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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夺权”。在一两个月时间内，，贵州的大批干部有的停职，革职，有的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有的甚至逮捕，关进监牢”。　
这大概就是毛泽东在1966年8月5日《我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中说的“1964的形左实右”的来由。
但是，从王光美35年以后的著文说，这些不全是刘少奇的错，毛泽东也脱不了干系。1963年11月，王光美按照刘少奇的意见，到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蹲点五个月。王光美每回京一次都向毛泽东汇报一次，毛不止一次地提示：“根子在上边。”王光美并不理解这句话的含义。7月5日，王光美向河北省委口头汇报了“四清”工作的情况，整理出来后即《桃园经验》。毛泽东看了《桃园经验》很欣赏，将这份报告批转全国，以示推广，并让王光美到处作报告，还让刘少奇根据桃园经验修改《前十条》。　
王光美在书里只讲毛泽东很欣赏《桃园经验》，并由毛批转全国，这也不完全符合事实。首先是刘少奇很欣赏《桃园经验》。1963年8月19日，刘少奇亲自致信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信中说：“王光美同志的这个报告，陈伯达同志极力主张发给各地党委和所有工作队的同志们。王光美在河北省委的记录稿上修改了两次，我也看了并修改一次，现在中央拟了一个批语，请中央审阅，如果中央同意，请中央发出。”由于是推荐自己夫人的报告，刘少奇这封信先是抬出“陈伯达同志极力主张”，后面又不伦不类地一连用四个“中央”，看来措辞很艰难。毛泽东8月27日作了批示：“此件先印发到会各同志讨论一下，如果大家同意，再发到全国去。我是同意陈伯达和少奇同志意见的。”　　
刘少奇对农村阶级斗争形势作出过于严重的估计，是符合毛泽东当时的看法的。1960年12月，毛泽东就认为大规模地饿死人的地方“民主革命不彻底”，即“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没有肃清。正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造成了农民大量死亡。解决的办法就是“民主革命补课”，即进一步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河南省委和信阳地委根据这个精神积极行动。1960年12月22日，信阳地委就送上报告。报告说“民主革命补课的群众运动高潮已经出现”。报告介绍了“民主革命补课”的做法：“像土改一样大搞整风运动。这既是民主革命补课，又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采取革命的方法，坚持阶级路线和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夺取领导权。”“组织社员代表会，一切权力归代表会，充分发挥代表会的作用。”“组织处理要坚持初步处理和最后处理‘两步走’的做法，贯彻执行狠、准、稳的方针。”“建立与健全‘司令部’，组织强大的整风队伍。”“把整风运动和生产救灾、生活安排密切结合起来。”1960年12月31日，毛泽东批示：“这是一个好文件，全国三类社都应照此执行”。　从信阳地委的报告看，信阳等地的“民主革命补课”，和后来四清运动差不多。
中共中央把人民公社分为三类，问题最严重的为三类。三类社有多少？毛泽东有时说有20％　，但更多的时候说“有三分之一”。　毛泽东在1960年就有这种“三分之一”的判断。1960年11月15日，他在一个报告上批示：“在讲大好形势、学习政策的过程中，要有一段时间大讲三分之一的地区的不好形势，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破坏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　他要通过“民主革命补课”的办法把权力从“国民党残余”的手中夺过来。
从1960年到1961年，针对农村干部中出现的问题，全国各省都召开“六级干部会”，农村大搞“整风整社”。通过这种政治运动的方式，对1958年以来的“五风”进行清算。1960年3月23日和30日，中央先后发出《关于山东六级干部大会情况的批示》、《关于反对官僚主义指示》以后，全国已有一部分地区在农村中初步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　“三反”运动所展开的斗争，正是两条道路的斗争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1960年5月21日，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提供的广东“三反”经验将打击矛头针对社队基层干部，其主题与方法和几年后的“四清”运动极为相似：运动的对象是农村基层干部；运动的重点是清理账目、干部退赔；斗争的指导思想是以党的阶级路线来开展“三反”，即清除出身地富的“成份不好”的干部，等。陶铸的报告获得毛泽东赏识，1960年6月14日，毛在批示中说“广东省委提出的问题和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办法是正确的，可供各地参考”。　
