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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发通知，用“疾病”来掩盖饥饿，用“卫生工作”来代替对饥民的救济。通知说：“在抢治浮肿病、妇女病、小儿病等主要疾病的基础上，结合进行四大寄生虫病的防治工作，更进一步做好以食堂为中心的集体化卫生工作，防止传染病的流行”。接着提出了三项措施：一、开展防治肿病突击运动，迅速清理现有肿病病人，集中免费医治、营养、休息三结合的办法突击抢治；二、进一步加强以公共食堂为中心的集体卫生工作，办好公共食堂；三、围绕防治肿病这个中心，结合防治钩虫病、血吸虫病、疟疾、丝虫病和季节性传染病。这些措施洋洋大观，就是不提给农民增加粮食供应。从此以后，各地上送的报告，都把饥饿致病、致死，都说成“疾病”、“流行病”、“疫情”。
1959年8月9日上午，四川省委杨万选自南溪报告说，长宁县流行的水肿和腹泻，自6月下旬以来发病人数占总人数的13％。兴晏公社一个生产队今春以来死亡率达17％。发生这次“流行病”的原因，西医说是缺乏维生素B以及食堂不卫生造成的，中医说是湿气和脾胃不和造成的。这个报告也提到粮食不足，就是不敢说因饥饿而致病致死。
1959年秋后不久，古蔺县因饥饿出现大量浮肿病人，饿死人的情况也相当严重。这时，从县委到地委省委，统一口径说古蔺出现了“疫情”。12月7日，中共泸州地委办公室关于古蔺县疾病情况的汇报中，将发病人数缩小为403人，还说前次所报数字不准（实际前次报的数字是大大缩小了的），“把一般正常的疾病或富裕中农闹粮无病叫病等都统计进去了”。这个报告还夸大其它疾病的比重，缩小肿病的比重。说钩虫病占86。6％。“肿病是钩虫病的晚期，并非急性传染病，更不是吃代食品所致。”
这个报告很符合李井泉的口味，第二天他就对这个报告作了批示：“这个报告提出了一个问题，即肿病和钩虫病往往结合着发生，在注意肿病的同时，要首先治钩虫病。请卫生厅对此加以研究，采取必要的措施加以解决。”这个批示进一步把人们的注意力从饥饿引向钩虫病。12月12日，“泸州专区古蔺疫情调查工作组”上报了一份更符合李井泉口味的报告，这篇报告完全没有粮食不足和饥饿的影子，还批驳了“有些人认为病是吃代食品造成的种种错误论调”，说是钩虫病占31。9％，一般慢性病占25。8％，感冒占19。8％，胃肠道病占13。8％，其它病占8。7％。结论是：“当前应当立即行动起来，开展一个声势浩大的冬季除害灭病运动，大力抓好钩虫病的防治，大搞食堂卫生和积极预防冬季多发病和传染病的宣传教育工作。”省委负责人之一的杜心源于1960年1月2日在这个报告上批示：“结合开展春节以除害灭病为中心爱国卫生运动，进一步检查和防治工作。”这是一场掩盖事实真相的闹剧，用“爱国卫生运动”代替了对饥民的救助。
然而，爱国卫生运动救不了饥饿的农民，“疫情”继续发展。省委除灾灭病办公室1961年1月18日报告，泸县到1月8日止，有肿病人20626人，比去年12月下旬增加30％以上。资中县1960年12月下旬肿病人比10月份增加了四倍。但这个数字还不是肿病人数的全部。各地都少报、瞒报。长宁县原报肿病人4000多人，经查至少在8000人以上，江安县上报7709人，实际至少有2万名。在一个公共食堂，干部上报16个肿病人，实际有116个。泸县死亡率已占总人口的7％，死亡还在继续，1961年1月4日到8日，五天就死281人。
