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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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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纠正，还要继续大跃进。
就在毛泽东唱低调的时候，李井泉一再强调，大跃进的成绩必须肯定，大跃进必须继续进行。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是毫无疑问的，这是完全肯定了的。如果对这样一个根本的问题发生怀疑，那就是完全错误的，那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他一面批评搞浮夸风、共产风和穷过渡，同时又表扬这些刮五风的干部：“他们表现了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的极大的积极性”，这种非常宝贵的积极性“应当坚决加以保护”。
李井泉不愧为毛泽东信得过的人，他从毛泽东的一些讲话中，能透过表面，揣磨到毛泽东内心深处的东西，并努力贯彻。毛泽东在《内部通信》中说“根本不要管上面规定的高指标，只管现实可能性”，李井泉知道毛泽东心底里喜欢高指标，所以，省委的高指标不变。眼下正在插秧，毛泽东在《党内通信》说“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命令”，李井泉猜测毛泽东心底里喜欢密植，所以继续下密植的死硬命令。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1959年春到四川调查，发现四川对插秧有规定，即“双龙出海，蚂蚁出洞”（即只有行距，没有株距）的高密植，社员不愿意，这时正逢毛泽东的《党内通信》下达，其中有“插秧不可太稀，也不可太密”，田家英据此就在他“蹲点”的公社号召不要过分密植。在省委召开的会上，他反对过分密植，同李井泉发生了争论。最后省委还是决定，全省继续实行高度密植，只让田家英报在公社稀一点。
对一切在“三面红旗”方向上稍有后退的政策，不管来自何方，李井泉是一顶到底，毫不让步：
1959年5月7日中共中央紧急指示中规定：一、纠正少种、高产，放荒土地的做法，凡一切可以耕种土地全部都要种庄稼。二、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猪下放给生产小队和私人喂养。三、恢复自留地，自留地不少于占有耕地的百分之五。
毛猪若下放给私人喂养，必须分给自留地，否则无法解决饲料问题。四川省委的规定是：毛猪下放到生产队饲养，划给一定的饲料地，不分自留地。不分自留地，毛猪私人喂养自然无法实行。实际上，四川一直没有实行恢复自留地和毛猪私养的政策。
1959年5月26日，中央在关于夏收分配的指示中，给公共食堂开了一个大口子，规定：可以办全体社员参加的食堂，也可以办一部分社员参加的食堂；食堂可以是常年的，也可以是农忙的；可以农忙多办，农闲少办，灵活执行。食堂范围太大的，可适当缩小。口粮应该分配到户，分配到社员，以人定量。在公共食堂吃饭的，粮食交给食堂，节约归个人；不在食堂吃饭的，粮食全部交给个人保管食用。中央指示的关键之处是口粮分配到户，只要实行了这一条，食堂便会土崩瓦解。当时全国许多地区食堂一哄而散。
四川省委把中央的“以人定量、分配到户、食堂吃饭、节余自得”解释是：食堂要办下去，分配的粮食由食堂保管，节余部分也由食堂保管，不能把粮食分给个人，实际上除了“食堂吃饭”以外其它三句都成了空话。
1959年6月11日，中央发出一个更为彻底的纠左指示，作出四条规定：
允许社员自养猪、羊、鸡、鸭等家畜家禽，私有私养的完全归个人所得。
恢复自留地。不管社员喂不喂猪，在食堂吃饭或在家吃饭，都应分给。自留地生产的产品由社员自由支配。
鼓励社员种植零星空地，谁种谁收。
四、归还社员屋前屋后林木果树。
和毛泽东的《党内通信》一样，中央的这个指示直接发到“生产队支部委员会”，并要求把这四件事“用布告形式向群众公布，并认真实行，取信于民” 。
四川省委拒不执行。不把文件下发生产队，不张榜公布，不准社员养私猪，不分自留地。
总之，从1958年底到1959年春夏间，中共中央的一切纠偏措施在四川都受到抵制。四川就这样“顶风”，一直顶到庐山会议之前。
1959年的庐山会议“神仙会”阶段，田家英等反左的人士的心情相当轻松，会上提出了很多批评大跃进的意见。在揭露1958年以来的问题时，李井泉却不轻松。在李井泉主持的西南组开会时，田家英再次谈到下面受压虚报产量的问题。田家英的发言受到李的压制“以致讲不下去”。7月23日，“硬着头皮顶住”的毛泽东终于开始反击，彻底扭转了会议的方向。李井泉押下的这一赌注开始大量进账了。7月23的讲话中，毛泽东在讲到公共食堂问题时，表扬了四川：
还有一个四川、一个云南、一个贵州、一个湖北，还有一个上海（上海有11个县），百分之九十以上还在食堂里。试试看，不要搞掉。不是跳舞有四个阶段吗？‘一边站，试试看，拼命干，死了算。’有没有这四句话？我是个野人，很不文明。我看试试看。三分之一的人口对五亿农民来说，多少人？一亿五千万，坚持下去就了不起了，开天辟地了……如果多几个河南、四川、湖北、云南、上海等等，那么，一半左右是可能的。要多方面取得经验，有些散了，还得恢复。
庐山会议以后中共中央的各项政策迅速左转，李井泉上半年顶风“算是顶对头了”。他轻松而自豪地说：“我们去年在泸州地区收回自留地是搞对头了。”“去年这一年我们在公有化程度上搞的比较高的。主席说，去年五六月份中央发的一些东西中是有消极的东西的要检查一下，然后对农村工作还要发一个指示。”毛泽东对李井泉更加信任，李井泉的地位更加稳固。1959年秋天，李井泉获得了“政治大丰收”。为李井泉的政治大丰收“埋单”的是四川老百姓，四川省的饥饿时间最长。
