日记，从8月15日至9月23日；广州英国和美国领事的报告。
② 韦慕庭、夏连荫合编：《文献集》，第186—199页，集子收了一份“基桑卡”（N。V。古比雪夫）可能在1926年初期所写的有价值的报告，详细地谈到了军队改组和集中化中的重要成分。我在《民族主义制度下的军事割据和再统一过程》（载何炳棣、邹谠合编：《危机中的中国》，1，第203—263页，特别是227—233页）中论述了广东的军事统一。
① 切列帕诺夫：《手记》，译稿，第334—354页。见以上脚注所引关于三次战役的其他报道。
② N。I。康奇茨：《在中国国民革命军队伍中》（俄文），载《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的苏联志愿兵；回忆录》，第24—95页。第37—62页的一份日记报道了程潜的战役。
③ 《革命文献》，12，第1802—1805页；《北伐简史》，第46页后面的图。
① 布尔曼：《传记词典》，3，第202页。已故的夏连荫小姐在《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中分析了主要的几点，载韦慕庭和夏连荫合编的《文献集》，第206—207页。
② 《从容共到清党》，第411—412页，根据国民党档案馆保存的文件。
③ 陈独秀：《给戴季陶的一封信》，载《向导周报》，130（1925年9月18日），第1196—1197页。
① 韦慕庭和夏连荫合编：《文献集》，第234—237页。
② 《西山会议关于在国民党内清除共产党人的重要文献，1925年11月》，载《国闻周报》，4。14（1927年4月17日），第14—16页；邹鲁：《回顾录》，1，第180—189页；戴季陶：《戴季陶先生文存》，陈天锡编，3，第975—978、985页；《从容共到清党》，第413—434页（根据国民党档案）；韦慕庭和夏连荫合编：《文献集》，第209—212页。
①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1926年4月，第29、31页。
② 《从容共到清党》，第463页。
③ 《会议记录》，第134页；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466—469页。
④ 《会议记录》，第18—19页。
⑤ 同上，第165—169页。
① 选举结果载《会议记录》，第145—146页。前四人各得249张有效票数中的248张。当然会上三个得票最多的人不能在记名的票上投自己的票。根据参加大会的张国焘的说法，缺席的胡汉民实际上得票249张，但在汪精卫的怂恿下，大会秘书长吴玉章减了胡汉民一票，排在汪、蒋之后，名列第三（根据公布的会议记录，实际上在汪、谭以后，在蒋之前）。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崛起》，1，第282页和第708页脚注14。
② 《从容共到清党》，第473页和第519页，脚注33，根据国民党档案馆会议记录，附投票结果。
① 以下的讨论主要根据1927年4月6日在对苏联驻北京大使馆武官处的搜查中没收的一批未发表的文件。原件为俄文，英国驻北京的武官J。R。V。斯图尔德上校把英译文交英国公使蓝普森爵士，后者把文件转交给英国外交部。这些文件现存于伦敦档案局，档案号为F。O。371—12502（F8322/3241/10）。这一批文件包括《国民革命军的政治工作》和15份附件，其中3份已散失。它们的日期约从1926年3月起，第1份《关于国民革命军的政治指导的规定》的日期为1926年3月15日；它与第6份未注明日期的附件《关于国民革命军中政治委员〔原文如此〕的规定》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1926年3月19日颁布并转载于《革命文献》（12，第1814—1821页）的几乎一样的规定所证实。韦慕庭和夏连荫的《文献集》的修订补充本计划发表这些苏联的文件。
① 《革命文献》，12，第1818页，上引文件附件6的译文不同。
① 韦慕庭和夏连荫合编：《文献集》，第259页；推断的日期是1926年4月10日至16日期间。一份令人失望的关于共产党员渗入政治部的含糊的报道，载《国军政工史稿》，1，第212—221页，特别是第221页，把这类渗透归罪于陈公博。
① 韦慕庭和夏连荫：《文献集》，第100—101页。决议的其他部分教导党员如何吸收无产阶级分子，并且批判了群众运动中的过去的错误。
②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运动报告》，载《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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