既然是疾病，就得治疗。因此，四川省委下令，各地要组织医疗机构，加强治疗病人。其实，治这种“病”最有效的药品就是粮食。由于政府把住粮食不松口，要求供应粮食就是“闹粮”，而“闹粮”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因此，各地开出了治疗肿病的种种药方。
1960年4月16日，内江地区一份给省委和内江地委的报告中讲到资中县肿病又有所发展。当地的治疗处方是：鸡蛋一个，白酒（50度以上）一两，雄黄二钱。三者混合均匀后一次生服。效果很好，不再复发，无负作用。1960年10月23日，万县除害灭病办公室在开县召开中西医座谈会，提出了治肿病的多种验方：
水夜合、荀儿皮各适量，熬后去渣，用汁煮稀饭吃。可消肿、健脾
复方糠丸。细糠1斤，黄豆4两，车前子4两，陈皮一两，将糠、豆磨细、炒熟后，混合做成5钱一丸，日服三次，每次2丸。
老虎姜、猫儿皮（草药名）何首乌、臭草根、路边姜，兑红糖熬水喝，或用汁炖黄豆吃。
夜关门、饿马黄、炮桐子树根、山胡椒根、川牛夕熬水兑红糖喝。
高梁杆根熬水喝，可消肿强心。
高梁篼切成一寸长，加水煎（一斤湿高梁篼加2斤水，干高梁篼加4斤水），煎一半后放红糖5钱，为一日服量，分三次服用。
各地发现的药方都向省委汇报，由省里向其它地方传播。但药方都离不开红糖，黄豆，药材，有的还要鸡蛋，一般农民是得不到这些极为珍贵的东西，而干部却从这里得到了鸡蛋、红糖、黄豆的供应源。
四川省委曾多次发出突击抢治肿病的通知，要求各地把病人集中起来治疗。各地利用中小学教室、祠堂，牛棚建立临时病房。1961年3月，省委除害灭病办公室报告说，全省已办起临时肿病医院27005个。已集中治疗病人952000多名。
但是，这些所谓临时医院条件极差。一是缺医少药。涪陵县黄旗公社集中了600多名肿病人，不分重病轻病，一律吃大锅煮的草药。荣县有些临时医院，病人集中了10多天后，没有药吃。二是经费不足。有的公社医院垫付资金，连工资都发不出，南充县95个公社，有42个公社医院发不了工资。农村医务人员70％－80％都集中治疗肿病，没有业务收入。病人大量集中以后没人管理。有的临时医院管理不好，接连发生事故。合川县永兴公社在半个月内就发生6起烧伤和跌伤事故，烧死3人。
江北县仁睦公社中建大队医院集中了病人158人，只有一个医生，而且生病卧床，三个护理员不懂业务。医院没有菜吃，没有开水、热水，冬天病房没有烤火，病人也没有药吃。
江北县石坝公社六耳大队医院集中了172个病人，只有8间病房，30多张病床。只好几十个人挤在一个地铺上，地铺上草很少，30％的病人感冒，没有燃料，有的病人长时间没有洗脸洗脚。
涪陵县明家公社医院收有63个病人，其中重病人53个，不懂医务的大队党支部书记兼院长，两个医生中一个原来是会计，两个护理人员中一个是11岁的孤儿。病房臭气难闻，连护理人员也不愿进去。
涪陵五马公社医院粮食不足，病人上顿不接下顿，经常断炊，没有菜，以盐水代菜，每天都有病人死亡。病人住院后工分挣得少，粮食分得少，出院后生活下降，加剧了饥饿和死亡。
芦山县清源公社芦溪大队的临时医院，病人自己做饭，缺炊具、缺柴烧，20多个病人用一个洗脸盆轮流做饭。雅安天全县大坪公社住院88个人，两个月后，死亡33人，转重的4人，没有改变的16人。省委副秘书长周颐在雅安考察时看到不少肿得很严重的病人，问他们为什么不去医院治疗，他们说：医院条件很坏，在那里死得更快些。金堂县五星管理区的肿病医院是牛棚改的，清洁卫生没有搞彻底，臭气难闻。病房没有门，四周没有墙，90％的病人睡地铺，铺草很薄。有的病人没被子，白天还喊冷。广汉县金鱼公社医院院长黄某，把活人装进棺材埋掉。
