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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没有取暖条件。劳改劳教人员粮食定量少，还有一部分粮食被农场干部食堂尅扣下来。夹边沟农场是死人最多的劳改农场。甘肃日报记者王景和、和凤鸣夫妇双双被打成右派分子，被发配到夹边沟和安西农场劳动教养。王景和饿死在夹边沟农场，连尸体也没有找到，和凤鸣在安西农场九死一生。和凤鸣在晚年写了《经历――我的1957年》一书，记录了当年的惨状。夹边沟农场原有劳教人员2800多人，没有饿死的只有六七百人。不少死者的遗体被饥饿难耐的难友吃掉。这些饿死的人大多数是直言获罪的知识分子。死难者的遗体因掩埋十分草率，累累白骨露在外面绵延两公里。每一堆白骨都包含着一个惨绝人寰的悲剧。现摘录这本书中一个死难者的悲剧：
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博士（一说是硕士）董坚毅1952年投奔新中国回到上海，在惠民医院任泌尿科主任。1955年支援大西北建设到兰州，在省人民医院工作。在1957年因给领导提意见被定为右派分子，送到夹边沟农场的新添墩劳动教养。后又转到夹边沟农场的高台明水分站。他妻子顾晓颖也是留美生。在董坚毅劳动教养的两三年里，顾晓颖每隔两三个月都从上海千里迢迢地到农场看望亲人。当时兰新线还没有与上海接轨，要转车数次才能到夹边沟。1960年，夹边沟的劳改和劳教人员大批饿死。11月上旬的一天，作为医生的董坚毅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他对组长刘文汉说：“按照经验，她两三个月来一次，我的身体状况已不允许我见到她。”由于大量死人露尸荒野，董坚毅教刘文汉如何用衣被毛毯裹扎他的尸体。三天后董坚毅死去，时年35岁。刘文汉将他包扎停当，埋在一个由雨水冲刷的一个地穴里。董坚毅死后七八天的一个晚上，他的妻子顾晓颖从上海来了。她掀开窑洞的草帘子进来，急切地问：“老董在吗？”刘文汉只好告诉她：“老董已经去世七八天了。”这句话一出，顾晓颖“哇”的一声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声。难友们见过的死亡过多，都已麻木不仁，见到她恸哭不已的情状，一个个都无言地垂泪相对。两三个小时以后她终于镇定下来，要求难友带她去看老董的尸体。令难友们大吃一惊的是，到了埋葬董的地穴，尸体不见了。经过多方寻找，最后在后沟里发现，老董的尸体被抛在荒野。老董身上包的毛毯、鸭绒被已被人扒去，尸体上的肉已被人切割吃完了。由于头上没有肉，紫褐色的头颅还完整地留在骨架上。顾晓颖扑在骷髅和哭个没完，亲个没完！天慢慢黑了，大家劝顾晓颖回去休息，顾晓颖大哭说：“我不回去了，我要和他死在一起，我要和他死在一起！”几个人硬是拉着把顾晓颖扶回窑洞。后来，难友们找来一些树枝和煤油，将尸体火化。刘文汉拿出自己从朝鲜前线带回来的一条军用毛毯，把骨灰包好，打成行李，由她带回上海。
六、通渭问题
在大饥荒期间，甘肃省通渭县发生了与河南的“信阳事件”同样惨烈的事件。虽然通渭饿死人数比信阳少，但非正常死亡率比信阳高。通渭饿死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接近三分之一，远远高于信阳八分之一的比例。当时，中共甘肃省委和中共中央将这个事件称之为“通渭问题”。
通渭在甘肃省东南部，属定西地区。汉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置县，有2000多年历史，是中国最古老的县之一。
