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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 156。06 127。42
1962 87。28 71。26
1963 116。66 98。16
1964 165。89 144。12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4》，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年，第301页。
为了筹集基本建设投资，就扩大国民收入的积累率。国民收入即全社会创造的财富，一部分用于当年消费，一部分用于积累，积累主要用于工业建设，以图进一步发展。积累过多，消费必然减少，群众生活水平必然下降。这就是所谓“勒紧裤腰带搞建设”。如果真正有效果，“勒”几年也是可以的，但事与愿违。1958年到1961年的国民收入中，用于积累的部分共占39。1％，积累率大大超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24。2％。高积累、高投入，却是低效果。每百元积累增加的国民收入，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平均35元，而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仅有1元。　
“大上快上”工业，就必须大量进口机器设备。要进口设备，就得增加出口，换回外汇。而当时出口的主要是农副产品（主要是食品），1959年和1960年出口商品中，农副产品和农副产品加工品占出口商品总额的比重，1959年为76。3％，1960年为73。3％。见表244。出口商品都从农民口边挤出来的。
表234大饥荒年代中国的外贸进出口情况
年份 出口额（人民币，亿元） 进口额（人民币，亿元） 出口商品额构成（以出口总额为100） 进口商品额构成（以进口总额为100）
工矿产品 农副产品加工品 农副产品 生产资料 生活资料
1956 55。7 53。0 26。1 31。3 42。6 91。5 8。5
1957 54。5 50。0 28。4 31。5 40。0 92。0 8。0
1958 67。1 61。7 27。5 37。0 35。5 93。1 6。9
1959 78。1 71。2 23。7 38。7 37。6 95。1 4。3
1960 63。3 65。2 26。7 42。3 31。0 95。4 4。6
1961 47。8 43。0 33。4 45。9 20。7 61。9 38。1
1962 47。7 33。8 34。7 45。9 19。4 55。2 44。8
1963 50。0 35。7 32。9 42。9 24。2 56。0 44。0
1964 55。4 42。1 32。9 39。1 28。0 55。5 44。5
1965 63。1 55。3 30。9 36。0 33。1 66。5 33。5
1966 66。0 61。1 26。6 37。5 35。9 72。2 27。8
资料来源：《中国经济年鉴》，1981年，Ⅷ－32，经济管理出版社，第33页。
“大上快上”工业，不仅基本建设项目大增，城镇人口也急剧增加。1958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各地的招工计划经省、市确定后即可执行，不必经中央批准。招工权力下放以后，各地放手大招工，有的甚至在车站设立招工点。职工人数从1957年的3101万人，增加到1960年的5969万人，三年增加2868万人，增长92。2％。与此相应的是城镇人口增加。1957年，城镇人口总数为9949万人，以后连续三年猛增。1958年为10721万人，1959年为12371万人，1960年达13073万人。三年共增加3124万人，增长31。4％。　其中从农村迁入城镇的大约有2218万人。　城镇人口急剧增加，吃商品粮的人口大幅度上升，粮食征购指标不得不提高，加剧了农村的饥荒。
在人们的印象中，认为大庆油田是在大饥荒年代开发出来的，认为这是工业大跃进的亮点。实际上，大庆油田的地质勘探始于1954年初，经过几年艰辛的努力，于1959年9月国庆10周年前夕射孔试油成功。大庆油田并不是大跃进的成果。
四、全面跃进，全面紧张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市场不能起配置资源的作用，为了保证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完全靠宏观经济领导部门对国民经济进行综合平衡：积累与消费的平衡，供给与需求的平衡，工业与农业的平衡，重工业与轻工业平衡，相关产业间的平衡，等等，如果这些方面失去了平衡，就是比例失调。这样，有的部门生产能力闲置，有的部门生产能力不足，就会造成严重的浪费。此外还有物资平衡，财政平衡，外汇平衡等，这些也是保证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
但是，在大跃进期间，由于按主观意志行事，搞乱了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相互关系，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由于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这些失调又不能靠市场配置资源去自动地平衡，就带来了极其恶劣的后果。
财政金融全面困难。从1958年到1960年，财政收入年年增加，1960年的财政收入竟比1957年增长了84％，当年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达到47％，大大突破了中国财政收入一向只占国民收入30％多一点的比例。这表明国家财政集中了过多的社会财富。国家财政集中得过多，其资金又主要用于基本建设，就挤了人民的消费。基本建设投资效益又很差，就直接损害了人民的利益。财政集中过多的情况是不可能持久的，加上在财政收入中还有不少虚假部分，因此，财政收入很快锐减。在1960年81。8亿的赤字的基础上，1961年财政收入比1960年减少37。8％，1962年又减少11。9％。财政的虚假收入，银行的虚假存款，掩盖了财政赤字。据有关部门事后估计，大跃进造成的财政赤字，大约180亿元。　在市场经济国家，民间财富大于国家财富，这个赤字不算大；但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这个赤字已经相当危险。何况当时的财政总收入才300多亿元，180亿元的赤字，占财政收入的比重是相当大的。
