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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第1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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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八届八中全会开始以后，对彭德怀的斗争进入了紧张阶段，晚会都停止了。小组并成大组，共分成三个大组，李井泉大组对彭德怀，张德生大组对黄克诚，柯庆施大组对张闻天、周小舟。大组会采取批评质问的方法，十分尖锐。 在这些批判会上，进一步围剿“军事俱乐部”和追查周小舟说过的“斯大林晚年”问题。围剿之烈，追逼之严，气氛之紧张，不亚于文化大革命中的批斗会。在接连不断地追逼下，彭德怀说：“说我是野心家，想把毛泽东赶下台，你们愿意听，可我不能那么讲。”有人指责他态度不好，彭德怀说：“我没有辩护律师，你们像法庭审判。”
8月10日，毛泽东对《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恺帆下令解散无为县食堂报告》作批示，也同时印发给全会。毛泽东说彭德怀等：“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意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在党内组织派别，散布他们的影响，涣散无产阶级先锋队，另立他们机会主义的党。”“高岗集团的漏网残余，现在又在兴风作浪，迫不及待，急于发难。”
为了给批判彭德怀等提供理论武器，并不是理论家、也不从事理论工作的的刘澜涛（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主动组织人编写了《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的马、恩、列、斯、毛语录，毛泽东收到后如获至宝，8月15日和8月16日，接连写了两个长篇批示。15日的批示说：“共产党内的分裂派，右得无可再右的那些朋友们……你们是不愿意听我的话的，我已经到了‘斯大林晚年’，又是‘专断横行’，不给你们‘自由’、‘民主’，又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又是‘错误一定要错到底才知道转弯，一转弯就是一百八十度’，‘骗’了你们，把你们‘当作大鱼钓出来’，而且‘有些像铁托’，所有的人在我面前都不能讲话了，只有你们的领袖才有讲话的资格，简直黑暗极了，似乎只有你们出来才能收拾时局似的，如此等等，这是你们的连珠炮，把个庐山几乎轰掉了一半。”16日的批示说：“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几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
毛泽东的这些批示，对当时国际国内形势作出了错误的估计，不仅使得八届八中全会上对所谓“右倾反党集团”的批判斗争一步步升级，还为会后的全国的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提供了错误的指导思想。
8月16日，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等文件。
《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一开始就给他们定了性：“以彭德怀同志为首，包括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在庐山发动了“反对党的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的猖狂进攻”，而“来自党内特别是来自党中央内部的进攻，显然比来自党外的进攻更危险”，因此，“坚持粉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活动，不但对于保卫党的总路线是完全必要的，而且对于保卫党的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领导、保卫党的团结、保卫党和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都是完全必要的”。
《决议》说，彭德怀的信和发言“是代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的纲领”，特别指出他是“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举行猖狂进攻”，使“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受到某种威胁，这就是要害所在。《决议》宣称：“八届八中全会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包括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所承认和他们的同谋者、追随者所揭发的事实，证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在庐山会议期间和庐山会议以前的活动，是有目的、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而且，“这一活动是高饶反党联盟事件的继续和发展”。
《决议》中还有这样一段彭、高反党异同论：“高岗在手法上是伪装拥护毛泽东同志，集中反对刘少奇同志和周恩来同志；而彭德怀同志却直接反对毛泽东同志，同时也反对中央政治局常委其他同志，同政治局的绝大多数相对立。”你看他，连伪装都不要了，直接反对毛泽东同志，只能说彭德怀比高岗更加疯狂，所以叫做猖狂进攻，不过也还是有伪装的：“由于他的一套伪装爽直、伪装朴素的手法，他的活动是能够迷惑一些人并且已经迷惑了一些人的。”因此，《决议》向全党提出了“揭露这个伪君子、野心家、阴谋家的真面目”的任务。
为了揭露，《决议》清算了彭德怀的历史老帐：“立三路线时期、第一次王明路线时期、第二次王明路线时期、高饶反党联盟事件时期，他都曾经站在错误路线方面而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他们“本质上是在民主革命中参加我们党的一部分资产阶级革命家的代表”。