四、四川省饥饿的时间最长
四川省的饥饿始于1958年冬，结束于1962年秋。四川农民整整饿了4年，是全国饥饿时间最长的省份。
绵竹县红旗公社共有125个食堂，除有8个食堂的口粮因种蔬菜由国家供应以外，有65个食堂、15146人于1958年12月底到1959年1月底先后断粮。有25个食堂、4644人于1959年2月15日断粮，有25个食堂、6708人于2月底、3月初断粮。仅有两个食堂、389人可以吃到5月底。没有粮食的食堂，有的把留给猪、牛的饲料的粗粮吃完了，有的把当年的谷种也吃了。自断粮以来，每天出工人数减少，干活只有5小时左右，效率很低。
红旗公社1958年粮食大丰收，为什么到冬天就没粮食？这个报告说：第一，去年大搞钢铁时，全社抽5400多个劳动力上山，每人每月带走45斤米，上山5个月，共带走66万斤大米，折原粮94万斤。第二，去年“大兵团作战”时，放开肚子吃，由两餐改为三餐，晚上“夜战”还要加一餐，平均每人每月吃57斤大米。该社放开肚皮吃了两个月，共超吃粮食160多万斤，相当于两个月的口粮。第三，去年征购时，粮食部门要求“放卫星”，仅统购粮食一项，就多入库60多万斤。第四，去年秋收时，因劳动力不足，使成熟的谷子没有及时收割，抛撒过多，红苕、黄豆损失更多。每亩田损失粮食30－80斤。粮食收回后又没有保管好，又发生严重的霉烂现象。其中，红苕霉烂最多。
粮食短缺，人口减少，生猪大量死亡。李井泉对这样严重的问题却大加掩饰。他不相信没有粮食，1959年2月27日，他在省委召开的地委书记会上说：
有些同志认为高产卫星是假的……这很显然是怀疑的，不相信别人的经验，这属于什么性质的问题呢？”
3月19日，他在省委召开的六级干部会上对于生猪大量死亡作出解释：
我大概算了一下，算死了300万头，就算死了400万头，我们全省12月以前有3700万头，三千嘛，三百嘛，这是一笔帐。另外还有几笔帐，第二笔帐，大概300万头里面可能杀吃的，就占一半，真死了占一半；第三笔帐，死的当中，病死了一部分，中间大猪吃小猪，三分之一是病死的，三分之二是不该死的；第四笔帐，据说穷队死得少，富队死得多，富队里面富裕中农不爱护，也还有地主、富农整死了一批；第五，我们去年下放了一批猪。我有这五笔帐，我说不该死的猪大约有100万头。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
“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是毛泽东常讲的成绩和缺点的比例。当李井泉还满足于“九个指头”成绩当中的时候，饥荒继续发展。
1959年4月8日，省委简阳县工作组报告，浮肿病增多，解放公社的四个大队，其中因肿病死亡的就有22人，其中16人为青壮年。由于饲料不足，生猪大量死亡，解放公社一个耕作区，由4000多头减少到2600多头。
饥饿不断发展。
盐源县新民公社共有10个食堂，到5月中旬就有8个绝粮。其余2个食堂到6月初就没粮食了。现在，大人上山挖棉苟苕，小孩上山打野生果子吃，生产无人过问。牲口整天没人赶出去放，同样饿着。已赶上山去放的，饲养员只顾自己找野生植物吃，把牛羊拴在树上，有的羊吊死了。在组织社员进行小春脱粒时，社员一边脱粒，一边吃生麦子。
可悲的是，即使处于这种情况，干部们还不承认没有粮食，还下大力量征购夏粮入库。征购遇到阻力，就大搞反瞒产私分。这些使饥饿继续发展。
长宁县桃坪公社从1959年4月中旬有些食堂就半停伙，5月25日，食堂基本解散，粮食由社员自行解决。社员只好挖野菜和观音土（这里称为“仙泥”）吃。大河管理区4月份饿死了219人，到6月份，又饿死了218人。到7月6日，共死560人，占总人口的6。64％。
1959年7月23日，省委副书记阎红彦在仁寿县考察工作时给省委的信中谈到，六月中旬发现缺粮情况严重和被迫停伙的食堂有1918个，占食堂总数11437个的16。9％，约有15万人。县委汇报说患肿病人数56289人，占总人口的5％，个别生产队占总人数的30－50％。截至20日止，因肿病死亡197人。阎红彦的数字是县委汇报的，一般情况下，县委总是少报肿病和死亡人数。阎的信中反映干部强迫命令的情况：方家公社胜利管区去冬在收购棉、粮、废铁时，将群众集合在出工之前，强令群众交出家里的钥匙，群众下地后，干部挨家搜查，将群众家里的粮、棉、铁器一律拿走。这个公社今年由于未完成春耕生产任务和夏粮征购任务，遭到罚跪、挨打、扣押反省的干部有31人，其中，新民管区60％的小队长挨打被斗。基层干部打群众的情况也相当严重。
1959年7月29日，郭炳林从简阳报告，肿病更加严重起来。全县有3万多人发生肿病。石桥每天有2000多人买“肥几粉”（一种没有营养、对身体有害的代食品）。到10月才能吃到红苕，还有两个月，可能要出大问题。
1959年冬到1960年夏收之前各地饿死人很多。绵阳石马公社总人口7531人，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5月－7月间，死亡946人，死亡人数占总人口的12。56％。垫江县城西公社春花管理区，从1958年下半年以来，社员就处于口粮不足的饥饿状态。1959年大春收获后就开始断粮，各食堂在中秋节前后就没有口粮了，一个多月间只吃菜和红苕叶子，11月进入红苕收获期，边收边吃，每人每天平均吃1斤红苕。吃了20天红苕以后开始吃种子，每人每天2－3两粮食（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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