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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第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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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千人大会”以后，张恺帆平反，官复原职。文革中又受摧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张先后担任省委书记、省纪委第二书记、省政协主席、省政协党组书记、省委顾问等。
三、亳县的惨剧
亳县（现为亳州市谯城区――属阜阳市）位于安徽省西北边陲，东、北、西三面与河南接壤，南面与东南与本省的太和、涡阳县毗邻。全县面积2200多平方公里。1957年耕地面积273万亩，农业人口73。7万人。1958年到1961年，由于同全国各地一样的原因，农村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农村人口大量非正常死亡。在大饥荒期间担任这个县人委（即政府）办公室副主任的梁志远，兼任县委农村工作生产福利科科长和县委生活福利办公室副主任，那时县委和县人委合署办公，很多事情都由他经手。他既亲身经历了整个过程，又经常下乡调查情况，是一个十分了解情况的历史见证人。2002年和2005年，梁志远先生根据三年农村工作笔记和有关历史资料，写了多篇记述亳县大饥荒的文章。其中，在《炎黄春秋》杂志上发表了《亳县农业卫星经验官修记》（2003年第一期）、《亳县统购统销反右的后果严重》（2003年第7期）、《大跃进中的亳县人大、人委、政协》（2006年第3期）。另有三篇稿件《炎黄春秋》编辑部觉得很好，但不敢发表，即《沉痛的历史教训――亳县农村人口非正常死亡实录》、《关于“特种案件”的汇报――安徽亳县人吃人见闻录》、《安徽亳县大办共产主义食堂》。后两篇发内部版《春秋文存》，印数只有几十份。在已发表的稿件中，由于政治条件所限，《炎黄春秋》编辑部删除了部分敏感的内容。征得梁志远先生的同意，本书这一节全部取材于梁先生上述作品的原稿。
1，放“卫星”，高征购
1958年秋，安徽省委、阜阳地委（当时亳县属阜阳地区）迫不及待地要求所属各县大放“卫星”。亳县闻风而动，并抢先在各县前头。9月27日召开的县党代会上宣布，五马公社将要放出亩产万斤以上的特大水稻“卫星”，并作出了“今年粮食实现亩产千斤县，明年亩产万斤县”的决议。之后，由县委书记亲自挂帅，在五马公社泥店大队，选上好水田，打上木桩，先竖后横网好铁丝，从一百零几亩稻田里将成熟的水稻中选优拔棵，移栽到1。389亩水田里，并在田埂栽上青草，以表真实。经过几昼夜苦战，园满完成了水稻特大“卫星田”的创造任务，连夜上报省委、地委，并通知各社队组织干部参观。许多参观者站在稻穗上合影留念。收获之后，这块“卫星田”放出了亩产40803斤的特大“卫星”。省、地、县报纸、广播及时发表了消息，省地委迅速发来了贺电。
全县社队干部通过参观学习，“并田移栽”水稻和合并收获形成高潮。在秋收季节，高产“卫星”此起彼伏，连续不断。全县数不清放出了多少“卫星”。有的来不及像水稻那样并田，干脆就把多亩地的收获作物放在一起，上报成很小面积的收成。特别是红薯起收时，把十几亩甚至几十亩地里大块红薯挑出来堆放到一块几亩地里，要求上级来验收，以放特大“卫星”。
经过一段狂热的浮夸，亳县知名度大大提高，一跃跨入了农业先进县的行列。县委负责人和亩产4万多斤“卫星”的泥店大队负责人，出席了1959年的全国群英大会，亳县和泥店大队都受到了国务院的奖励。
