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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第9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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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中，县委主要负责人加强了邮政通信检查，凡是向上级反映情况或控告的材料，都被卡下来，把消息封锁得死死的。县委第一书记个人就扣住51封信件，两封未具名的交公安机关侦察。凡是反映情况的人都受到各种打击迫害。1960年4月，省、地委派出工作组到湄潭调查，县里继续捂盖子。绥阳公社党委负责人重抄故技，以保护首长为名，把群众赶上山去不与工作组接触，又把严重病号和孤儿集中关起来，在一间烤烟房里就关死36人，又组织人力把尸体丢在土坑消洞里。该社背后两个大消洞里面，丢了几百具尸体，还有还未断气就往里面扔，扔下去还哇哇地叫，群众把这个消洞叫“万人坑”。
据统计，在这场反瞒产、反盗窃运动中，全县被活活打死的群众1324人，打伤致残的175人，关押死的200余人，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帽子、开除党籍、开除工作籍、撤销一切职务的1680人。
960年4月，“湄潭事件”暴露后，省、地委派出工作组，采取紧急措施全力抢救，做了大量工作：
一是开仓发粮，安排群众生活。粮仓一开，农村死亡基本停下来了。当政府开仓发粮的消息一传开，许多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地说：“老天爷睁眼了！我们有救了！”
二是抢救病号。全县成立临时医院250个，每个管理区至少一个，大的管理区2至3个，住院病号6300余人，勉强治疗，采取营养、药物等方法医治，完全康复后出院。
三是收养孤儿。全县成立23所孤儿院，每个公社至少1所，把4735名孤儿集中在孤儿院抚养。
“湄潭事件”揭开后，为了平息民愤，挽回影响。省、地委工作组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掌握了大量的材料，最后对“湄潭事件”作出了结论。查明公社党委被坏分子掌握领导权的6个，占公社总数的33。3％；管理区党总支腐烂的31个，组织不纯的51个，共82个，占管理区总数的60。3％；犯有严重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在职干部377人等等。公社和管理区是当时县以下的两级主要政权组织，却烂掉了50％以上，情况当然是严重的。工作组向地委写出报告，提出八条处理意见。有了结论和处理意见，紧接着就号召全县干部和群众揭“湄潭事件”的盖子，开展“新三反”，不久又搞开了“整风整社”。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斗争的烈火越烧越旺。
1960年6月，原县委第一书记×××被定为蜕化变质分子，依法逮捕判刑，公社领导也抓了几个。县里组织了庞大的专案队伍，把有问题的几百名干部集中审查定性办集训班。于1960年8月，公开枪决了副县长兼绥阳公社党委书记××（1983年3月平反）；另外，还枪决了兴隆公社中华管理区大支书×××。后来人越抓越多，在“整风整社”中，一次会议就抓了30几个干部。在这场斗争中，又处分了大批干部。
围绕“湄潭事件”进行的“新三反”、“整风整社”运动，本来是为了总结教训，平息民愤，挽回影响，调整党群关系。而实际上是以“左”反“左”，不但于事无补，反而把事态重新扩大，并没有找出造成“湄潭事件”的真正原因，接受沉痛教训。而是把事件的全部责任一锅端给下面，让你吃不完篼起来。这种以“左”反“左”的作法，只能是抱薪救火，错上加错。
贵州的湄潭事件比河南的信阳事件早揭露半年，两地相差一两千公里，而发生的情况极为相似，可见大一统的极权制度有何等威力！
1960年6月，在饿死了近一半人口的江口县（属铜仁地区），农民群起暴动。带头的有几个是人民公社的党委书记。但农民手无寸铁，很快被镇压下去。擅自开仓放粮的县长饮弹自杀。这就是江口事件。此事待档案开放后核实。
在贵州大量饿死人的时候，周林并没有向中央封锁消息，他向上报告了灾情，但还是缩小了严重程度。1961年后，周林对贵州的大饥荒做了不少挽救的工作，也对“遵义、金沙、湄潭事件”做过多次检讨。在农村，他按照中央的新政策，恢复了农民的自留地，开放农村集市贸易。贵州省委还宣布荒山荒地谁种谁收，三年免征公粮。对少数民族的政策更加放宽，恢复了少数民族自制传统服饰所需的“蓝靛土”、“姑娘田”、麻园等。贵州省委甚至把城镇原属于个人或集体所有制的小商店、小作坊、归还给个人和集体，一时贵州省大小城镇中，处处出现前门设店，后场设场的“夫妻老婆店”和小作坊。
周林在大跃进中的极左行为和造成的恶果，加上纠正左倾中的“右”为他带来了灾难。在“四清”中他成了斗争对象。
第十三章 各省饥荒纵览
一、十一省以外情况
本书前面十二章介绍了十一个省和城市的情况。这十一个省是我一一考察过、并阅读过档案资料的。还有一些省份我没有专门考察，却通过各种渠道得到了一些资料。对这些资料，这里作一些介绍。
1，黑色的贵州
在大跃进及以后的几年，贵州省是非正常死亡率比较高的一个省。据公开出版物《中国人口·贵州分册》的数据计算，1959年贵州省共有1700万人口，大饥荒期间，非正常死亡人口90万，全省平均非正常死亡率为53‰，此外还少生的120万人。这是按官方数据算的，实际情况可能还要严重得多，有人说大饥荒期间贵州省饿死人150万，但无从查证。曹树基用他的方法算出贵州1959－1961年非正常死亡174．6万人。