1960年12月24日－1961年1月13日的中央工作会议，着重讨论了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纠正“五风”问题。在这个会议上，毛泽东把农村干部分为六类：第一类，五类分子，地主阶级复辟的，就是反革命；第二类，本来是好的，变坏了，被人家拉过去了，也是反革命；第三类，死官僚主义分子，死也不改，共产风一直在刮，党的话不听，不能说是我们的人，是敌人；第四类，头脑不清，是糊涂人；第五类，知道一些，不甚清楚；第六类，头脑清楚，事情办得好。毛泽东说，前三类属于敌我矛盾，后三类是好人。对于前三类，一定要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　
六级干部会和“整风整社”中清算出来的问题是骇人听闻的。本书有关一些省的章节中记述了不少骇人听闻的事实。但是，有一个问题无法回答：为什么农村干部这么肆无忌惮地摧残农民？这本来应当从极权制度中寻找答案，从人民公社制度中找答案，从1958年的政治气氛中找答案。在这种制度环境和政治环境下，好人也会干坏事，本来素质很差的农村干部更是肆无忌惮了。但是，毛泽东等用阶级斗争的思维来分析，认为干坏事的都是阶级敌人，而这些阶级敌人又是前政权（国民党政府）的残余分子。为什么残余分子还存在？因为民主革命不彻底。所以，“整风整社”实际就是“民主革命补课”。这样，就把大饥荒的责任推到已经失去大陆政权的国民党身上了。
1960年12月23日，毛泽东召集中央局第一书记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座谈，12月25日，四川省委副书记廖志高写信给省长李大章。这封信先是转述了毛泽东将农村干部分为“六种人”的意见，接着写道：
主席讲，恐怕90％是好人（后三种人）。请大家研究，前三种人10％是否恰当？要求大家具体分析，因为落后社中也有好队好人，而且坏人的性质不完全一样。另外是由于人为的原因把工作搞坏了，把生产搞糟了，究竟占多大面，要各省在这次会上研究。
谈到有些坏人绝了群众生活之路，把逃荒的群众围起来不准走，不准群众扯野菜等情况时，主席讲：这种人一定是反革命，或者是像反革命。
井泉同志汇报到落后地区，不是刮共产风而是刮国民党风时，主席说：国民党还没有死亡，不仅台湾如此，大陆上也是如此。又讲，这些人是假共产党之名，行国民党之实。
汇报到农村整风时，主席讲，城市也必须整风，并且同意农村先整、城市整风放后的意见。主席讲同意小平的意见，整风要先分是非，后分敌我，这样就能帮助好人过关，就不会乱。当井泉同志汇报到有右倾倒退的问题时，主席讲，不仅有封建主义的问题，还有资本主义的问题。又讲，必须把坏人搞掉，共产风要纠，把东西退回去，工作搞好，把三级所有制建立起来，让群众放心。
主席还讲，凡有坏人的地方，必须像通海口一样，派大批确实得力的干部去打歼灭战，搞彻底，搞透，不透必须返工，试点务必搞好。烂透了的地方，主要依靠外来的力量（工作团）去搞。同时也必须靠本身的70％的基本群众。　
湖北省沔阳县通海口人民公社是中共湖北省委抓的反“五风”的典型。这里运动进展的情况及时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报告。中共中央在一个介绍通海口这个案例文件　中说，省委组织的工作队于1960年12月20日进村。工作队一进村，就像土改时一样，采取依靠贫农、扎根串连的办法，组织一支纯洁的贫农队伍。生产队成立贫农代表会，小队成立贫农小组，让他们起来和“五风”作斗争。
据群众揭露，这里的“五风”问题十分严重。干部可以随便打人、骂人、捆人、吊人，罚款、罚跪、罚晒、罚冻、扣工分、扣口粮、扣“五票”（布票，油票等）、搜查、抄家、斗争、反省、“剥皮”、“充军”、“照相”、“辩论”、夺饭碗、关黑牢、戴高帽、游街示众。官路管理区总支副书记杨远辉，用上述办法亲手处罚过142人，有12户被逼外逃。
这个公社各级干部有31％的人有贪污行为，有30％的人挪用公款，有38％的人超支借钱。多吃多占更为普遍。在社员忍饥挨饿的时候，两年来全公社各级干部多吃多占有数可查的，有粮食36000多斤，猪肉4100多斤，油626斤，蛋431斤。他们“要鱼就打，要米就拿，要柴就拉，要菜就拔”。在物资供应紧张的情况下，一些凭证供应的短缺商品都被干部占了。
由于干部的种种恶行，社员把干部称之为“土皇帝”、“活阎王”、“新恶霸”、“新地主”、“新保长”。
工作队认为，这里的“五风”问题，除极少数小队属敌我性质矛盾以外，绝大部分生产队和小队属人民内部矛盾。
工作队所说的敌我矛盾，是指能找到敌对阶级“血统”的坏干部，通常的说法是“打进来”的，没有敌对阶级“血统”的坏干部，被说成是“拉出去”的。凡是地富反坏分子（即“打进来”的）和蜕化变质分子（即“拉出去”的）掌权的生产队和小队，一律对这些人残酷斗争，夺回领导权。
对于人民内部矛盾则采取另一种办法。对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开大会批判；对错误较小的干部，开小会批判。大会小会相结合，让群众把话说完，把气出尽。并让干部向被他迫害的社员赔礼道歉。
1961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在批转湖北沔阳县通海口人民公社这个报告时加的按语说：“凡五风严重，但不是敌人占统治地位的公社，都应当采取通海口公社整风的办法进行整顿。”
1961年的“整风整社”是“四清”运动的前奏。“整风整社”是怎样演变成四清运动呢？不用演变。有些地方的“整风整社”和三四年以后的“四清”运动毫无二致。湖北省的通海口是一例，黑龙江省的向阳川人民公社也是一例。
黑龙江省合江地区富锦县（80年代划归佳木斯市，90年代县改市，由省直辖）向阳川人民公社。这是富锦县委的重点社，是有名的“粮食囤”，地多，地肥，人强，马壮。但是，自1958年以来，由于“五风”横行，劳动力大量外流，耕畜大量死亡，生产急剧下降，群众生活水平急剧恶化。1960年同1958年比较，耕地面积减少了21％，劳动力减少了24。7％，大牲畜减少了30。5％，粮食产量减少了71％，商品粮减少了84％，社员收入减少了94。7％。对不听话的社员，百般打击陷害，有多名社员被干部逼得走投无路而自杀身亡。改变阶级成份、打成“五类分子”就是陷害社员的主要手段之一。从1958年以来，全社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