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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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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各种不同的历史资料看，从1960年2月开始到1960年10月，中央不同的部门几次派人到信阳作过调查，10月份，毛泽东就拿出了基本看法。
毛泽东是怎样看信阳事件的呢？在中共中央转发的《信阳地委关于整风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1＇4号）中引用了毛泽东的一句话：“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成功，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这个文件一再强调“信阳事件是地主阶级复辟，是反革命的阶级报复”，“要进行彻底的民主革命补课，像土改一样，把敌人彻底打倒，把坏事彻底揭出来，把领导权夺过来，把局面彻底扭转过来”。但是，毛泽东这些话在什么时候、什么文件上批的，我还没有找到。中央调查组王从吾、徐子荣给“主席、总理、富春同志并子文同志、中南局陶铸、任重同志并省委”的报告称：“从群众的控诉揭发的事实看，完全证实了主席的指示：信阳问题的性质千真万确的是反革命复辟，是披着共产党外衣的地主、国民党对劳动人民的残酷阶级报复。”
在甘肃省档案馆我看到了西北局张德生（陕西省委第一书记）的传达资料。
张德生传达说，毛泽东主席1960年10月27日、28日两次谈话，其中谈到信阳问题。毛泽东主席说，信阳很多地、富、反、坏篡夺了领导权，为非作歹。三分之二的地区是大好形势，三分之一是大不好形势。大不好形势的地区有三种情况：一是地主封建残余钻到我们队伍中来了；第二种是我们的人蜕化变质，如信阳地区9个县委第一书记讨了地主的女儿做老婆，成为地主的代言人，只有一个没有变；第三种是严重的官僚主义。他们打人、杀人成性。
刘少奇也曾在一个报告上批示：信阳地主阶级复辟了，信阳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要让信阳人民来个第二次解放。地富反坏和国民党残余为什么能如此猖狂？是因为“民主革命不彻底。”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过去所说的“民主革命”，是革封建的命，革命对象是地主、富农和国民党反动派。按照这个逻辑，对信阳事件的处理，除了应急的救助以外，最根本的是“民主革命补课”。
实际上，信阳是老区，民主革命不可能不彻底。土改以后省委副书记孟飞曾代表中南局到信阳搞土改复查，结论是肯定的。但是，毛泽东既然这么说了，下面就得百分之百地执行他的意见。
于是，在信阳开展了“民主革命补课”的群众运动。这个运动的矛头直指农村基层干部。
9、基层干部承担了饿死人的责任
1960年11月，中共中央派李先念等到信阳落实中央的精神。李先念是在大别山创建根地起家的，对这里民主革命是不是彻底，他应当很清楚，但他还是坚决执行毛泽东的意见。看见死了这么多人，李先念哭了。他说，我一辈子只流过两次泪，一次是在长征时西路军突围回到陕北，这是第二次。
张树藩回忆说，在地县委彻底改组之前，中央派李先念、王从吾、徐子荣、和中南局的陶铸、王任重，在吴芝圃的陪同下来到信阳地委。不久，就对各级领导班子进行了改组。中央和省里来的干部亲自主持鸡公山会议揭信阳的盖子，搞民主革命补课。说信阳干部都不行了。中央从各部委抽调452名干部、省委抽调1844干部，信阳地委又抽调1483名干部，一共4779人（另一资料说中央派干部359人，河南省委派干部765人，抽调各市县干部2986人），来对信阳地区进行整风整社。一开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几乎在同一时间内，夺取了地、县、公社、大队的领导权。由新派来的人任领导职务。对原有干部进行集训。信阳地委《关于整风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中说：“对于一部分有罪行和严重罪行的人，已经集训了8000多人，特别集训5000多人，斗争和批判了10000多人。有些罪大恶极民愤极大的已经作了处理，其中已经撤职查办管教反省的983人，逮捕法办的275人。已经有1327个大队的领导权被夺了过来，正在进行夺取领导权斗争的1621大队，其余大队正在积极进行准备，不久即可训了有开斗争。”李先念说，对这些人要杀一批，关一批，管一批。吴芝圃、戴苏理亲自到固始县开万人大会，宣布杨守绩是反革命，当场逮捕。为什么对杨守绩特别重视呢？因为在1959年开始出现浮肿病人并有人饿死时，杨守绩没经地委同意就向省委写了一个报告，反映了真实情况，要求拨给粮食，解决群众生活问题。吴芝圃这么重视杨守绩，显然是捂盖子，掩盖自己的责任。
大量的农村基层干部在劫难逃。以潢川县为例，当时的整风领导小组认为，全县12个公社中，6个被敌人篡夺了领导权，6个已蜕化变质。在178个大队中，全部烂掉的有146个，占总数的82％；部分烂掉的25个，占14％。在1710个生产队中，全部烂掉的有1100个，占总数的70。3％；部分烂掉的有360个，占21％。潢川县整风领导小组统计，全县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15156人当中，混入革命队伍内部的地、富、反、坏分子有2144人。