他们为什么要在此时此地发难，猖狂进攻呢？《决议》对此作出了分析，这些分析今天看来特别值得回味：“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的胜利，显然注定了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的最后灭亡。在这样的条件下，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高岗集团残余和其他形形色色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就迫不及待，利用他们认为‘有利’的时机兴风作浪，出来反对党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反对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不是因为毛泽东决策重大失误导致的严重后果引起彭德怀等人的意见，而是总路线等等的胜利使面临灭亡威胁的剥削者蠢动的。
这个所谓的“反党集团”成员，除了“彭黄张周”以外，还有李锐。因为李锐不是中央委员，级别不够，所以没有提他的名字，但对他的处分很重：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出党，下放劳动。
庐山会议加剧了1958年以来的错误政策，把已经深陷困难的中国推向更深的灾难。同时，还更加强化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强化了他个人独裁。为几年以后的文化大革命埋下了伏笔。
六、反右倾烈火烧神州
庐山会议还没有结束，中共中央就下达文件，指出“现在右倾思想，已经成为工作中的主要危险。”要求“各级党组织，必须抓紧八九两个月，坚决反对右倾思想”。
庐山会议毛泽东大获全胜，他已经狂热到变态的程度。这种变态在他给《诗刊》主编、副主编臧克家、徐迟的信中充分反映出来。1959年9月1日，毛泽东将他上山前和刚上山时写的《到韶山》、《登庐山》两首七律寄给臧克家、徐迟，同时在附信中写道：
近日右倾机会主义猖狂进攻，说人民事业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全世界反华反共分子及我国无产阶级内部，党的内部，过去混进来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投机分子，他们里应外合，一起猖狂进攻，好家伙，简直要把个昆仑山脉推下去了。同志，且慢。国内挂着“共产主义”招牌的一小撮机会主义分子，不过是捡起几片鸡毛蒜皮，当作旗帜，向着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举行攻击，真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了。全世界反动派从去年起，咒骂我们，狗血喷头。照我看，好得很。六亿五千万伟大人民的伟大事业，不被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大骂而特骂，那就是不可理解的了。他们越骂得凶，我越高兴。让他们骂上半个世纪吧。那时再看，究竟谁败谁胜？我这两首诗，也是答复那些王八蛋的。
毛泽东认为大批农民饥饿而死只不过是几片“鸡毛蒜皮”，骂为农民说话的人是“王八蛋”。这种思想由各级党组织贯彻下去，为反右倾的运动添柴加火，也为1958年以来的错误作法推波助澜。一时，全国所有的报刊，各级党委和政府的会议，都围绕批判右倾思想这个中心。各种报刊保卫“三面红旗”的调门也越来越高。全国各地都有大批的人受到批判和斗争。被批判斗争的人，有的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有的定为“严重右倾”。
什么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党委提出的六条标准，这六条标准经中共中央转发，成为全国的统一标准：1，公开散布系统性右倾言论，从多方面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2，积极支持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纲领，公开为反党集团辩护，攻击党中央和毛主席的；3，组织宗派集团，夸大、歪曲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中的缺点，反党反中央的；4，对党中央规定的重大方针政策和业务方针拒不执行，同党闹独立性，或者采取其它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手段，以阻挠总路线的贯彻执行的；5，历史上多次犯错误，屡教不改，对党心怀不满，1958年以来又借批评大跃进中的缺点为名，猖狂向党进行攻击的；6，在革命斗争中，在党的路线、政策问题上，一贯严重右倾，1958年以来，有严重的右倾言论和行动，在学习八届八中全会文件以后，仍然保持错误贯观点，不主动检讨的。
上述6条，只要有其中一条，又不检讨、不悔改的，可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在军队系统，中共中央批准了总政治部提出的四条标准：一是公开散布系统性的右倾言论，从多方面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二是积极支持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纲领，公开为反党集团辩护，攻击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三是历史上多次犯错误，屡教不改，对党心怀不满，这次又借批评大跃进中的缺点为名，猖狂向党进攻的；四是执行党的路线、政策一贯严重右倾，1958年大跃进以来又有严重的右倾言论和行动，而在学习八届八中全会文件后仍然执迷不悟，不主动作深刻检讨的。凡是犯有上列情况之一的，不检讨，不悔改的，可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军队的反右倾标准定在地方干部之前。地方标准是在军队标准的基础上制定的。
中央和国家机关的反右倾斗争为全国做出榜样。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党委，从1959年8月中旬到1960年1月中旬，被列为重点批判对象的共有1900人，占两个党委党员总数的3％（其中司局级以上有287人，占同级党员干部的9．3％）；被列为重点帮助对象的共有2714人，占这两个党委党员总数的4．4％。重点批判和重点帮助的共占党员总数的7．5％。经过揭发和批判，这两个党委给224人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其中司局级干部61人。此外，在这次运动中，还揭发出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和其它坏分子90多人。
9月初，各地反右倾的战况汇报到中共中央。1959年9月8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一些省市区所揭发的一部分高级干部的右倾思想、右倾活动的材料，以推动运动时一步深入。9月初的情况如下。
甘肃。揪出了省委书记霍维德、省委委员贺健山（农业厅长）、省委委员雷恩钧（省监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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