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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搞代食品不用政府组织，不用动员，在肠胃的压迫下，人们会自发地去搞。在城市，直到1961年，食品不足的问题还没有缓解，有些市民在城市绿化中寻找代食品。在吉林省会长春市，自1961年5月以来，市内不少树被扒了皮。据统计，仅南关、朝阳、二道河子三个区，被扒了皮的树有1036棵，绝大部分是榆树。一般都是零星扒的，也有连片的。除了扒树皮以外，也有不少人撸榆钱、树叶作代食品。长春市扒树皮的情况在4月以前就开始了，4月7日，市建设局发出了禁止乱种菜、损坏树木花草的紧急通知，但扒树皮现象还继续发展。接着，市长出面召开了公安、教育、团委、建设局等单位的会议，禁止扒树皮及在市区乱种菜。市公安局、建设局组织了300多人，分赴各公园和树木多的地方，由早4时到晚11时，轮班巡逻，对于扒树皮、毁坏树木的人，则行政拘留。在长春以外的地方剥树皮的情况更为严重。延边地区各市、县，除敦化以外，公路、铁路沿线以及村子周围，大部分榆树都被剥光。
除了寻找代食品以外，吉林和全国各地一样，也大力推广“做饭增量法”，同样的米可以做出更多的饭。农民说这是哄肚皮的办法。吉林省在推广时却说，据辽宁、陕西两省若干个科研机构，将增量法和原来做饭的办法对比试验证明，增量法既能把粮食中的养分发挥出来，容易消化，增加热量，有利于增强体质，又能吃饱吃好，节约粮食。按全省农村一年消费口粮238。5万吨计算，如果都用增量法做饭，就等于增产粮食75万吨，可够全省900万农村人口吃4个月。
二、“五风”也渡山海关
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也渡过了山海关，在东北大地肆虐。这“五风”本来是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产物，哪里有“三面红旗”飘扬，哪里就有“五风”　肆虐。而“五风”之所以毫无阻拦，是政治运动的结果。政治运动使说真话的人沉默，使智者沉默。
从1957初年到1959年末统计，吉林全省有19611名党员受到党纪处分，占全省党员总数的2。49％，其中开除党籍的7243名（内有反革命分子446名，各类坏分子1103名，阶级异己分子1101人，右派分子857名）。在这些受处分的党员中，中央管的党员干部25名，省委管的党干部125名。
1959年8月26－9月10日的省委扩大会议上，传达八届八中全会（即庐山会议），掀起反右倾运动。吉林省反右倾批判的对象：李树仁：省委委员、公主岭地委第一书记，留党察看二年，撤职；李晨：通化市委书记处书记，留党察看二年，撤职；徐壁人：吉林市委副秘书长，市委委员，留党察看二年，撤职；张书田：四平市委宣传部长，留党察看一年，撤职；袁小平：长春电影制片厂副厂长，严重警告，撤职；宋均：长春市基建交通部长，撤职；崔世臣：辽源市委书记处书记，撤职，保留市委委员；闻风：吉林化学工业公司设计院副院长；杨光：白城地委书记处书记；石达：省林业厅副厅长。
从这个名单上看，吉林省的批判对象层次比较低，最高的是地委级。而相当多的省里，批判对象中有省级。这说明吉林省反右倾斗争不如有些省那样激烈。
1959年12月31日，中共吉林省委十三次全体（扩大）会议，在彻底揭发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李树仁和李晨，并批判了其他一些人的严重右倾错误的基础上，作出决议：省、市、地、县机关以及厂矿、企业、学校领导干部中的反右整风已经开展了的，应继续深入；没有开展的，应及时开展；无论开始先后，一律搞深搞透。在农村中，继续开展以两条道路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为中心的整党整社运动。集中弄清“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和党的领导等问题上的大是大非，彻底揭露和粉碎右倾机会主义，以保证总路线的贯彻执行，巩固党的统一和团结。”这个决议，把反右倾斗争从省级干部中推向基层。
吉林省委领导人虽然不像河南、山东、四川等省委领导人那么狂热，但还得跟着政治潮流走。“五风”　肆虐和反右倾运动是同时发生的。
1959年3月，吉林省召开了六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中央郑州会议精神，批评和制止横行了半年的“五风”。与会的发言者揭露了不少农村“五风”的情况。在1958年大跃进中，由于平均主义，由于农业劳动力不足等多种原因，粮食大量浪费。秋收非常粗糙，不少粮食没有收上来。海龙县吉乐公社的吉祥等三个队，仅在乱草中就打出稻子128000斤，占水稻总产量的18％。有些队的水稻，到1959年3月还堆在场院里没有扬出来。杏岭公社大兴第三队损失的水稻，每亩地至少25斤以上。大家估算了17个生产队的损失，约有270000多斤，相当于1958年700亩地的产量。双辽县三巨管理区有一垧（一垧等于10亩）多高梁，50多椽子，到1959年3月还没拉回去，在高梁椽子附近的地上有2寸厚的高梁粒。有的生产队“见堆就有粮”（土堆、草堆、柴堆、楷禾堆、格荛堆里都有粮食）宏伟管理区一个生产队的90垧高梁一天一夜就打完了，只打出600多担，至少七八十担粮食没打下来。柳河县凉水河子公社第六队到1959年3月还有14000多捆稻子放在场院没有管理，任凭“鸡刨猪糟”。靖宇县榆树川公社有两千捆莜麦直到初春还放在地里。另外，不少生产队大量的萝卜、白菜、土豆、甜菜，由于没人管理，放在地里冻坏。不少生产队牲畜丢了没人管，认为跑也跑不出公社范围。因此，牲口大量死亡。农具破坏丢失也十分严重。