通渭是红军长征经过的地方，在中国革命史上有特殊意义。红军离开江西根据地以后，“长征”到哪里去？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前有堵截，后有追兵，一直走到甘肃南部还没找到落脚的地方。俄界会议的决定，到甘肃东北向苏联靠近，以苏联为后盾打游击。
1935年9月21日，红军到了哈达铺（现属甘南自治州宕昌县），这是一个有几万人口的小镇，2000年我到这里寻找红军的足迹，看到的是一个萧条的小镇，但从沿街两旁整齐的木板铺面，可以想象出当年的繁荣。这里有一个邮局，红军从邮局里得到一些大公报（这是红军长征以来第一次看到报纸），在1935年9月2日和9月23日的大公报上，有“关中匪情”专栏，其中有“匪首”徐海东在陕北活动的报道：“徐海东窜甘，刘子丹（原文如此――作者）进据绥德南区”。毛泽东、张闻天等看到这些报道才知道，陕北有一支共产党军队和一个革命根据地。他们一口气读完了这个报道，大喜过望。9月28日，在通渭县榜罗镇召开会议，决定将陕北作为长征的目的地，从此红军找到了落脚点。9月29日，毛泽东、彭德怀等随第一纵队到达通渭县城。接着党中央和军委机关的领导周恩来、叶剑英等随同第二纵队来到县城。找到了落脚点，部队情绪一下子高涨了起来，在文庙街小学召开的联欢晚会上，毛泽东首次朗诵了他在长征路上吟成的七律《长征》：
红军不怕远征难　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　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浪拍云崖暖　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　三军过后尽开颜
　　然而，24年以后，在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政权的第9年，通渭却发生了惨绝人寰的灾难。
1、通渭饿死人的比例最大
从1959年到1961年，通渭县大量饿死人的事，除了高层以外，对外严密封锁信息，直到几十年以后的今天，外面的人还不知道这里曾发生过如此惨烈的事情。
2000年8月，我利用到这个县采访之余，就“通渭问题”召开了老干部座谈会、找了一些人个别交谈。我想在通渭查阅历史档案，县长也让档案室支持。但县档案室负责人说，上级有明确指示，有关“通渭问题”的档案不能开放。后来我通过别的途径，在其他档案馆找到了与“通渭问题”有关资料。加上老干部座谈会和个别访谈，我终于弄清了被掩盖40年的真相。
据新修《通渭县志》，1961年全县人口比1958年减少了78462人，减少人数占1958年总人数的28。1％。1956－1958年三年的人口平均增长率是2。67％，1958年的平均人口为276742人（即1958年年末人口和1957年年末人口的平均数）按这个增长率计算，如果没有大饥荒，1961年应有人口299506人，1961年实有人口只有201255人，比应有人口少了98251人，相当于应有人口的32。8％。这98251人包括饿死人口、少生人口和外逃人口。据资料记载，1960年2月外逃未归人口只有3892人。地处大西北的一个小县，在两年时间内，人口减少如此之多，其惨烈程度可以想象。
省卫生厅组织的医疗队一份报告描述了人们是怎样因饥饿而致死：
通渭县从1959年到1960年整整一年口粮不足，以致壮人体弱，老人死亡，妇女闭经，小儿萎缩，发生了大量的瘦病。长期营养不足，大伤元气，油尽灯熄，造成了死亡，消瘦和浮肿在症状上有所不同。但实际是一回事，主要是瘦。瘦的发展就会浮肿。浮肿实际是人体内部血浆蛋白胶体渗透压降低和新陈代谢减弱，血管后渗透力增加。血液的水份通过血管后渗透到组织间的间隙中长期滞留，形成水肿症状。因此，浮肿不是一种单一的病，乃是消瘦到一定程度的症状，是消瘦发展的表现。根据近一年所见，一般是消瘦――浮肿――消瘦――浮肿，如此反复数次，最后形成低血糖性昏迷，心肌衰竭，突然死亡。
