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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第1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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偈敝醒胝尉殖Ｎ�1933年进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任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在长征到达遵义时，他支持毛泽东，参与促成遵义会议的召开。随后，他代替博古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他的总书记职务一直担任到1943年，不过，后几年由于毛泽东专权，他的总书记只是名义而已。在延安期间，他同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是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先后任驻苏联大使和外交部第一副部长，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麦克法夸尔认为，张闻天是在庐山会议上批评“三面红旗”的主要策划者，而彭是配角。 就这个问题我专门问过庐山会议的参加者李锐（时任毛泽东的秘书）和姚力文（时任刘少奇的秘书），他们都认为麦克法夸尔这个说法只是他个人猜想，与事实不符。
张闻天对“三面红旗”有一整套看法，他是一位有深厚理论功底的革命家，也是一名经济学家。他在3个小时的发言中，张闻天讲了13个问题：1，大跃进的成绩；2，缺点；3，缺点的后果；4，对缺点的估计；5，产生缺点的原因；6，主观主义和片面性，7，政治和经济；8，三种所有制关系；9，民主和集中；10，缺点讲透很必要；11，光明前途问题；12，关于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13，成绩和缺点的关系。发言对大跃进以来暴露的严重问题及其后果作了系统的分析，全面，深刻，明快，尖锐，针对性强，几乎毫无顾忌。他强调，对产生问题的原因“不能满足于说缺乏经验，而应当从思想方法和作风上去探讨”，领导经济“光靠政治挂帅不行，还要根据客观规律办事”。他认为1958年以来出现的这些问题关键在于健全党内民主生活。他说：“主席常说，要敢提不同意见，要舍得一身剐，不怕杀头，等等。这是对的。但是，光要求不怕杀头还不行，人总是怕杀头的，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杀头还要遗臭万年。所以问题的另一面是领导上要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便于下面敢于发表意见，形成生动、活泼、自由的局面。”发言最后才提到彭德怀的信。他认为信的中心内容是希望总结经验，本意是好的。彭信中受批评最多之处就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句话，就是支持彭这封信的人，也认为这句话不妥当。张闻天却说：“这个问题不说可能更好一点，说了也可以，究竟怎么样，可以考虑。但是，‘共产风’恐怕也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
张闻天发言当天晚饭后，他见到彭德怀说，我今天讲了三个钟头，支持了你。彭德怀把张闻天的发言提纲要去，让参谋读了一遍。后告张“你讲得很全面。”
在批判张闻天的时候，有人说他的这个发言对彭德怀的信“作了全面、系统的发挥”，是“进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反党纲领。”有人对他的这个发言作了精心统计：全文9000多字，讲成绩的只270多个字。用了39个“但”字，只有一个好“但”，其余都是坏“但”。
张闻天当时是外交部副部长。他是6月30日离京赴庐山参加会议的。乘同一车厢的有彭德怀、贺龙、康生等。上庐山后，住东谷河东路177号，同彭德怀住的河东路176号是近邻。7月2日到16日，张闻天被编在华北组。他在小组发言说：大跃进给外交部门的工作造成被动，我们的驻外使节很不好讲话。会议初期，阅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他对身边的秘书说：小高炉炼钢是无效劳动，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按劳分配原则不能破坏等看法。还说，现在是骄傲了，就像当年斯大林说的胜利冲昏头脑。7月12日，他同彭德怀交谈时说：会议开了十多天，只能讲好，不能讲坏，有压力。彭说：我们西北组也是这样。张说：毛泽东同志很英明，整人也很厉害，同斯大林晚年一样。毛泽东同志从中国历史中学了不少好的东西，但是也学了些旧中国统治阶级的权术。要防止斯大林后期的错误。 7月上、中旬，彭、张二人在饭前饭后还有若干交谈。其中曾讲，政治局会议很少讨论，一般只做个大报告，实际是空的。 7月14日，彭德怀给毛的信送出。此前张散步到彭处，得悉彭将写信，对彭所说的写信是希望把问题摊开、搞得深些表示赞成。彭要张看信，张不看。彭念给张听，张没听完就走了。
7月17－8月1日，张闻天被编入第二组（华东组）。7月18日，张准备在小组会上发言，开始准备发言提纲。
7月19日，张闻天出席小组会议后，路上被田家英邀去小坐，同时相遇的还有周小舟、陈伯达、胡乔木、吴冷西、李锐。交谈中大家都感到有压力，认为应当肯定成绩之后，缺点也可以讲。胡乔木说：主席也是主张讲一讲缺点的。同日，在田家英处吃饭后，邀周小舟到住处交谈。
7月下旬某一天，张闻天约戎子和到住处闲谈。得知国家给土铁生产补贴了40亿元时说：问题主要还不在于这40亿，而在于9000万人上山对农业生产造成的影响。
7月20日前后在准备发言过程中，张闻天接田家英电话，田劝说，如果发言，有些问题别讲了，透露“上面”有不同看法。通话后张闻天对秘书说：“不去管他！”接着继续准备提纲。后来又接胡乔木电话，说毛要向彭开火，劝张少说。同时秘书也感到发言与会上对彭批评的气氛不合，担心会挨批评。但张不顾一切要讲。
李锐认为，“使毛泽东作23日讲话的原因很多，张闻天这个长篇尖锐的发言，可能是最后的一副催化剂。”