产量报得太高，征购指标也随之提高。1957年实际征购1。3亿斤，1958年提高到3亿斤。到1958年底，粮食征购任务还没有完成。因此，大会追，小会逼，干部群众人人过关，拔白旗，批右倾，把征购粮食多少当作衡量干部左、中、右的标准之一。虽然食堂多数停伙，浮肿病大量发生，但县委还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硬说无粮是“假象”，是“西北风”，到处翻箱倒柜，大搜粮食。后来地委派副专员张剑华带工作队来检查，搞清了真相，县委才勉强承认没有粮食，安排了农村粮食返销。但是，返销粮食很少，十天口粮三天吃光。在打击说真话的人的同时，大力表扬说假话的人。1958年，县委让一位新提拔的县委副书记宋某去分包五马公社，他很快伙同公社党委第一书记李某放出亩产4万斤的水稻高产卫星，全社粮食产量跃居全县第一。秋季征收“过头粮”从而夺得全县的“帅旗”。1960年3月4日，正当农民大量饿死的时候，他们竟把二月份县委分配给该公社的人均每天4两（相当于十进位的2．5两）的返销粮4500斤退回给县里。从而在县委扩大会上受到大力表扬。结果，五马公社是饿死人最多的公社之一。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8月29日，县委传达庐山会议精神，在全县城乡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县委的头脑又膨胀起来。在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中，凡是反映过农村粮荒、饥饿的党员、干部，均被视为否定1958年成绩、恶毒攻击三面红旗，给予无情打击。1959年粮食进一步高征购，征购量和总产量的比率由1958年的33。2％，提高到39。5％。1960年春，大批饿死人的时候，返销粮每人只有二两左右，相当于十进位1两多。
“五风”大行其道，畅通无阻，是因为没有人敢说真话，党委书记一个人说了算。1958年10月， 县委书记为了更方便推行其意志，将县委和人委（即县政府）合署办公，县长、副县长下农村蹲点，以党代政达三年之久。1959年春，农村出现饿死人的情况以后，如实反映情况的人都遭到残酷打击。
2，亳县的公共食堂
1958年9月7日到17日，在10天之内，全县就实现了公社化。在公社化的同时，全县办起了4700多个公共食堂。食堂一般由生产队长负责，司务长由会计兼任。食堂所需的房子、器物都是用“共产风”刮来的。刚开办的一个多月，一日三餐有干有稀，门前红旗飘扬，男女老少一起进餐，像民间办喜宴似的，社员家中来客和路上行人都可以到食堂吃饭，一律不收钱和粮票。当领导参观、记者采访的时候，一片欢腾，高喊“食堂万岁！”
但喊“食堂万岁”的毕竟是少数典型。大多数食堂是开饭时社员排长队领饭，食堂门口蹲着大片吃饭的人群。排在队伍前边吃完了饭，排在后面的人还没有领到饭。雨天要踏着泥水去领饭，冷天领到饭以后吃冷饭。对老弱病人无法照顾，乳食不足的婴儿难以补贴。更重要的是，吃粮无计划，粮食浪费十分严重，秋收后不久就没有粮食了。多则两三个月，少则一个多月，大部分食堂就被迫停伙。此时，1958年的粮食征购任务还没有完成，为了完成国家的征购任务，一方面以反瞒产私分的名义搜粮，一方面在县内主要干道和周边县市设立“劝阻站”，查缉逃荒农民。1959年2－3月间，全县因缺粮，食堂停伙，浮肿普遍发生。大批农民逃荒到邻近的河南省。到1959年3月上旬，全县只有几十个食堂起伙，春耕生产基本处于停顿状态。直到麦收季节，食堂还处于时开时停的状态。麦收后不久又出现夏荒，食堂还是难以正常开办。当时农民私下传顺口溜：
食堂没有粮，