金堂县栖贤公社二管区肿病医院常住病员八九十人，只有医生一人，“保育员”两人，病房是包谷杆搭的草棚棚，睡的是谷草地铺，男女病人混住一房。广汉兴隆公社肿病“疗养院”病人住的是“檐口边、拌桶内”；西外公社“重病院”的病人水肿破皮不能料理自己，被盖、鞋、袜、裤子都是湿的，有的人睡着吃饭、屙屎，无人护理；中兴医院有的病人死了无人处理，同室的病人挪得动步子的只好搬走，走不动的“伴同死人住了三天三夜”。
广汉松林公社医院半年内收治肿病人250人，地委干部王树本去了解情况时，已死亡97人，去的当天又死2人，第二天死3人，他离开时只剩下的67人，估计将近一半活不到半个月。
长期繁重的体力劳动加上饥饿的折磨，把妇女们的身体完全摧垮，妇女病广为流行，最常见的是闭经和子宫脱垂。妇女们突然之间都不来月经了，正常的生理活动周期中止了，伴随而来的是头晕脑胀，脚酸手软，腰腹胀痛，面黄肌瘦，乡下人称之为“干病”。同样因极度虚弱和劳累的原因，导致子宫悬吊组织松散，脱垂出体外，乡下人称之为“吊儿肠”（“儿肠”即子宫），长期磨擦，感染溃烂，痛苦不堪。温江县除害灭病办公室1960年6月份作了一个调查，全县18到45岁的“经期妇女”5万多人中，停经的达两万多人，另有子宫脱垂的2000多人，他们并认为这个数字“可能偏小”。据他们在金马、永兴两个公社重点了解，前者停经妇女占经期妇女一半，后者达60％。金马公社896名停经妇女中，18岁到25岁的青年妇女有334人。一份来自温江涌泉公社华丰管区的调查说，全管区15到50岁的124名妇女中，停经的达90人，占妇女的70％以上。
妇女病也要求集中突击治疗，但大部分“医院”和肿病医院一样条件恶劣。明明饿出来的病，却得不到营养的供应；治不好，又要治医生的罪。情急之下，医生就下猛药，结果酿出大祸。邛崃双江公社鱼唱管理区“疗养院”医生李明征，将草乌、南星等有毒草药加进处方，护理员又未按操作方法泡制，就让病员服了。医院条件太差，医护人员晚上都在外面去住。两小时以后，服药的29人全部发作，呼天抢地，无人照应。凌晨五点钟，医生李明征闻讯赶到，发现已经有四人死得硬梆梆，还有一些奄奄一息者，他就跑出去投河自杀了。
“医疗”解决不了饥饿。“疫情”继续发展。1961年7月5日，宜宾地委除害灭病小组“关于肿病发展情况的报告”称，自6月中旬以来，我区肿病又有发展，从6月18日到7月2日，15天上升了29％。死亡情况也比较严重，7月2日比6月18日死亡增加了40％。宜宾县月波公社光辉大队金竹生产队去年年底总人数是192人，到今年7月2日，只有147人，减少45人，将近死了四分之一，最近几天又死了主要劳动力6人。由于大量死人，田土大版荒芜。宜宾县安边公社总耕地面积13171亩，抛荒2506亩，占总面积的19％。中共宜宾地委一再声称要采取措施挽救危局，但饥荒还继续发展，1962年2月2日发出的“宜宾地委关于当前治病情况的电话汇报”中说：“我区病情到1月29日止，全区出现肿干病123832人，比5天前上升了10％，死亡还在上升。”
六、“社员饿得光骨头，干部吃得肥油油”
粮食集中到食堂，不准社员在家里做饭，使干部拥有一个令人致命的权力――社员的吃饭权，也为干部们侵吞公物和生活特殊化大开方便之门。群众吃稀的，他们吃干的，群众吃菜，他们吃肉，群众吃一顿肉，他们吃几天肉。
公共食堂炊事员掌握了勺把子的权力，这是直接分配食物的权力。汤汤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