2002年12月，我应邀到云南玉溪抚仙湖一个经济论坛作演讲。会后我到云省档案馆查了几天档案。之后，我乘火车到贵阳，计划用几天时间专门查阅贵州档案。新华社贵州分社的朋友很支持我，除了我带的介绍信以外，分社又为我开具了一个用词更为恳切的介绍信。经省委办公厅同意，我到贵州省档案馆查阅目录。不到一天时间，我就查到了我所需要看的案卷目录：目录号都是3，案卷号在括弧内：
1957年，各地农村大辩论报告（1521）；
1958年12月，周林同志在省委一届八次会议上的总结发言（1691）；
1958年2月，省委一次会议向中央的报告（1684）；
1958，安顺、黔南关于粮食问题的处理意见和报告（1758）；
1958，铜仁、黔南关于灾情工作的意见（1761）；
1958，各地、州委关于大办钢铁铜的意见报告（1786）；
1958，遵义、安顺关于灾情等工作的意见（1762）；
1958，中央、省委关于平息叛乱的报告（1754）；
1959，省委三级干部会议的情况报告（1856）；
1959，省委三级干部会议及批几位同志的右倾（1870）；
1959，省委批转吴肃等同志有关农村工作的报告（1964）；
1959，各地、州关于发生疾病及防止、治疗情况的报告（1970）；
1959，各地、州委关于粮食工作、粮食调运工作的请示报告（2034）；
1960，周林同志在四级干部会上的报告（2081）；
1960，四级干部会议简报（2082，2083）；
1960，省委书记处遵义会议记录，贵州人口变化统计（2118）；
1960，关于“共产风”的表现和危害（2123）；
1960，中央检查团赵方等人的报告（2125）；
1960，省监委关于反右倾整风运动的意见（2159）；
1960，遵义地区饥荒情况（2167）；
1960，各地、州农村饥荒情况（2169）；
1960，公安厅关于各地治安情况的报告（2209）；
1960，公安厅关于几个地区干部违法乱纪情况的报告（2215）；
1960，省工会关于劳逸结合、安排群众生活的报告（2251）；
1961，各地关于病情和防治疾病的报告（2423）；
1961，遵义地区粮食包产到户的情况报告（2452）；
1961，安顺、毕节等地食油、粮食问题的批复（2503）；
1961，张才书、杜仲文等人反映“五风”情况（2517）；
1962，公安厅关于各地治安情况报告（2616）；
1962，1960、1961、1962年上半年人口统计（2617）。
我将以上内容填好贵州省档案馆的“利用者档案资料调卷申请单”，交给调档的负责人。没想到，她看了我写的内容以后，不敢做主，说要请示领导。请示后，馆长答复，查这类档案要省委廖副秘书长签字。廖副秘书长在省委大院里的常委办公处值班。省委大门有岗哨，常委小院还有一道岗哨。新华社贵州分社这位朋友很热情，经多方周折，他把我领进了常委办公处。廖副秘书长四十来岁，显得精明强干，他很热情地让我座下让茶。但他说，你要看的这些内容我也作不了主，要请示秘书长，秘书长就在楼上，我立即去找他。他上楼二十来分钟就下来了，对我说：秘书长说，要看这些东西得请示中共中央办公厅。要不要打电话请示？我说，算了吧，下次再来。
查档不成，朋友们安排我游览了黄果树瀑布、天生桥和贵阳市。贵州查档无功而返。我把档案号抄在上面，以后查档者也许有用。
看不到档案，我只好利用其它渠道了解一些情况，写了这一段。等档案开放以后，再加以充实。
毛泽东夸贵州“正气上升，捷报飞传” 在大饥荒期间，贵州这个很不发达的省份，却创造了两项影响全国的经验，受到毛泽东的大力推崇。一个是关于粮食方面的经验，另一个是关于公共食堂的经验。这两个经验应当归功于省委书记周林。
周林，三年大饥荒时任贵州省委第一书记。他1912年生于贵州国酒之乡怀仁。1950年任上海市政府秘书长。后调任贵州省副省长、省长、省委第一书记兼西南局书记处书记。他衣锦还乡，却没有给家乡带来好处。周林在贵州主持工作期间，高举“三面红旗”，迎合毛泽东的意愿，对贵州造成了很大的危害。在“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周林受到了批判斗争。1977年从南京大学党委书记调任教育部副部长兼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在北大期间，于1979年7月为马寅初平反。周林于1997年逝世。这说明一个干部能干坏事，也能干好事，关键在中央的路线正确与否。
1958年，贵州全省实现人民公社化，粮食的定产、定购、定销数字，则由农业生产合作社并到各自所属公社的生产队，以队为计算粮食购销的单位。对农业社的定购数，以1957年农业社（户）的统购粮食数加上1958年增产部份的增购数为准，1958年比1957年增产的粮食，一般增购其22％。定购数核定后，自1958年起，5年基本不变，增产不增购。农业社向国家交售的粮食品种，在每年春耕生产以前由国家分配一次，并实行“定时、定点、定质、定量、定品种”的“五定”交接合同，使入仓工作制度化。1958年3月和8月，贵州先后召开两次财贸工作会议，确定商业“大跃进”十大纲要，以完成购销好坏实行“插红旗”、“拔白旗”，促使某些人弄虚作假，虚报浮夸，农业生产出现高指标，高估产，浮夸风，随之出现的是粮食高征购。1958年，全省夏秋粮食长势很好，一度估计产180亿斤，由于农村抽调大批劳力支援工业，使一些已经成熟的粮食丢在地里无人收，造成了丰产不能丰收。同时，城市和矿区增加非农业人口60万人，粮食需求量增长很大。因此，将粮食征购任务调增到36亿斤原粮（下同），后来粮食产量降到104。98亿斤，比1957年减产2％，而征购完成33。53亿斤，比1957年增加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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