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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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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潮》发表张树藩这篇回忆时,删去了这一段。本书作者依据张树藩夫人李瑞英提供的原稿补上这一段。
信阳死人数量最多的是光山县,死人比例最大的是淮滨县。信阳的老干部对本书作者说,省监委书记刘名榜、地委书记路宪文的小车是从死人的尸体旁边开过去的,但他们却没有向上反映情况。省委书记处书记杨蔚屏调查报告说:“光山县死亡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20%以上。槐店公社大梨树大队死亡60%以上,潢川县双柳公社新华大队死亡65%以上,13个村庄没有人烟。”
饿死这么多人,没有人哭。死尸冬天没处理。一直到春节发粮食,公社出面组织人,一人发一副手套往土井(1958年挖了不少这样的井)里拖,尸体都变形了也分不清谁是谁,拖到一个土井里集体埋了,一般是一个土井埋100多人。
中央和省委调查组李振海、陶陌生、贺棣忠三人在1960年10月9日写的关于息县的报告中说:
据县委的不完全统计,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息县共死亡104,523人,占全县原有人口的14%,,实际上死亡人数不只此数。这是因为,第一,时间上卡头去尾,实际上10月以前就死了不少,1960年三季度还在饿死人。第二,正常死亡人数界限定得过高,不少非正常死亡纳入了正常死亡。我们估计息县死亡人口在12万到14万之间。县公安局统计数是13万。人死了,就合并村,1959年上半年有村庄5489个,现在只有4805个,减少了639个。。。。。。张陶公社温圈子大队社员张文儒于去年11月间到野外剜尸体当牛肉卖,每斤3角,被发现后遭毒打致死。贫农李世平和其子李心泉、其女李小妮三人夜间到坟地扒尸体,因与中农社员王振宇争夺尸体,李世平父子将王振宇打死,并将王的尸体抬回家煮吃,被干部发现,用刀背对着李的头部狠打,当即致死。。。。。。陈登常,38岁,息县项店公社人,中农成份。去年11月29日,将他病重的6岁亲生女儿掐死煮吃,5月2日,又将队里的两岁男孩尸体吃掉,被捕后判20年,已死于狱中。
在群众大量饿死的时候,干部多吃多占的情况比较普遍,淮滨县汤坡大队前店生产队的社员说:“我们饿肿了,干部吃胖了。”就是这个汤坡大队,在1959年10月上旬,每人每天半斤红薯,另加红薯叶大人一碗,小孩半碗;10月21日到11月25日,每人每天四两红薯和少量的红薯叶,11月26日到12月上旬,全吃青菜,大人一碗,小孩半碗;12月中旬,5天时间每人一天只吃一顿菜,在这以后连续停伙五天。就在这种情况下,抗旱20天,每天只睡两三小时。省委检查中心桃林小组《关于潢川县桃林公社因生活安排不当发生死人情况的检查报告》中说,潢川县何陂大队死亡率24。9%,其中劳动力死亡率为49%。全大队60个生产队干部只死两个人(群众反映这两人是好干部,没有多吃多占)。23个大队干部不仅没有一个死亡,而且连浮肿病都没有(后来查明,大队干部自去秋以来,到1960年5月13日,多吃和往家里拿,计牛猪肉3000斤,鸭子300余只,鱼150斤,羊15只,香油570斤,粮食5000多斤)。
由于反右倾,干部们都不敢说真话。信阳专署机关党委书记李文耀,其妻姓文,回老家看到煮人肉吃,她没有吃,带给孩子吃。李文耀的父亲饿得走不动了饿死在街头。但李文耀还是说形势大好,还积极批判张树藩、余德鸿。余德鸿说:“你老婆吃过人肉,你爹饿死了,你还批我,你有人性没有?”