中央专案组于1960年11月20日上报了《关于信阳事件专案审查情况报告》，这个报告说：
信阳地区在去冬今春，由于路宪文等反坏分子篡夺了党政领导，以反右倾为掩护，大搞反瞒产运动，采取乱打、乱捕、乱杀等地主、国民党的手段，对全区800万人民，实行了大规模的阶级报复，造成了骇人听闻的恐怖局面。
信阳的问题，不是一般问题，是一个特殊的问题；不是违法乱纪问题，是地主、国民党的阶级报复活动，。。。。各级党政组织变成了地主、国民党进攻人民的大本营。各级领导干部变成了统治、残害人民的组织者、领导者和杀人凶手。
报告说，根据公安部徐子荣副部长和省委指示精神，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进行了专案审查，审查对象是县委书记、书记处书记、县长、地直机关正副部长、地委委员以上干部，其他应审查干部由各县进行审查。报告说，初步审查的情况是：
按上述范围，现列入专案审查的39人，其中地委正副部长、地委委员以上13人：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地委副书记王达夫、石富荣、延炳玉、武建华、副秘书长王秉林、文教部副部长王墨林、宣传部副部长刘培林、工业部副部长贾西雨、光山县委第一书记马龙山、书记刘文彩、孙广生、淮滨县委第一书记石绍举，固始县委第一书记杨守绩、罗山县委第一书记许文波、商城县委第一书记王汉卿等。
中央专案组将上述人员分三类：第一类是阶级异己分子夺了权，共12人，占30％。这些人都是剥削阶级出身的人，如罗山县委第一书记许文波，地主家庭出身，以中农身份混入党内；第二类是被反坏分子拉出去了的，与反坏分子勾结进行反革命活动，共4人，占10％，如马龙山；第三类是蜕化变质分子，共21人，占60％，如王秉林、石绍举等。
在县以下的公社和大队，掀起了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像土改时斗争地主一样，召开诉苦大会，对前两年为非作歹的基层干部进行控诉和批斗。群众运动一起，打击面过宽的问题出现了，有的公社干部80％、甚至100％地受到惩处。打骂、肉刑的情况也比较普遍。上蔡县几千人被打，前两年干部处罚社员的几十种刑罚反过来又加在基层干部身上。
继全面夺权之后，又全面清理阶级队伍。主要措施是，将原信阳地区的各级干部，包括正式脱产的国家干部和社队不脱产干部，甚至包括食堂管理员、会计、炊事员等人，统统集中起来审查。每县少则数千，多则上万，机关、学校的房子都关满了人。被集中的有多少人？余德鸿说是40万人，张树藩回忆录说是20万人。集中起来的人，根据问题大小分别编为两种班次。问题大的编入特训班，限制人身自由，门前架着机关枪，在周围设岗哨；问题轻的编入集训班，也限制自由和武装看管，但较松一些。
应当说，在极权制度下，本来素质不高的农村干部的确干了不少坏事。那些作恶多端的人，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是，大饥荒是全国性的事件，是由大跃进以来的一系列方针政策造成的，从更深一层讲，是由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造成的，把责任完全推给基层干部，让他们作替罪羊，这显然是不公正的。把中央路线和政策的执行者当成“反革命”、“阶级敌人”，而制定政策的中共中央还是“正确、光荣”，始作蛹者毛泽东还是“英明、伟大”，产生饥荒的制度照样是“无比优越”，这是一种妇孺都能辨别的低级谎言。
从中央派来大员的讲话中可以看出当时中央对信阳事件的看法。
1960年12月6日，河南省委召开常委会，王任重（中南局第二书记兼湖北省委第一书记）、徐子荣（公安部副部长）、王从吾（中央监委副书记）分别就信阳事件作了重要讲话。
王任重说：
这次中央开会，毛泽东主席两次谈了关于革命运动的问题。主席说，不仅社会主义革命没完成，民主革命也没有完成。“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还要继续搞革命。虽然上一次主席就提出信阳问题是敌我问题，但是认识不深刻。这次主席这么一讲，特别是同志们讲了情况以后，认识更深刻了。
听了主席的指示，到光山县看了以后，思想才明确了，确确实实县社都有敌我问题。
现在看来，目前我们认识上的主要危险是什么？是不是把人民内部矛盾错误地当成了敌我矛盾处理呢？不，显然不是这个问题。如果说我们认识上有错误，那就是对明明显显的敌我矛盾认识不足，对打着共产党员招牌的国民党实行资产阶级报复的本质没看清楚。
国民党残酷烧杀抢掠也不过如此。最有名的湖北红安在10年内战时期被敌人杀了10万人。全县48万人剩下38万，但那是10年搞的。比较起来，光山县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样残酷的情况如果说不是敌人搞的，那就不可理解了。
明明看着群众死亡，硬是扣着口粮不发，明明看到食堂停伙，也不准群众家里冒烟，不准群众挖野菜，不准群众出去逃荒，群众饿得走不动，连个拐棍也不让拄，对待人民不如牛马，任意打骂，一直打到死，连一点人性都没有，这不是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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