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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第1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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儆�13。22亿斤粮食存在库里。如果开仓放粮，仅动用这两个省的库存，800万信阳人，每人可以得到50多斤粮食，根本不会饿死人！国家千方百计的增加粮食库存，准备用于何处？为什么见死不救？真是令人不解。
更令人难以容忍的是，在农民大批饿死的时候，却大量出口粮食。按生产年度计，与1957年相比，1959年的粮食产量减少了2500万吨 ，而1959年的粮食出口却增加到415。75万吨，比1957年的209．26万吨多了一倍以上（见表20－4）。这一年，中国的粮食出口创历史最高纪录，达415。75万吨，这是“贸易粮”，每吨“贸易粮”相当于1。2吨原粮。415。75万吨贸易粮相当于500万吨原粮。留给农民的口粮都是原粮，其中大部分还是山芋（又称白薯、红薯、甘薯、红苕。由于本书引用各地档案资料，所以在各章中名称不一）。19591961年农村人均年消费粮食量为164公斤，1957年为204。5公斤。按1957年的标准算，500万吨原粮足够2450万人吃一年。大饥荒最为严重的1960年，还继续出口粮食272。04万吨。1959年几乎没有进口粮食，1960年也进口很少，直到大饥荒发生以后的第三年，才开始进口粮食及少量砂糖。而进口食品都是供应给城市。（见表20－5）
在这期间，不仅出口粮食，还出口了大量的油类、鲜蛋、肉类、水果等当时极为珍贵的食品。1959年4月19日，在中央召开的全国电话会议上，李先念讲了四个问题，其中之一就是“猪和蛋出口的问题”。当时农村已经饿殍遍地，没有饲料，猪长得又瘦又小，几十斤就收购走了。李先念说：“今年一季度2。6万吨猪的出口任务只完成一万零几十吨，这样不行。请各省委考虑，既要很好地说服，也要加一点命令。”李先念抱怨说：“猪出得很不好，出的不是猪而是狗猪。香港挖苦我们，把我们出口的猪烧掉了，说有瘟病，不然三四十斤为什么卖掉呢。捷克总理西罗基给周总理写信抗议，说：一是交不了货，二是交来的不敢在市场上出售，质量太次。”谈到蛋，李先念也抱怨出口任务完成得不好。他要求商业系统“来一个突击收购运动”，“要采取断然措施来解决出口问题”。
为了从农民嘴边挤出食品出口，在收购中出现了大规模的暴行。四川省壁山县狮子公社虎峰大队在1960年4月收购鸡和蛋时，不是按社员实有的鸡和可能生的蛋来摊派，而是按人头下指标，不管有鸡无鸡，不管鸡下不下蛋，不管是不是下蛋季节，将任务层层下达，社员完不成任务就要受到惩罚。谁家拿不出鸡蛋，食堂就不让谁吃饭。六队社员柯政国没有蛋上交，全家7口人被扣饭。他母亲到亲戚家借了6个鸡蛋上交了才解除扣饭。除了扣饭以外，完不成鸡蛋任务，还不准买盐、煤油、烟等日用必需品。有的供销社干部和生产队干部，为了完成鸡蛋征购任务，竟不经社员同意，到社员家强行捉鸡。捉鸡经常是深更半夜进行，弄得鸡飞狗叫，人心惶惶。
表194 1956－1965年间中国的食品出口
单位：活畜：万头，活禽：万只，红枣、香茹：吨，其他农产品：万吨，啤酒：万箱
种类 1956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粮食 265。12 209。26 288。34 415。75 272。04 135。50 103。09 149。01 182。08 241。65
花生油 3。85 1。93 2。86 4。24 2。66 0。62 0。42 0。81 0。98 1。19
花生仁 35。04 23。93 6。80 6。44 3。45 0。05 0。39 0。33 2。66 5。83
鲜蛋 2。13 3。08 3。84 1。34 1。31 1。11 2。08 2。99 3。19 3。76
活猪 54。46 50。70 79。14 71。87 78。75 37。92 81。79 130。19 164。67 171。86
冻猪肉 12。23 5。41 11。81 10。96 7。43 0。93 0。34 1。54 6。21 14。25
活牛 10。72 8。76 13。50 11。55 9。48 1。12 1。64 2。46 4。98 9。33