在这次六级干部会上，延边、通化、吉林等地区的干部认为平均主义在吉林有八大表现：1）分配拉平，富队尽量多积累少分配，穷队少积累、多分配；2）评级拉平，在评定劳动力等级时，不分特产专业队和一般专业队的不同情况，均按统一的比例；3）劳动量拉平，不分男女老弱，不管干活多少，只要出工，就记一个工；4）生产资料拉平，富队的财产多调，穷队少调或不调，把富队的财产往穷队里调；5）细粮拉平，不分朝鲜族、汉族，不管稻田多少，细粮一律按20％供给；6）口粮留量拉平，不管增产队还是减产队，一律按人均480斤留粮；7）菜金标准拉平，不管收入多少，不分大人小孩，每人每月一律3角；8）年节供应猪肉拉平，不分养猪多少、好坏，春节期间一律按一斤肉供应。
吉林市郊区的九站人民公社是“五风”比较突出的一个例子。这个公社原来是一个先进单位，整风整社时发现问题严重，才认为是“被地富反坏分子把持了领导权”。这个公社的张久管理区的干部们，经常以“向党开炮”、“放毒”、“资本主义分子”、“破坏分子”、“不服从党的领导”等罪名，任意打骂群众。他们经常威胁农民：“凡是不老实的，就得专他们的政！”动不动就说：“专他们一下！”专政的办法有三种，一种是“训练班”，即集中起来强制劳动，不给报酬；一种是“养病房”，对自称有病不能劳动的，就送养病房，睡凉炕，喝寸米粥（极稀的粥，一寸粥只有一粒米）；一种是插白旗，游街、吊打。全管理区共308户，被专过政的就占总户数的20％左右。农民王德潤一家三口被迫害致死，干部们还说：“这有什么了不起，死一个摆着，死两个挑着，死三个垛着！”生产上瞎指挥，全公社有6000多亩不宜种菜的土地硬让种了菜，如地势低洼的840亩地强行种洋葱，种子花了10800元，仅收700元。　“五风”严重破坏了生产力，以这个公社大荒管理区为例，粮食产量1959年比1958年减少了44。2％，1960年比1958年减少了58。55％。
在大刮“五风”当中，农村干部违法乱纪的情况比较严重，1959年春夏整社时进行了整顿，情况有所好转。1959年秋反右倾以后又有发生。吉林省人民检察院党组报告，少数基层干部欺凌老百姓的情况：1）威胁、逼供甚至造成农民自杀；2）捆绑、吊打农民；3）乡社办“教养队”、“集训班”，实际是劳改队；4）随意拘留；5）以食品不能外流为名，沿途堵截搜查，查到的食品被干部没收。这些情况虽然不是普遍的，但情节也相当严重。中共吉林省委在1960年12月28日给中共中央和东北局的报告中说，如果有人不让“一平二调”，不听瞎指挥，干部就手拿几种“武器”对付：一是扣“帽子”：“右倾”、“不听党的话”、“富裕中农思想”、“本位主义”等等满天飞，吓得农民不敢说话；二是辩论，社员说，“一辩就没头，非把人眼珠子辩得冒汗（流泪）不可。”三是扣粮、扣饭、扣工分，罚款；四是撤职，梨树县榆树台公社一个管理区的书记，三个月撤了9个生产队长；五是硬逼，逼小脚妇女下水田，逼病人下地劳动；六是打骂和各种形式的体罚。
1959年3月的六级干部会议以后，接着进行了整风整社，吉林省的“共产风”在一些地方一度平息。但是，1959年秋反右倾以后，又刮了几次。1960年12月28日，中共吉林省委《关于贯彻执行中央紧急指示信试点情况的报告》中将全省463个公社排队分析后的结论是：过去“共产风”纠正得比较彻底，以后没有基本再刮的占28％左右；过去“共产风”纠正不彻底，或者1959年冬季又刮起来的占54％左右；过去“共产风”一直没有得到纠正，继续刮，严重破坏农业生产力的占18％左右。为什么“共产风”一刮再刮呢？省委第一书记吴德认为，这是由于“不少同志对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共产风’，怎样才能到达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与平均主义的区别，大集体下的小自由与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区别，革命发展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等根本问题，没有从认识上弄清楚，所以在工作中就掌握不稳。”吴德说，1959年冬，有些地方为了发展社有经济，为向“基本社有制”（即公社一级所有制）创造条件，产生了急躁情绪，又刮了一次共产风。
1960年3月，省委又召开了一次六级干部会把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情绪压下去了。但是省委的会议，不可能扭转庐山会议造成的形势，“共产风”在发展。吴德在报告中列举了“共产风”的几个方面：一，在1959年冬大搞水利建设中，无偿抽调管理区的劳动力、运输队力和物资、器材；二，在发展公社一级所有制经济中，从管理区又调上了不少东西，有的地方把穷区和富区合在一起；三，许多公社要管理区以物资和生产资料上缴公积金；四，机关学校、厂矿、部队在大搞副食品基地时，无偿地或很少报酬调用公社的土地、车马、劳动力的情况比较普遍；五，农村中小学搞勤工俭学和自给性生产，发动管理区献土地、车马、农具；六，在整顿食堂和大办福利事业中，有些地方没收社员员自留地，全部放到食堂，无偿占有社员房屋、家具；七，有些地方在解决粮食问题时，没收社员自留地产的粮食、蔬菜，甚至翻箱倒柜；八，有些公社无偿调用管理区的车马，成立运输队。吴德认为，1960年下半年的“这次共风刮的比过去面广，有的是从公社内部刮的，有的是从公社外部刮去的，有大集体‘共’小集体的，也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