信阳地委副书记王达夫分管反右倾运动,态度很坚决,整人很厉害。他是新蔡县人,新蔡饿死人不少,他家不少亲戚到他家,他是知道真实情况的,但他反右倾越反越有劲。信阳事件以后他还是当地委副书记。余德鸿等到省委告他,说他在信阳事件中有责任,省委才给他记过处分并调动工作。
就在信阳大量饿死人、人相食普遍发生的时候,《河南日报》还宣传形势一派大好,连续发表七篇“向共产主义进军”的文章。
余鸿德说:当年信阳库里有粮10亿多斤,当年产量29多亿斤,共40亿斤。守着这么多粮食还饿死人,真不应该。如果开仓放粮,就不会饿死人。后来还是信阳自己库里的粮食解决的,没有从外面调粮食。饥民看着粮库里有粮,也没有人想到抢粮食。有的农民坐在旁边等着政府开仓放粮,他们坐在粮库旁边喊:“共产党,毛主席,救救我们!”有人就饿死在粮库旁边。
尤太忠将军是光山县人,他老家饿死人最多。他回家探亲后回部队说了真话,挨了批评。湖北省长张体学是新县八里畈人,他家有亲戚饿死了,他回家看过,回去反映过情况没起作用。在那种体制下,连这样的高官说真话都没人听,老百姓就更没有地方说话了。
信阳到底饿死多少人?1960年6月的统计数是436882人,10月的统计数是549171人,12月的统计数是100万人:
中央调查组引用的地委6月8日统计,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信阳地区死亡总数436882人,占全区原有总人口8042097人的5。92%,死亡人口中正常死亡155698人,占总人口的1。96%。
河南省委在1960年11月关于信阳事件的检讨中是这样写的:“据今年10月分统计,信阳全区去冬今春死亡549171人,占全区总人口840万人的6。54%。死人最多的是光山、固始、息县潢川、商城、正阳、罗山等7个县。在全区4473个生产大队中,人口死亡占总人数20%以上的有520个大队,其中有些大队死亡人数占50%以上。光山死亡97154人,占总人数的19。87%,死绝户5639户。”
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在1960年12月6日在中共河南省委常委会上说:“整个死亡数字还在增加,破坏实在严重,800万人死了八分之一的样子。”
1999年以后,我在信阳、郑州、北京访问了当年信阳事件的当事人,他们几乎一致地认为,信阳事件中,非正常死亡人数至少是100万人,可能更多。
5、成千上万的人被活活打死
本书前面已介绍过,在反瞒产私分中打死了不少人。此外,饿得没办法的农民如果偷吃了一点东西就可能被活活打死。讲真话的,不听话的,都有可能被活活打死。
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杨蔚屏写的《关于信阳事件的报告》中提供了这样的数字:光山县和潢川两县被打致死2104人,被打致残的仅潢川一县就有254人。光山县被打死的1008人中,县委书记处书记一人,大队干部4人,小队干部47人,党员11人,团员61人,基本群众848人,“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87人。
杨蔚屏报告说,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6月,光山县的53个生产大队被打死的群众就有404人(其中活埋1人),这404人当中,生产队以上的干部199人。干部打社员更是家常便饭了。泼河公社陶湾大队,11个大队干部、16个小队干部打过社员。支部书记黄某,在正月十五这天早晨就打了社员47人,并把一位县人民代表活活打死。斛山公社团委书记胡某亲手打过92人,并用“点天灯”的残酷手段烧死2人。
我采访的当事人说,杨慰屏提供的数字比实际情况要小。
中央调查组成员李振海、陶陌生、贺棣忠三人1960年10月9日提供的关于息县的调查报告描述了当时的惨状:
据不完全统计,全县共打死、逼死社员1065人,其中,当场打死226人,打后死亡360人,被逼自杀479人。其中,基层干部被打死29人,打残46人。
夏庄公社罗圈子大队队长杨某和统计员罗某于1959年11月28日,将偷耕牛的7名社员用一根铁丝穿7个人的耳朵,每人披上牛皮,在各村游街,一边走一边打。该大队有两名社员因杀牛被打死。
张陶公社温圈子大队三个干部打死8名社员。
遂平县嵖岈山公社刘宝和生产队社员赵强,饿得两腿浮肿还得赶着牛下地干活。他在地头昏了过去。醒来,他爬到收获了的玉米堆里,大口大口地吞吃已经干得发黄的玉米叶子,把嘴扎得直流血。他意外地发现一个没有收尽的玉米,如获至宝,想起家中饿得奄奄一息的小孩,他强忍饥饿,把玉米藏在怀里。谁知被队长闫某发现了,闫某把赵强捆了起来,手拿扁担没头没脑地往赵强身上打,打得鲜血直流。打了以后还让赵强干活。赵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刚走到地头,就一头栽倒地上死了。
一天夜里,遂平县嵖岈山公社李尧大队死了一头老母猪。饲养员宋和看到四下无人,就把死母猪扛回家里。用刀子一开膛,发现猪肚里还有12只粉嫩的猪娃子。宋和十分心疼。他想,先把猪娃子吃了,把母猪埋起来以后慢慢吃。然而,他还没动手,大队长翟某带了一伙人闯进来,二话没说先劈头盖脸地给宋和一记耳光,打得宋和满嘴流血。接着把他五花大绑送到大队部,吊在大队办公室的梁上。大队委员们连夜把母猪肉吃了,宋和被吊了一夜,疼得大叫也没人理。第二天,宋和脖子上吊着猪娃子和猪头,被队干部押着游街示众,一边游一边喊:“我是贼,我偷杀了猪。”游街一天,宋和滴水未进,倒在路旁死了。
遂平县嵖岈山公社韩楼大队一个老头饿得没办法,偷杀了一只羊,煮到半熟时,被民兵营长发现了,当场被抓了起来,把羊肉用布包上,挂在老头的脖子上游街。游完街后,用绳子捆起来吊在树上。从上午一直吊到晚上。老头不停地惨叫求饶,没人理睬。老头惨死在树上后,民兵营长把尸体拉到河坡上,盖上麦杆,点一把火烧了。
嵖岈山公社袁庄大队饲养员刘志兰和袁志红,弄死了一头小猪崽,被生产队长发现后,一个人脖子上挂一块猪崽肉游街。接着开会批斗。两人在批斗会上被活活打死。
1959年11月12日,光山县城关公社李堰大队黄西店小食堂停伙两个月了,全小队社员共同商议,把本队一头牛杀了分吃,由队里17名社员执行。此事被大队干部发觉后,率领打手队,把17名社员绑到大队部,一起吊起来毒打了一整天,刘太国、黄兰友、黄国孚、王申喜、王声召、王元福六人被打死。
乔培华根据档案写的《信阳事件》中记录了光山县槐店公社大树大队发生的事例:
1959年11月8日,干部发现徐湾小队社员方正义家中有一小块牛肉,方正义立即遭到毒打,6天后死亡;
1959年11月25日,晏湾小队社员胡德厚,没有按干部派的活去拔菜,遭到残酷毒打,两天后死亡;
1959年11月**日,晏湾小队社员晏家心,因欠队里款未还,遭到毒打,5天后死亡。晏的妻子黄秀英在家里炒麦子吃,被干部抓住,以偷粮的罪名开群众斗争大会。然后将黄捆绑,用冷水淋冻,不久死亡。家中5个小孩,除14岁的大女儿逃到亲戚家外,其余4个全都饿死;
1959年11月20日,韩湾小队社员阮祥海,因没有听从干部的安排去捡牛粪,遭到捆绑毒打后不让吃饭。阮饿得没办法,到食堂拿点花生米吃,被当场打死。
河南打人的情况如此严重,是因为从中央到省里制止不力。早在1958年,长葛县坡胡人民公社有一封群众来信送到了毛泽东手里。信中反映,该社的社队干部打人骂人现象十分严重,被打的不仅有普通群众,还有党、团员和队干部,许多人偷跑在外。没有打人的干部被扣上了斗争性不强的大帽子。1958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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