活家禽 838 1222 1455 612 824 492 659 1044 1658 2141
冻家禽 4525 5890 9569 4202 4755 3055 2175 2963 3860 4013
冻兔肉 221 802 650 926 643 2304 3620 2431 2680
水产品 4。49 5。78 8。85 8。62 9。46 4。23 4。60 5。94 9。25 12。00
苹果 4。76 6。67 9。24 10。11 10。75 4。99 6。35 6。02 7。53 8。06
桔柑 7。00 7。11 8。82 7。69 6。32 3。41 2。97 3。36 3。75 3。72
猪肉罐头 0。96 1。01 3。20 2。88 1。41 0。89 0。57 1。38 3。26 3。51
水果罐头 1。46 1。88 3。81 3。40 1。96 1。92 1。83 2。62 2。75 2。52
蔬菜罐头 0。32 0。69 1。28 1。30 0。62 0。63 0。81 1。06 1。15 1。08
啤酒 3。47 8。27 4。22 10。25 7。38 7。91 7。99 15。03 29。46 41。82
核桃 0。35 0。46 0。39 0。45 0。39 0。39 0。24 0。26 0。31 0。41
核桃仁 0。55 0。54 0。26 0。55 0。45 0。20 0。17 0。28 0。43 0。51
黑木耳 502 491 475 414 331 128 184 269 396 469
红枣 1266 1158 1186 1318 1147 875 994 806 1057 1393
香 菇 526 224 371 224 179 27 34 58 128 204
栗子 0。23 0。46 0。32 0。46 0。34 0。27 0。67 0。63 0。88 1。29
蜂蜜 0。39 0。17 0。41 0。44 0。45 0。22 0。26 0。40 0。75 1。29
资料来源：1981年《中国经济年鉴》Ⅷ－47到Ⅷ－50页，《中国经济年鉴》（1982年海外版）Ⅷ－47到48页，花生仁出口数比内地版多一些。
商业部党组提供的肉、蛋、水果等食品的出口数字是：1959年商业部系统供应出口的任务完成了303000万元，占出口计划的110。8％。比1958年供应出口实绩增长了28。9％，其中，猪肉供应出口23。3万吨，是建国以来出口最多的一年；冻牛羊肉2万吨，为出口计划的125％；鲜蛋出口5200多万斤，冰蛋出口6208吨；活家禽出口954万只，冻家禽出口7022吨。此外，还出口苹果10。2万吨，桔柑9。1万吨。
表195 1956－1965年间中国进口的食品数（万吨，原粮）
年份 1956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粮食合计 14。92 16。68 22。35 0。2 6。63 580。97 492。3 595。2 657。01 640。52
其中小麦 2。62 4。99 14。83 3。87 338。17 353。56 558。77 536。87 607。27
砂糖 17。61 11。93 20。91 2。6 23。38 118。66 99。56 49。69 59。88 70。79
资料来源：同表204。
从表204中可看到，1959年到1960年，在全国饿殍遍地的时候，中国出口了多少食品！这食品可以救出多少饥民！但是，当时的中国的领导人却没有想到饥民，想到的只是外汇和进口机器。为什么抛饥民于不顾而急于进口机器，是因为没有放弃大跃进的指导思想。
由于在政策调整中不能放弃“三面红旗”，所以在经济建设中，“大跃进”的思想始终存在。直到1960年，还保持着很高的经济指标。
1958年大炼钢铁全面搞乱国民经济以后，10月，在第七次全国计划会议上提出1959年“为生产3000万吨钢而奋斗”的口号。后来到武昌会议上定为2000万吨，对外公布1800万吨。以后看到不行，1959年三四月，在上海会议上降到1650万吨。年末实际完成1387万吨。1960年又提出了钢产量1800万吨的指标。到了经济严重困难的1960年，国家经委年初就提出“开门红、满堂红、月月红、红到底”的口号。七月份苏联撤走专家，为了反击“苏修”，咬着牙要“争气钢”，钢产量不是搞1800万吨，而是要搞2000万吨。除钢以外，1960年，由于反右倾的影响，其它工业生产的指标也是居高不下。固定资产投资最能表现国民经济的冷热程度。1960年，固定资产投资达416。58亿，不仅高于1959年，还比大跃进的1958年高出49％。在固定资产投资中，93％是基本建设投资。全国到处是基建工地。到1961年被迫下马，到处是半截子工程。