1959年3月30日，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的报告中谈到：“据榆次市、太谷县的材料，五级干部会议经过三天的鸣放，有观潮派、算账派的言论甚至反动言论的人占10％左右。估计其中相当一部分人的言论是属于发牢骚的性质。”毛注：“牢骚也吧，反动言论也吧，放出来就好。牢骚是一定要让人发的，当然发者无罪。反动言论，放出以后，他们立刻就会感到孤立，他们自己会作批判。不批判也不要紧，群众的眼睛里已经照下了他们的尊容，跑不掉了，故也可以实行言者无罪。现在是1959年，不是1957年了。”
在上海会议上，4月5日，毛泽东在讲话中抱怨他的下属“不大批评我的缺点”，提倡海瑞精神。他说：
海瑞写给皇帝的那封信，那么尖锐，非常不客气。海瑞比包文正公不知道高明多少。我们的同志那有海瑞那样勇敢。我把《明史．海瑞传》送给彭德怀看了。同时也劝你（指周恩来）看，你看了没有？（周恩来答：看了）
彭德怀的这封信和海瑞给皇帝的信相比，要客气得多了。劝彭德怀学海瑞的毛泽东，是怎对待彭德怀这封信的呢？怎样对待张闻天等人的批评呢？
7月22日，毛泽东找几个人谈话。柯庆施、李井泉对纠左不满。柯庆施说：现在很需要毛主席出来讲话，顶住这股风，不然队伍就散了。他认为，彭德怀的信是对着总路线，对着毛主席的。当天晚上，毛主席同刘少奇、周恩来商量准备第二天开大会。
7月23日早晨，通知大家开会，听主席讲话。毛泽东讲话的内容事前没有跟常委讨论，常委们也和大家一样，也是早晨得到通知，事先也不知道讲话什么。
毛泽东在讲话中一开头就说他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
毛泽东在讲话中说，这次会上“有两种倾向，一种是触不得，大有一触即跳之势。”这大概是指紧跟他的京官和省委书记。“我跟这些同志谈过，劝过他们，要听坏话，好话、坏话，两种话都要听嘛。”他讲的另一种倾向是：“现在党内党外夹攻我们……集中表现在江西省委党校的反应，各地都有。”“所有右派言论都印出来了，龙云、陈铭枢、罗隆基、章伯钧为代表。”“例如广东军区的材料，有那么一批人，对形势也认为一塌糊涂。”他说：“越讲得一塌蹋糊涂越好，越要听。‘硬着头皮顶住’……神州不会下沉，天不会塌下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做了一些好事，腰杆子硬。”“为什么不硬？无非是一个时期猪肉少了，头发卡子少了，又没有肥皂，叫做比例有所失调，工业农业商业交通都紧张，搞得人心紧张。我看没有什么紧张的。”
会上发给与会者的江西党校、广东军区等材料，以及龙云、陈铭枢、罗隆基、章伯钧等人的言论上，本来没有加按语，有人还以为是批“左”的材料，毛泽东现在明确列为反面教材。接着，他针对彭德怀的信中说干部脱离群众和“小资产阶级狂热”的批评说：“说我们脱离了群众，我看是暂时的，就是两三个月，春节前后群众还是拥护我们的，现在群众和我们结合得很好。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点，不那么多。”“就是太穷了，想早点搞共产主义。现在听说这些地方搞共产主义，那还不去看看。对这种热情如何看法？总不能说全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吧。我看不能那样说。有一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确是狂热。无非是想多一点、快一点。”“这些干部率领几亿人民……要办公社，办食堂，搞大协作，大规模耕作，非常积极。他们要搞，你能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
他讲到共产风、讲到一平调，他说：“用了一个多月时间，今年三四月间，就把风压下去了，该退的退，社与队的账算清楚了，队跟群众的账有些地方也算清楚了，未算清的再继续算。”
他为颳共产风的干部和自己开脱，并且表明“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的态度，他说：“他们（指括共产风的干部－作者注）不晓得作了多少次检查了，从去年11月郑州会议以来，大作特作，六级会议、五级会议都要检讨……我们作过多次检讨，难道就没有听到？”（批评大跃进的意见）“无非是讲得一塌糊涂，骂祖宗三代……我少年时代、青年时代，也是听到坏话就一股火气。我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这个原则，现在也不放弃。现在学会了听，硬着头皮顶住。”
接着，毛泽东指出：“我劝另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的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据我观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动摇的。”“有些人在关键时是动摇的，在历史的大风大浪中不坚定。”“如果现在要讲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反过来讲，那时的反冒进，就是一种资产阶级的什么性？狂热？资产阶级它不狂热，是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切切的泄气性、悲观性了。”
讲到反冒进，他话锋直指彭德怀，说：“虽然彭德怀“不讲反冒进， 可是有反冒进的味道，比如‘有失有得’，‘失’放在前面，这都是仔细斟酌了的。如果要戴高帽子，这回是资产阶级动摇性，或降一等，是小资产阶级动摇性，是右的性质，往往是受资产阶级影响，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压力之下，右起来的。”“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就另外组织解放军。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
他告诫那些批评大跃进的人说：“这些同志现在据我看，他们还不是右派，是中间派，也不是左派。我所讲的左派，是不加引号的左派，是真正的左派，马克思主义者。……他们重复了1956年下半年、1957年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的道路，他们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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