财政不平衡，只能靠多印票子来解决。1961年，全国市场货币流通量比1957年增加了一倍多，但是，同期的工农业总产值只增长14。7％。货币流通量大大超过了商品流通的需要。社会购买力同商品可供量的差额，1960年达74。8亿元，1961年仍有26。9亿元。　每一货币流通量拥有的商品库存量（包括一部分没有用的质次价高的在内）由1957年的5。2元降到1961年的4。1元。　1962年2月26日，陈云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说：“钞票发得太多，通货膨胀。现在的通货膨胀，虽然根本不同于国民党垮台前那种恶性通货膨胀，但是，毫无疑义，也是一种通货膨胀……这几年挖了商业库存，涨了物价，动用了很大一部分黄金、白银和外汇储备，在对外贸易上还欠了债，并且多发了六七十亿元票子来弥补财政赤字，这些，都是通货膨胀的表现。　
表235大饥荒年间的财政状况（亿元）
年　份 财政收入 财政支出 收支差额
1957年 310。2 304。2 ＋6。0
1958年 387。6 09。4 －21。8
1959年 487。1 552。9 －65。6
1960年 572。3 654。1 －81。8
1961年 356。1 367。0 －10。9
1962年 313。6 305。0 ＋8。3
1963年 342。3 339。6 ＋2。7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4》，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年，第417页。
商品供应全面紧张。自1958年以来，市场上商品短缺现象逐渐严重，从吃的、穿的到一切日用品都严重供不应求。1960年商品短缺状况进一步加剧，不得不在全国范围内减少粮食、棉布、食油的定量标准。1961年商品供应紧张的情况更为严重，食盐、火柴、锅、碗、盆、筷之类日常用品都买不到。但是，商业部门的商品库存总额却增加35％，其中，日用品库存总额增加近70％。这些库存商品都是质次价高、不适销、不对路的冷背残次品，其中很大一部分在以后的清仓中报废了。　这是盲目追求高速度的结果。货币流通过多，商品供应不足，应当物价上涨。但中国的物价受到行政管制，对占人民生活开支的60％的生活必需品，国家不让涨价，它们是列入国家控制的18类商品。但越管制，商品越不足。不过，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供应的平价消费品还是涨了15％，为了回笼货币，还开放了一些高价商品。1962年一度放开了集市贸易，集市贸易价格大幅度上涨，比计划内的价格高出很多。详见表246。有人分析，计划内商品涨价、高价商品的影响、集市贸易价格的带动三项因素加在一起，整个价格上涨了30％，有的地区上涨了40％。　
表236　　四川省简阳国家牌价与自由市场价对比表（1962年3月）　　单位：元/斤
品名 国家牌价 自由市价
大米 0。093 0。93
菜油 0。67 8～10
红苕 0。015 0。15
胡萝卜 0。05 0。20
棕片 0。21 1。10～1。20
莲花白菜 0。08 0。20～0。30
白布 0。28 3。00～3。20
猪肉 0。67 8。00～8。50
水牛肉 0。46 5。00～5。50
鲫鱼 0。47 4。80～5。00
鸡蛋 0。64 7。50～8。00
　资料来源：惠文：《困难时期农村整社纪实》，“大饥荒网站”。
职工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除了粮食定量减少以外，副食品供应也大幅度减少：食用油减少47。6％，猪肉减少80。6％，有些副食品连定量供应也不能保证。以当时生活水平最高的八大城市（北京、天津、上海、沈阳、武汉、广州、重庆、西安）1961年居民消费水平为例，全年每人消费猪牛羊肉：重庆最高，每人5斤，上海3。6斤，北京、武汉2斤，天津、广州1。7斤，西安1。3斤，沈阳0。6斤。全年每人消费鸡蛋：天津、广州、沈阳无货供应，其它城市平均每人每年不到半斤。全年每人消费食糖：广州最高，为12斤，上海、北京3。5斤，重庆2。8斤，天津、武汉、沈阳1。3－1。8斤，西安不到7两。　职工工资也下降。1961年，国有制单位职工的年工资平均为537元，比1957年下降低15。7％；如果扣除物价因素，比1957年下降28。7％。根据全国大、中、小13个城市、526户职工家庭收支情况调查，1961年上半年，职工家庭每人平均货币收入为17。07元，扣除物价因素，每人平均实际收入只有15。53元，比1957年减少了1。87元。　
由于商品供应全面紧张，商品“走后门”的情况十分严重。如果没有私人关系，就是手持国家发的供应票证也买不到东西。有了私人关系，就可以买到超过票证供应量的商品，商品的质量也比正常渠道买的要好。能够“走后门”的主要是干部。当然，一些掌握商品供应人员的亲戚朋友也会沾光。“走后门”卖出的商品有时比正常供应的商品还要多。河北省唐山市节日的副食品供应量，“走后门”卖出去的比实有人数定量供应量多10％。在商品供应本来十分紧张的情况下，“走后门”猖獗，普通百姓更买不到东西了。所以，群众对商品走后门的情况非常愤慨。1961年，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召开了反对商品“走后门”的专门会议，中共中央在这个会议的《关于反对商品“走后门”会议情况的报告》报告上批示：“在全民所制企业中反对商品‘走后门’的斗争，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两条道路的斗争，是阶级斗争在经济战线上的反映”。到1962年3月底，在27个省市自治区中（不包括西藏），有21个开展了反对商品“走后门”的群众运动，有3个省进行反对商品“走后门”的教育，有3个省把反对商品“走后门”作为整风运动或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内容之一。1962年4月16日，国务院财贸办和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联合向中共中央上报了《关于反对商品走后门运动情况报告》，　这个报告在肯定运动成绩的同时，指出“有些地方只反下，不反上，下反上走，边反边走，有些不合理的‘内部供应办法’还没有取消。”　实际上，只要商品供应紧，只要权力至上，走后门的现象不可能停止。
四、被迫调整，一步三折
面对国民经济的困境，在1960年7月召开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不得不年提出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所谓调整，实际就是从前两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