表196 大饥荒年代前后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单位：亿元
年份 1956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总计 160。84 151。23 279。06 368。02 416。58 156。06 87。26 116。66 165。89
基建投资 155。28 143。32 269。00 343。72 388。69 127。42 71。26 98。16 144。12
资料来源：1988年《中国经济年鉴》Ⅺ－73。
现在回过头来看，对挽回危局起重要作用的是自留地、自由市场和责任田。但这些是中共中央在很不情愿的情况下，做出的无奈的选择。而自留地、责任田中的大多数是农民背着政府做的，县以下干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中央和省级不知道搞责任田的面有这么广。从1958年过激政策退回去（所有制，高指标）是形势所迫，但对阻止形势进一步恶化起了作用。在这期间，中共中央所做的事就是反右倾。这场政治斗争，加剧了灾难。对中国共产党挽救危局如此无力，罗隆基有一段精辟的谈话：“他们知道出了毛病，但到现在还不知道毛病出在哪里，检查纠正没有触及到基本问题，订的措施没有抓住要点，只会把事情愈搞愈糟，毛病愈出愈多……。共产党讲唯物，实际上最唯心，说的是客观规律，实际上最不尊重客观规律。他们现在拿着1848年的资本论，解决1958年的问题。这是一个什么制度？平心而论，我要对人类负责，就不能同意这个制度。”罗说：“物资供应如此紧张，不是一时的，而是永久的，是社会制度造成的。”这段话本来是罗隆基在私下说的，后来被人打小报告送到毛泽东手里。毛泽东把它当作反动言论。1959年7月19日，毛泽东批给庐山会议的参加者，作为反面教材。罗隆基还说：“目前物资供应如此紧张，是古今中外所没有过的大乱子。依我看，1956年就把事情搞坏了，私营工商业改造有毛病，大工厂只能解决大问题，日常生活问题要靠小工厂来解决，现在只见其大而不见其小。私营工商业改造以后，又来了个反右，反右以后又接着搞政治挂帅、大跃进、人民公社。”
半个世纪以后，人们才知道，罗隆基的这些“反动言论”，是远见卓识的金石之言。
第二十一章 庐山之变
1959年的庐山会议，从7月2日到8月16日，一共开了46天。8月2日以前为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8月2日至16日为八届八中全会。
如果没有庐山会议，按照1959年上半年纠偏的势头，1959年下半年就可能消除1958年造成的大混乱，饥荒就可能止于1959年。如果是这样，饿死人数只有已经发生的人数的30％，即可以减少70％的死亡。按照各省官方公布的人口数据计算，如果没有庐山会议，非正常死亡人数只有665万人， 可以少饿死1467万人（见本书“大饥荒期间中国的人口损失”一章）。
庐山会议，不仅使1959年春天的一切纠错措施刹车，还使1958年的那种错误政策更加严重泛滥，从而使大饥荒加剧并延长到三四年之久。
庐山会议是极权制度的产物，不仅维护了极权制度，而且强化了极权制度。
一、神仙会暗藏杀机
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以后，大跃进狂潮席卷全国，造成了全局性的混乱。为了挽回危局，从1958年11月到1959年6月，8个月时间内，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纠正措施。
按照这一段时间的政策逻辑，庐山会议应当是在这些纠偏政策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调整。到了1959年六、七月，大跃进的高温已经下降，领导人们也冷静下来了。他们需要总结这一段时间的经验教训，安排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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