饿得人脸黄，
浮肿像黄牛，
干瘦像螳螂。
1959年8月29日，县委传达了庐山会议精神和省委反右倾会议，全县反右倾运动迅速展开。“保卫食堂”是反右倾的一项重要任务。县委负责人在大会报告中对食堂特别强调：“人民公社的食堂为什么会被一风吹掉？主要是对敌人打击得不狠。有人认为食堂一片黑暗，有人在动摇军心。”县委认为，办不办食堂，农民参加不参加食堂，是拥护不拥护共产党、拥护不拥护社会主义的一场阶级斗争。因此，农民绝对没有“入堂自愿，出堂自由”，即使是无粮下锅，喝清水，吃菜汤，也得集中在食堂喝。在反右倾运动中，对停伙的食堂人人过关，个个检讨。对那些所谓“污蔑食堂、攻击食堂”的给予严厉打击。十九里公社薛菜园大队小陈庄生产队长程中德曾编过顺口溜：“食堂食堂，经常没粮，小孩没吃，饿得叫娘。”因此将他定为右倾，撤销了队长职务，给予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进行了多次批斗。
在这种形势下，县委还对时开时停的食堂，要求一村一堂地全面起伙。为了巩固食堂，采取了分户不支粮和收尽社员饭锅的“两头挤”的办法，做到不漏户，不漏人，农民全部到食堂去吃饭。为了显示“一大二公”，把食堂合并起来，越办越大，农民到食堂吃饭越来越远，吃一顿饭要跑好几里路，雨雪天苦不堪言。观堂公社沙土集850人一个食堂，锅小笼少，经常不能按时开饭，晚饭经常等到9点多钟。有人编了打油诗：“早饭等到日正南，午饭红日偏西山，晚饭等到更鸡叫，不知明日再多晚。”为此，在干部和教师中广泛排查，要找出编这首打油诗攻击食堂的“坏人”，最后没有查出结果。
农民为了生存，搞些野菜、树皮，但是，没有锅成了社员家庭的一大难题。有些生产队把锅部分还给社员，但一到粮食收获季节为防止吃青或上级检查时又把锅收回来。农民白天不支锅，把锅藏在柴草中或沉放在河边的水中，等到晚上再拿出来煮些野菜、树皮充饥。
靠反右倾恢复起来的食堂口粮标准很低，一般日均每人2两左右。大部分食堂两年没有吃油，更谈不上吃肉。有的食堂几个月没有盐。冬天不供应热水和开水。食堂缺柴也是一个普遍问题。解决缺柴的办法一是砍树，二是拆房。全县树木被砍达80％以上，全县房屋倒塌和被扒10万间以上。有的地方挖坟劈棺当柴烧。在田野劈棺后剩下片片白骨，令人胆寒。
1959年秋，县委副部长以上干部从县、人委机关食堂撤出，成立了县委小食堂。小食堂里吃细粮，一切副食品满足供应。县委主要负责人有时还另加小餐，公社党委书记来往也在小食堂用餐。在小食堂虽然凭票用餐，但粮油月月透支，透支的全都由县委财贸部解决。
公社食堂一般说来有明有暗。明的是公社机关食堂，按标准凭票用餐；暗的是可以多处饱食。如在小农场，火箭营（以武装民兵为主体的单位）、公社饭店、公社菜园等地方，采取多留粮、多供粮的办法，以满足一些领导人的需要。有的公社不仅暗吃饱食，还聚餐、饮酒。
在大队一级，先办食堂，后被统一撤销，大队干部到所在生产队食堂吃饭。多数干部是明餐不饱暗餐饱，东庄不饱西庄吃，千方百计地安排好自己和家属的生活。还有不少干部贪占粮食，以保证自己家属饱餐。个别作风恶劣的干部不顾农民死活，采取硬卡农民口粮、偷盗食堂粮食，除满足家属需要以外，还高价出售。在农民日均口粮二三两的时候，食堂的粮食被干部吃掉了三分之一左右。
干部不仅自己多吃多占，还把食堂当作摧残农民的工具。古城公社一名干部说：“我就靠食堂的一把勺子一杆秤，想叫谁死谁就得死，想叫谁活谁就能活。”当时的食堂有“五多吃”、“八扣饭”。“五多吃”是：干部多吃，干部家属多吃，干部近亲多吃，炊事员多吃，上级检查人员多吃；“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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