消瘦本身只是缺乏营养，没什么症状，容易被人们忽视，认为浮肿可怕，没有认识到消瘦的危险。马营、榜罗、第三铺等公社发生的死亡大多是这一类。最突出的是城关公社东方红生产队五小队张家岔村，1958年有人口204人，从1959年11月起到1960年底，人口减少三分之一。现有的128人当中，有65人生病，最近又死亡13人，主要是老人和小孩，都是突然死亡的。
消瘦与合并症：消瘦是缺乏营养使人体不能正常发育，甚至发生组织异变。消瘦除了营养缺乏外，也有伴随肠胃病、消化不良而致腹泻、下痢，大量蛔虫寄生。这是因为缺乏口粮，饥不择食，饮食不洁而来。城关公社双堡生产队乔底湾，全村23户，119人，有70人患病，除12人外，其他都合并有肠胃病和蛔虫症。这个大队的申家岔小队共35户，130人，患者97人，其中合并肠胃病的97人，合并蛔虫症的93人
根据通渭县的情况，对消瘦病产生的原因作出不全面的分析：
生活不好，缺粮少米，吃代食品发病就高。
因病体弱，长期不能恢复健康，
第三，代食品选择不对。新景公社有人吃了荞衣，再经过风吹，就会全身发麻，皮肤发痒，面部发黑，很快就肿起来。吉川、义岗公社有人吃了野蓖麻，轻者昏晕、肿胀，重则死亡。
生水、吃生粮、生菜，是产生寄生蛔虫、肠胃病的原因；
第五，由于粮少，家庭虐待现象较为严重。大人虐待小孩，儿子虐待老人，健康人虐待重病人，重男轻女，父母虐待女儿、媳妇。受虐待的，消瘦就严重。
第六，据说吃了死人肉的人，不愿吃粮食，且“瘦得肉贴骨头”，这类人在消瘦以前，表现眼结膜充血。
通渭，这个古老的县份，本来是一个礼仪之乡。但是，饥饿使人们失去了理智，也失去了人格。食堂里打汤，起初是一家一个罐或一个盆，后来汤越来越稀了，人越来越急了，家里派去打汤的人在回来的路上边走边喝，还不到家就已经所剩不多。这自然要引起其他人的不满。于是一场场你死我活的争食斗争便在家庭里发生了。结果是一家人四分五裂，一人一个罐，每到食堂打汤的时候，人人怀抱一个罐，一齐拥挤在门口守候，即使两口子也为争食而闹不和。食堂关闭之后，一人一口锅，各煮各的菜。那时在食堂里打饭时兴用脸盆或瓦罐（因为容量大），汤喝完了碗可以舔而且舔了又舔，但罐子无法舔，只有小孩会立即把头伸到罐里，舔不到的就用小指头一遍又一遍地捋到口里。一天，公社食堂里做的洋芋菜，一个公社干部的碗里掉下了一片洋芋，落到地上，一个七八岁的小孩急忙伸手去拾，手却被这位干部踩在脚下了，孩子疼得大声喊叫，而那位干部好像没听见。
当时饿死多少人叫“病”了多少人，不能说饿死人。县里还指示，“要把他们全部埋掉，今后‘病’一个埋一个。”县委明确指示，要说这是打扫卫生，不能说是掩埋死人。
1965年7月5日中共通渭县委的报告称：在1959－1960年的大饥荒中“全县人口死亡60210人，死绝了2168户，1221个孩子失去了亲人成了孤儿，外流11940人，土地荒芜36万多亩，牲畜死亡33000多头，羊被宰了40000多只，猪、鸡、猫、狗等几乎绝了种，拆毁房屋5万多间，砍伐树木27万多株，农业生产停顿，学校工厂关门，社会动荡不安。”
2000年8月9日，在本书作者召开的通渭县的老干部座谈会上，几位亲历者讲述了当年的惨状。他们说，《通渭县志》上的数字是向中共西北局汇报的数，是缩小了的，实际是饿死了三分之一。当时，70％以上的家庭有死人，有的全家都死绝了。大量尸体没有人掩埋。1959年初冬，全县饿殍遍野。城关公社五星大队旧店子三个生产队共700人，每天饿死30多人，活着的人将尸体抬到木轮车上，拉到附近的水沟里集体掩埋。原鸡川公社马清凤（后为幼儿园园长、特级教师）一家八口人，除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